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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就在广州寻找过广雅书局的遗址，当时所找不得要领，此次见到倪俊明馆长时，特意向他请问这件事。因为我所查到的资料，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就是在广雅书局的基础上建立而成者。倪馆长说，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是省馆已经三迁，当年广雅书局的那片旧址现在变的寥无痕迹。他给我讲述了搬迁的过程，我当然对这个结果不能死心，于是向他请问，广雅书局的遗址是否还在？他说，确实是在那里，因为有些产权上的纠纷，广雅书局的藏版楼被拆之后，至今还空闲在原地。闻听此言，我马上提出可否前往一看，倪馆长立即安排罗焕好老师带我前往。
广雅书局旧址今日的门牌号为广州市文德路62号大院，处在广州的市中心之内。院落的门口有着锈迹斑驳的大铁门，当然也不是当年的原物了。院的门口侧墙上贴着房屋出租广告，43平米的居室，月租就已经高达3000元，即此可见，本处的位置之优。大门口的前方横着栏杆，几位长相彪悍的男人在大门口转来转去，这种阵势引起了我的戒备。罗老师立即上前向这几个人用粤语解释着我等前来的目的，那几个人用疑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互相之间交流了几句，然后转身散去。 进入了栏杆的区域，眼前所见是一个大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放着上百辆的各式轿车，地面做了简单的硬化。因为这个62号院处在一个闹市区的十字口上，故沿街的两侧改成了二层的弧形门脸儿房，然不知什么原因，从内侧望去，这些门脸儿房只是半成品，下面的一层已经变成了临时的车库，显然这里是一个未曾完工的工地，而刚刚施工到一半，却因为各种原因停了下来。
我在拍照过程中，那几个看车人还在用眼光望着我，我从眼神中没能解读出善意，我本想问罗老师这其中的缘故，我看她没有向我解释的意思，于是就匆匆地拍了几张照片走了出来。在前来此地时，倪馆长已经跟我说，他那里有广雅书局藏版楼的照片，而后他送给了我一本《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志》。此书前面的附图，前两张就是广雅书局版片藏版楼以及院中的抗风轩。望着那上了年月的黑白照片，依然从上面可以看到当年藏版楼的壮观，可惜跟眼前的所见形成了较大的反差，然而细想之下，那个当年的藏版楼也是有着西洋味儿的二层建筑，而停车场盖的这些门脸儿房内侧，如果略做装修，也完全可以造出当年的式样，只是在这市中心的寸土寸金之地，谁肯将这些楼房改造成古代的藏版楼呢？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看完之后，当然难契我心。按照《馆志》上的记载，广东省图书馆于1912年7月开创于广雅书局旧址之上。到了1929年，因为馆里的发展，这里的地方显的有些狭小逼仄，于是将省馆迁到了惠爱路，两年之后又迁回了原址。到了1943年，省馆奉命停办，并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市馆。当时省馆的藏书以及广雅书局所刻之书和版片，就一并迁入了广州市图书馆。而广州市馆离广雅书局旧址很近，也在文德路上，如此说来，文德路的广州市馆也曾经是广雅书局的藏书和藏版之处。既然在广雅书局原址看不到了痕迹，于是我提出前往广州市馆的旧址去探看，罗老师立即带我前往。
三年前，我在寻找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时曾路过此处，但那次的前来正赶上此馆在装修，故而大门紧闭，只能通过缝隙向里面张望一番，而今再来这里，因为有罗老师的带领，使得所乘之车顺利地进入院内。从外观看，此馆的主楼建设颇为典雅，虽是二层建筑，却有着中西合璧后而产生的另一种建筑美。从格局上看，有点像小号的北京民族文化宫，而今这里仍然归省馆管辖。在大楼的正前方，立着孙中山的铜像，不知道这里跟孙中山有怎样的关系，但此馆对外的称呼就是孙中山文献馆。从《馆志》上得知，这座主楼建成于1933年，所有款项主要来自于美洲华侨的捐献。当年建成之时，此馆被视之为广东地区最壮观的馆舍。
1937年抗战期间，为了防备日机将此楼炸毁，当年市馆的工作人员把此楼涂装成了迷彩色，前些年的维修不知道是不是在去除当年的涂装。到了1938年，广州被日军攻占，此楼成为了日本海军特务部的机关，然楼门前的台阶及护栏细看之下，倒确实是当年的旧物，如此说来，该馆虽几经磨难，但此楼大体保存完好。
走入大堂之内，第二进门楣上嵌着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匾额，再向里面走，顿时觉得别有洞天。因为主体部分被建造成了八角的形式，将图书馆建造成这种形式，在其他地方确实从未见到过。罗老师说，这个独特的建筑仍然是当年的制式，只是做了内部的装修，因为今天该馆成为了儿童阅览之处，因此沿墙摆放着一些低矮的书架，上面插放着少儿读物，这些读物跟楼体的典雅有着时代上的冲突。
走出馆舍，在院中看到了文保牌，专门介绍着本馆的来由，上面明确地写明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就是为了纪念孙中山而建造者，而大门口门柱上镶嵌的孙中山文献馆馆名则出自叶选平之手。
院落里还有一个水池，而我却注意到，水池的另一侧有一棵高大的古树，从叶片看，我叫不出这是什么树名。走到近前，才看到上面所贴的铭牌，原来这种树的名称叫“秋枫”。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树种，不知道俗话中的“打秋风”与此有没有关联。当年广雅书局所印之书已经搬到了文明路的省馆善本特藏部，而当年广雅书局所刊刻的那些版片，则早已化为了尘烟，我来这里当然不可能再看到任何的书版，在这院落中探寻一番，不过是寄托一种思念之情罢了。
广雅书院为张之洞所建，而后他又建了这个广雅书局，此书局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在这一年的10月，张之洞给皇帝写了件奏折，奏折的名称是“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此折讲明了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的目的，故我将其内容部分抄录如下：“窃惟经学昌明，至我朝为极盛。道光年间，前督臣阮元校刊《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余卷，藏板学海堂，既已表章先正，亦以鼓舞来学。于是海内通经致用之士，接踵奋兴，迨今六十余年，通人著述日出不穷。或有稿草遗编，家藏椠本，当时未见，近始流传，亟应续辑刊行，以昭圣代文治之盛。况学海堂为当日创刊《经解》之所，是粤省尤当力任此举，勉绍前规。臣等海邦承乏，深惟治源，亟宜殚敬教劝学之方，以收经正民兴之效。此外史部、子部、集部诸书，可以考鉴古今，裨益经济，维持人心风俗者，一并搜罗刊播。上年既经臣之洞捐赀设局举办，然必须筹有常款，择有定地，方能经久。现经臣等公同筹度，即将省城内旧机器局重加修葺，以为书局，名曰广雅书局……”
张之洞在奏折中首先回顾了阮元在广州刊刻《皇清经解》的过往，他说当年的刊刻对社会的影响很大，但是那件事距今已经过了60多年，还有很多好的稿本没有刊刻出来，更何况，当年阮元所办的学海堂，主要刊刻的是经部，而史、子、集三部却未能刊刻，因此张之洞跟一些大臣们决定捐款来创办一个书局，并且直接起名为“广雅书局”。张之洞在此之前给此书局捐银1万两，当时的广东巡抚吴大澂也捐了3000两，另外还有当地的士绅所捐之款，共同集资4万3千两白银。为了广雅书局的长久发展，张之洞并没有将这些捐款直接作为书局的花费，而是将此作为贷款来给商家使用，而后从中取得每年的利息，以此来作书局的长年费用。 张之洞为什么提出创办书局的理由时要首先提到阮元呢？为此后世有着有趣的解读。首先说，阮元是清代乾嘉学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地位以及他的所为都成了张之洞效仿的榜样，如果做一下简单的类比，就可以看出我的这个说法肯定没问题：阮元来到广州，建起了一个著名的书院，名字叫“学海堂”，而张之洞来广州之后也建起了广雅书院，阮元在学海堂旁又建了个文澜阁，以此来刊刻《学海堂丛书》，此丛书后来更名为《皇清经解》，于是张之洞在建书院的同时，也开始开办广雅书局，并由此书刊刻广雅丛书。在同一地如此相似的举措，恐怕不能简单地用“巧合”来解释，更何况对张之洞的这种判断，也有许多前人说过类似的话，广东的藏书家伦明曾说过：“盖之洞雅慕阮文达，文达轫学海堂，之洞亦轫广雅书院，文达刻解经诸书，之洞则刻考史诸书，不相袭而遥相师也。”
伦明的叙述跟我的那个猜测颇为近似，只是他近一步说阮元刻经书，而张之洞则刻史书。伦明认为张之洞的做法是想以阮元为师，但并不完全步阮元刻经之后尘，于是虽然刻书，但张却选择刊刻史部书。伦明的这个判断倒的确有些道理，但是广雅书局在创建之初，张之洞倒并没有专刻史书的想法。当时张之洞为了给书找到好的刊刻底本，于是他就聘远在北京的缪荃孙为本书局的驻外人员，请缪在北京帮着寻找好的底本。他需要哪些底本，张在给缪的信中做了如下说明：“广州开书局刊书拟分三类：一续《学海堂经解》，一补史、考史、史注之属，一洋务（此须合近日外国记述及中华人书关涉洋务、边海各防者择要纂成一书。事体太大，须思一收束，仓卒不能定，望代思之），子、集两部有佳者，亦可带刊。” 张之洞对于广雅书局刻书的主要方向做了三点设想，他所列的第一点，就是要续补阮元所刻《学海堂丛书》，也就是经部著作。因为清代学者对经部的研究颇为深入，以张之洞的学问，他当然知道这一部分其实最有价值，因此他将经部书的刊刻列在了第一项，并且直接说明经部书的刊刻就是为了续补阮元所刻《学海堂丛书》。广雅书局的第二个刻书方向，当然就是史部书。而第三个方向，张之洞认为要刊刻跟洋务有关的著作。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洋务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张之洞敏感的意识到，这一类的书今后大有价值，所以他要领风气之先，就不能忘掉这方面著作的刊刻与流布。然而在实际的刊刻过程中，广雅书局所刻之书虽然数量巨大，但却完全没有涉及到洋务方面的著作，看来，广雅书局后来的刊刻方向做出了较大的调整。
广雅书局所刻之书除了洋务书未曾刊刻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没有刊刻张之洞所设想的第一个方向，即清代的经学著作。这个转向也足够大。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转向呢？这个转向是张之洞的意思？还是他手下的提议？李绪柏在《清代广东朴学研究》一书中认为，这是张之洞跟他的门人弟子们反复磋商的结果。但是，张之洞与他的幕僚为什么产生了这个转变，却没有具体的史料留下来，或者说，有相关的史料而我未曾查到。当时广雅书局的负责人之一王秉恩给缪荃孙的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春中宏开书局，大抵以经学续学海堂，别开史学与之并峙。”王秉恩是当事人，他的说法肯定事出有因，尤其此话的最后一句“别开史学与之并峙”道出了问题的关键点，也就是说，张之洞决定转向以经部为主改成史部为主，其一个重要的心思，就是阮元所刻的《学海堂丛书》只是经部，如果广雅书局续刻经部，则无从超越学海堂所带来的声誉，倒不如另辟蹊径专刻史部，以此来跟学海堂平起平坐。 这段话听起来有点儿小家子气，但是历史上不乏名人也有同样的判断，比如袁昶就有这样的说法：“智者师古而不袭古，故光景常新，旌旂一变。孝达师知续《国朝经解》力必不能胜阮仪征，故开史学局，次第刻乙部有关舆地掌故之书，此避熟就生法也。”以古人为师而不抄袭古人，这是袁昶给张之洞所下的评语。然袁昶认为，张之洞觉得自己如果续刻清人的经部著述，就肯定胜不过阮元，所以张就转变方向，开始专刻史部之书。袁昶认为张之洞的这个转变很有道理，他将此称之为避熟就生之法，而吴道镕则说的更为赤裸裸：“建广雅时，高掌远蹠，直欲驾阮傅学海而上之。”吴认为，张建学海堂就是为了要超过阮元。
那张之洞的心思是否就如众人的评价呢？其实纵观张之洞一生的所为，他虽然以阮元为榜样，但并非就是一种争强好胜，更多者，他有自己的胸怀，希望能通过教育来改变社会的风气，以使得国家渐渐强大起来，因此他每到一地都开办学校、创建实业，在当时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一件事，于梅舫在《陈澧之学的两歧反应及不同立意》一文中引用了曾国藩与他人的一番有趣对话。 当时曾国藩在南京也创建有金陵书局，因此他很关注这方面的人才。某天，曾国藩在莫愁湖与李小湖、范鹤生晏坐，曾正色地跟范说：“我有一事不如汝。”那个时候曾国藩的地位如日中天，他的这句话当然吓了范鹤生一跳，这让范马上谦虚一番，而后曾国藩又马上说：“非是之谓也。乃谓我无佳门生，尔有好门生耳。”曾说，我这句话不是指的别的，就是感叹我没有你那样的好弟子。而这个好弟子指的就是张之洞。曾国藩又进一步解释道：“吾心目中所见直省学政，未有如张某之称职者。异日倘担当大事，以为国家科目得人之庆。” 曾国藩大赞张之洞是各省学政之中最称职之人，并且认定他今后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即此可知，张之洞在社会上有着如此的好名声，因此，他每到一地办教学搞出版，如果仅仅把他视之为是为了超过阮元，这种判断我觉得是把张之洞的抱负看的太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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