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济的金文书法与收藏研究

攸州刀郎 20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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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 | 《西泠艺丛》2020年第7期总第67期 |

文/陶淑慧

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商周之后，金文书法逐渐呈现衰退之势，一直到清代嘉庆、道光时期（1796—1850年）才逐渐中兴，书坛上出现了较多书写商周金文的书家。兼善真、草、隶、篆、行五种书体的张廷济（1768—1848）即为其中之一，亦涉猎金文书法。张廷济（图1），原名济，字汝霖。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更名廷济，乾隆六十年（1795）夏改字叔未。［1］浙江嘉兴人。清嘉庆三年（1798）解元，之后屡试不第，于是结庐高隐，以图书、金石自娱。［2］家有清仪阁，富藏古器物文。凡三代至清之钟鼎、权量、古币、兵器、镜铭、玺印、砖瓦、碑碣，乃至文房、玩好之物，无不搜罗庋藏。由传世十卷本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一书，即可窥其收藏之丰、品类之多。书中对墨拓之先后、古物之迁流、买卖之价格的剖析、品评、记述尤详。张廷济的金文书法与其古器物收藏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以其金文书法与收藏为探讨对象，结合相关文献与其传世书迹，揭示二者间的紧密关联，从而梳理出张廷济金文书法的主要取法来源与其学书观念，以补充书史研究之空白。

◎ 图1 张廷济小像清赵之琛

引自日本谦慎书道会编《没后一六〇年赵之琛书画篆刻展图录》，第28页

据传世文献与书迹，目前笔者收集到的张廷济金文书法作品共25件。其最早涉猎金文书法的时间可追溯至清嘉庆十年（1805）八月，当时张廷济37岁，为一位友人夫妇书写了一幅集钟鼎款识的八言对联，以庆贺二人之七十双寿。［3］同年十一月，张廷济亦曾以金文制句书成作品。［4］余下作品皆书于清道光七年（1827）之后。观这些金文作品的书写内容，其中13件作品临摹了古器款识铭文，11件作品是集古器款识铭文书成的对联，1件是集古器款识书成的文句。

张廷济的金文书法与所藏周代古器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张廷济在平湖钱天树（1778—1841）的家中第一次有幸获观周代的“史颂敦”，现称“史颂簋”。［5］史颂敦铭文6行，共61字，重文2（图2）。初见此敦，张廷济对其尤为喜爱，赞其为稀世珍宝。一年后，张廷济的外甥徐同柏（1775—1854）将此敦借至斋中，观拓数月。张廷济也曾将此敦携至家中观赏，并拓制数本拓片。嘉庆二十五年（1820），张廷济花费番银二百枚由钱天树处购得，并藏于清仪阁。［6］在张廷济收藏的41件商周古器［7］中，唯独对此敦情有独钟，对其上铭文临写的也最多。观张廷济传世的金文书法作品，临写古器铭文的书迹共13件，其中有9件临作内书写了史颂敦中的铭文，有全临（图3），也有节临（图4）。在这些临摹作品的题款中，张廷济还常常强调所临写的内容来自其家藏的史颂敦，如图2还将此敦的收藏情况一并写出，可见其对此敦的推崇，由此也可知道张廷济金文书法的重要取法来源就是其家藏的史颂敦。

◎ 图2 史颂敦铭文

引自陈其荣《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1册，第38页

◎ 图3 临史颂鼎铭清张廷济

引自《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清代书法》，图版100

◎ 图4 临史颂敦铭清张廷济

引自《浙江博物馆典藏大系：翰墨清芬》，第176—177页

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1764—1849）在清嘉庆九年（1804）曾组织编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书中集合了当时众家所藏古器、古器拓片及古器摹本，共计550器［8］，是当时第一本私人编纂的汇聚众家藏器的古器款识专书，可以说是当时辑录古器铭文的权威之作。虽然张廷济所藏的史颂敦，在嘉庆年间已流传于世，但并未出现在这本以收录古器著称的刻书内。因编书之时，阮元并不知晓此器，故书中也就未收入史颂敦。［9］张廷济曾言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王厚之（1131—1204）《钟鼎款识》两本著录古器款识的专书，所收铭文数量超过60字以上的古器仅有27件，而在这27件中还有不精者，所以铭文字数多又精的古器是非常难得，且值得珍宝的。［10］而史颂敦中的铭文，加上重文共63字，不但铭文字数多，文字又清晰可辨，可见此器的可珍之处。另外，张廷济对于史颂敦铭文的评价非常之高，认为其“文词典奥，字画奇古，不可亵视”［11］，是“钟鼎古文中之至奥者”［12］。正因史颂敦铭文字数多，文字古，文义又典雅深奥，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这本家喻户晓的收录古器款识的专书中又未著录，所以张廷济才对此敦如此珍爱，是其家藏古器中的至宝，这应该也是张廷济平时临摹此器铭文次数最多的原因，此器也成为其学习金文书法的重要取法对象。

另一件张廷济较为喜爱临摹的家藏古器是“虢叔大林钟”，又称“虢叔钟”，现称“虢叔旅钟”。此钟钲间文4行，共40字；鼓左文6行，共50字，铭文数量超过史颂敦，但此钟的钲间与鼓左有多字模糊难辨（图5）。虢叔钟原藏孙星衍（1753—1818）处，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沈龙门（生卒年不详）曾在孙星衍的冶城山馆亲制拓片，还将其中的一张送与了张廷济。之后虢叔钟几易藏主，至清道光十一年（1831），张廷济用银二百八十四饼由苏州郑竹坡（活动于嘉道时期）的手中购得。［13］在张廷济传世的金文书法作品中，有3件作品内临有此钟铭文（图6）。道光十三年（1833），张廷济曾言：“古金有文字者，钟最难得，余目验鼎彝之属数百，于钟仅见积古斋三器、苏米斋一器，余藏古器亦将及百，向惟一水字小钟。”［14］道光十五年（1835），张廷济又说：“古金中钟最少，余藏古金以千计，钟文不及五十纸，而经眼者不及十器。”［15］可见商周时期的钟器在嘉道时期是多么的难得，加之张廷济所藏的虢叔钟铭文字数又多，钲间与鼓左铭文加在一起有90字之多，张廷济言此钟是“寰宇古金中之环宝重器”［16］。

◎ 图5 虢叔大林钟拓片

引自《金石永年——金石拓片精品展图录》，第30页

◎ 图6 篆隶楷行四条屏（局部）清张廷济西泠印社藏

引自《清代金石家书画集粹》，第120—121页

◎ 图7 临虢叔旅钟铭清张廷济

引自《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法选集（续）》，第108页

嘉道时期，流传于世的虢叔钟共有三器，三钟铭文相同，但钟的大小与铭文字法、结体、点画形态有别。除了张廷济所藏的虢叔钟，还有一件藏于阮元的积古斋，另一件藏于伊秉绶处。阮元所藏的钟最大，铭文最清晰，剥蚀文字仅三、四字；伊秉绶所藏的钟最小，钲间四行文字蚀损过半；张廷济收藏的“虢叔钟”大小与残损文字数量均介于二者之间。［17］如此难以获藏的周代古钟，又仅次于官高位显的阮元藏器，无怪张廷济对此钟尤为偏爱，还成为其金文书法临作中另一重要的临写对象。因张廷济所藏的虢叔钟钲间与鼓左均有残蚀文字，几乎难辨文字写法，所以张廷济有时亦会参考阮元与伊秉绶所藏的虢叔钟铭文对比来临习，小莽苍苍斋即藏有张廷济参考三家藏器铭文书写的金文作品（图7）传世。

张廷济的金文书法与所藏他人藏器拓片

传世张廷济临写商周古器铭文的作品，除了主要临习家藏的商周古器，偶尔也会取法非家藏的古器。位于镇江焦山的焦山寺藏有一件周代的“无专鼎”，此鼎又称“鄦专鼎”“周南仲鼎”，因藏于焦山，也称“焦山鼎”，铭文94字，是当时声名显赫的重器。张廷济对其亦十分称许，曾言：“今所致商、周、秦、汉之文不下千种，然每读是鼎铭，辄神移不忍释手，年少宿耆经目最久，卅余年旧友，非新相知者所能移其眷恋也。”［18］清道光十七年（1837），张廷济曾先后两次临写无专鼎的铭文（图8、图9），但题款中并未交代由何处临出此鼎文字。其实张廷济藏有此鼎拓片，是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张廷济的姐夫沈纪鸿（活动于嘉道时期）由京师回乡路过焦山时所拓。当时共拓两本，其中一本送给了张廷济，这是张廷济收藏的第一件周代古器拓片，之后张廷济也曾有机会获观多本他人庋藏的此鼎拓本。［19］现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无专鼎拓片，张廷济就曾获观，拓片上还钤有其朱白相间的鉴藏方印。［20］

◎ 图8 吉金乐石文字八屏（局部）清张廷济

◎ 图9 篆书吉金立轴清张廷济

上海朵云轩拍卖2014年春拍朱昌言书画专场，拍品：0376

当时无专鼎铭文曾被摹入翁方纲《焦山鼎铭考》（图10）与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图11）中，张廷济在两件临写无专鼎铭文的作品中并未说明临写的出处，但由其临作中多处文字写法与翁、阮二书不同，以及临作中同时漏写了二书中第六行第二字“玄”，可知张廷济的两件临作应该不是由这些著录古器款识的书籍而出，而是应该来自其家藏的无专鼎拓片。嘉道时期，无专鼎流传于世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又经过反复槌拓，多处铭文笔画已漫漶不清，加上拓手的不同，拓片间常常存有差异，再经过描摹刊刻成书，差别更是在所难免，这也是为何阮元与翁方纲二书中有些铭文的文字写法不同的原因，张廷济所藏拓片很可能与翁、阮二人所藏的拓本存有差异。清道光七年（1827），张廷济曾作一副“以乐大夫铸其和钟／不显鲁休用作尊鼎”的八言集联，并在题款中说上联出自“周公华钟”铭，下联出自焦山“无专鼎”铭，均是据家藏的拓本集摹而出。［21］由此推知张廷济的临写焦山无专鼎铭文的两件临作，应该也是据其家藏的拓片而来，而非翁方纲《焦山鼎铭考》与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 图10 无专鼎铭文

引自《焦山鼎铭考》，《百一卢金石丛书》第四册，第1页

◎ 图11 无专鼎铭文

引自《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续修四库全书》第901册，第612页

另外，张廷济所书的这副的八言集联，上联提及的周公华钟藏于河间纪昀家［22］，下联的无专鼎藏于焦山，可见张廷济在集联作品中，也会取法他人藏器的拓片，并不仅限于临摹古器款识。其实张廷济在金文集联作品中，常是集摹家藏的他人藏器拓片。书于清道光七年（1827）的“公眉寿铸和钟／颂康虔作宝鼎”六言集联（图12），在题款中张廷济同样说是据家藏的真拓临出。上联也是出自纪昀家的藏器“周公华钟”，而下联则是出自当时是仁和赵魏家的藏器“颂鼎”。［23］这一内容的六言金文集联，张廷济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再次书写，甚至题款内容都相似，仍是强调据家藏真拓，同时说明联文的文字写法来自哪一件古器。［24］张廷济62岁时还曾书“公眉寿纯佑康虔／君身强饮饫歌舞”的七言对联（图13），虽然题款中未提及联文内容出自何器，但言及由家藏的拓本集摹而出。张廷济37岁时曾在日记中以小字书写“饮饫歌舞用绥眉禄／康虔纯佑永命便生”的八言金文对联（图14），其言“饮饫歌舞”四字出自“楚良臣余义钟”，“康虔纯佑”四字出自“颂壶”文。这些文字的写法与62岁所书八言联中的写法一样。楚良臣余义钟当时藏于孙星衍处。［25］颂壶先后藏于赵之琛（1781—1852）与莫远湖（活动于嘉道时期）家，张廷济也藏有颂壶拓片，是朱天保（？—1718）的遗拓。［26］可见除了家藏的古器，家藏他人藏器的拓片也是张廷济金文书法的重要取法来源。

◎ 图12 “公眉颂康”六言联清张廷济

引自《清仪老人遗墨》

◎ 图13 “公眉君身”七言联清张廷济

引自《清仪老人遗墨》

◎ 图14 清仪阁日记（局部）清张廷济

引自《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4册，第152页

张廷济金文书法之学书观念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张廷济的金文书法不论是临摹古器款识的作品，还是集古器款识书成的集联，绝大多数作品的取法来源都是其家藏的古器或是他人藏器的拓片。也就是说，其金文书法的主要师法对象是真器拓片。嘉道时期，虽然也有透过古器拓片来学习金文书法的书家，但这些书家主要还是通过宋、清两代刊刻的吉金书籍来学习的。［27］张廷济的好友赵之琛，有十几件金文作品就是临自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书。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赵之琛曾书一件金文扇面，内容即临自薛书中的“尨敦”。［28］再如张廷济的同乡朱为弼（1771—1840），其金文书法主要取法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朱为弼也是编纂此书的重要参与者。［29］在为友人林述曾（1764—1819）书写的一副七言联（图15）中，朱为弼写到上联来自“颂鼎”铭，下联取自“周公华钟”铭，皆是出自《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

◎ 图15 篆书七言联清朱为弼

引自《中国真迹大观清（十）》，第130页

其实张廷济也藏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与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在谈论金石文字时也时常会提及二书。《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刊刻出版后，朱为弼曾送张廷济一套。［30］张廷济对此书评价亦甚高，言：“吉金文字之书不一家，吾师仪征公《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书出，前此诸书举莫之及。”［31］而古器中的铭文经过描摹、刊刻，再印刷出版，中间的种种环节都多多少少会与古器原拓间产生差异，张廷济非常清楚这一点。《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曾收入一件“吴彝”，是据张廷济的藏拓摹入。张廷济在吴彝拓本的题跋（图16）中，即指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的吴彝铭文有多处错误。清代首刊的吉金刻书都已如此，更何况是宋代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传至清代又经过多次翻刻？［32］张廷济曾说：“夫以古金文入石者，薛氏有《款识》一帖，然每见残拓数纸，笔画纤弱，逊现今传器真文远甚，故知刻者之未尽能事。”［33］“姬周文字，石鼓文、众钟鼎铭文，书法皆浑厚浑朴，其（诅楚文）作两头纤纤者，承后人传摹失真，虽薛氏款识法帖，亦不能免，要非原刻如是也。”［34］可见张廷济已清晰意识到古器原拓与吉金书籍间存有差别，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张廷济在金文书法题款中时常强调其所写是出自其家藏的古器或真拓。

◎ 图16 吴彝跋清张廷济

引自《张叔未解元所藏金石文字》

张廷济在评价周代“曶鼎”时说：“是真古文《尚书》，是真《孔安国传》，墨缘鸿宝，希（稀）有奇珍，虽易以羲之真迹，亦当视为俗书。”［35］张廷济认为曶鼎拓本中的铭文与法帖的地位无异，甚至还过之，即使是王羲之的真迹作品在曶鼎面前亦会黯然失色，呈现俗书之态。张廷济曾作《清仪阁集古款识》的七言律诗：

断楮零煤字字香，集成大半出欧阳（积古斋藏器居多）。奇文直是前周孔，法帖何须宝晋唐。享帚只今珍万镒，读书自古重三仓。朱何赵宋论交旧，安得相期话草堂（谓右甫、梦华、晋斋、芝山四君子）。［36］

如有商周古器拓本，都无晋唐法帖之需，尤见古器款识及古器拓片在张廷济心中之地位。张廷济谈论商周古器铭文时，常用“此最雄厚”“字独雄厚”“铸文雄浑”之语。［37］如何获得铭文中的这种浑厚雄朴之气？张廷济在一副对联的题款中说：“钟鼎文字渊涵古穆，千百年后何从追拟？此集摹家藏真本，得百分之一二耳。”（图13）在张廷济看来，追寻千百年前的古器铭文，如何能获得真谛？不是通过刊刻古器款识的书籍，而是应该直接去古器或古器拓本中寻求。这也是张廷济一直以来身体力行的，所以其传世的绝大多数金文书法作品都是直接取法自家藏的古器或古器拓片。

结语

张廷济金文书法的主要取法来源是古器拓片，既有自家藏器拓片，又有家藏他人藏器拓片，鲜少效仿宋、清两代刊刻的吉金刻书，可见其金文书法与其收藏关系紧密。张廷济亦清晰认识到古器铭文经过描摹、刊刻，往往与真拓间有别，而欲得古器铭文之真貌，定要溯本求源，穷其源流。对其而言，古器真拓与法帖无异，甚至更佳。这应该也是张廷济传世金文作品的题款中，常常强调所书是由真拓中临出或集出的原因。另外，张廷济家藏的史颂敦与虢叔钟是其金文书法的主要临写对象，尤其是史颂敦。像张廷济这样以家藏古器作为金文书法的取法对象，在嘉道时期的金文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善写金文的书家中亦不乏青铜器的收藏者，但目前罕有发现其他书家与张廷济同样，以家藏古器铭文作为金文书法的书写取法对象。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阮元（1764—1849）与嘉道时期（1796—1850）金文书法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8NTSS69

［1］见张廷济“张济印”“汝霖”二印的题跋。陈其荣：《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九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5页。

［2］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685册，卷十九，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页。

［3］张廷济：《清仪阁日记》，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页。

［4］同上，第204页。

［5］“史颂敦”现称“史颂簋”。在张廷济生活的时代，都称此器为“史颂敦”，张廷济每次提到此器时也都称其为“史颂敦”。本文为行文方便，当言及此器时，亦以“史颂敦”称之。

［6］张廷济：《跋史颂敦》，《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39页。

［7］在《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一册中，张廷济著录了家藏商周古器共41件。同上，目录1—2。

［8］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中，言此书收入古器共计560件，其实仅有550件，容庚先生已指出。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续修四库全书》第9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页；容庚：《清代吉金书籍述评》，《颂斋述林》，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63页。

［9］张廷济的《吉金乐石文字八屏》中，有一屏条临写了史颂敦的铭文，在题款中其言：“相国仪真夫子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未见此器，故未著录。”张廷济：《吉金乐石文字八屏》，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12年秋季拍卖会中国书画古代作品专场，拍品：2370。

［10］同［6］，第40页。

［11］详见张廷济《吉金乐石文字八屏》中第三屏临史颂敦的题款。同［9］。

［12］同［6］，第38页。

［13］同［6］，第22页；陈其荣：《清仪阁金石题识》，卷一，五至六，《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29页。

［14］《清仪阁金石题识》，卷一，七，《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第230页。

［15］张应昌：《寄庵杂著》卷上，十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14页。

［16］张廷济：《清仪阁题跋》（稿本），天津图书馆编《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天津图书馆卷》第2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

［17］同［14］，卷一，六，第229页。

［18］同［14］，卷一，九，第231页。

［19］同［14］，卷一，九，第231页。

［20］《焦山周鼎铭》拓片，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