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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古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往往形成一书具有多种版本的现象。由于抄写、刊刻和活字排印等技术手段的不同，或因刻印的时间、地点相异，或因刻印者有别，以及内容的增减、残缺、有无校勘等不同，形成了众多的版本类型。不管图书馆工作者进行古籍著录，还是古籍整理者撰写凡例、出版说明或前言之类，或是从事科学研究引用古籍，注明版本依据，都需要对版本的主要类型、名称，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说外行话，出现常识性错误总不是什么好事。 一、刻本 又称刊本，指将木板雕刻成阳文反字印版，然后刷墨铺纸刷印而成的本子。刻本又有诸多类型。  （一）按刻书者来区分，可以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 1.历代官府或相关机构雕版印行的图书，称为官刻本。说白了就是指由公家出钱或主持雕印的书籍。官刻本又有很多类型： （1）国子监刻本：简称监本，指历朝国子监刻印的书籍。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最高学府兼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设立国子学。隋大业三年（607年）始有国子监之名。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开始刻印“九经”，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方刊刻完毕。宋代国子监是朝廷的主要刻书机构。北宋监本几乎都由国子监校勘后，到杭州雕版。南宋建炎年间复置国子监。宋代国子监除主持刊刻经书、史书之外，因医书一字之差，关系匪浅，还校刻了不少医书。国子监人才济济，又有中央财政支持，校勘认真，字体精美，用材讲究，质量在宋本书中居首位，是讲究版本的人所一致肯定的。宋代国子监刻书总数在200种左右陈坚：《宋代版刻述略》，见陈坚、马文大辑撰《宋元版刻图释》卷首，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明朝在南京和北京设有两个国子监，刻书颇多。南京国子监刻印的书籍称南监本，北京国子监刻印的书籍称北监本。南北国子监皆曾刻印“二十一史”。“明南监板'二十一史’，或取他省旧刊附官刊，《元史》不足之部则新刻足之，其式大小行疏密皆不一律，以嘉靖印者为最佳，后来所收旧板递有修补，不足贵矣。明北监板，万历间依南监本重写，刊为一律，虽较整齐，而不如南监旧印之少讹字。……北监不如南监古雅，唯《三国志》一种精校，胜南监。”［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6页。北监还在万历年间刊刻《十三经注疏》。  （2）经厂本：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籍叫经厂本。明代宫廷设有庞大的太监机构，重要的有十二监、四司、八局，这些监、司、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为十二监中第一署，也是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下属的机构中设有汉经、番经、道经三厂。汉经厂专刻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番经厂专刻佛经，道经厂专刻道藏。所谓经厂本就是指这三经厂所刻印的书籍。由于经厂是司礼监的下设机构，也有人将其称为司礼监本。经厂本版式宽大，行格疏朗，大黑口，多双鱼尾，大黑双边。字大如钱，多作赵体，悦目醒神。用上好洁白棉纸和佳墨精印。多作包背装，装帧华美大方。但经厂由太监主持，学识不高，校勘不精，错讹较多。不被后世学者和藏书家所珍重。  （3）藩府刻本，也简称藩刻本、藩府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的书籍。所谓藩，指藩国。从朱元璋开始，将太子以外的诸子封为藩王，建立藩国，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有明一朝，受封并建藩者共50人。“有明诸藩，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59页。明代皇帝十分注意对诸藩的教育，自洪武年间起，便时常赐予他们经、史及诗、词、歌、赋等各类书籍，要他们谨遵圣训，避免图谋不轨。或出于真正爱好，或为了韬光养晦，不少认真读书、抄书、藏书，并从事刻书。有明一代，藩府从事刻书者有46家，诸藩府及其后裔支属刻印、抄写书籍今日可考者达583种。各藩王府富几敌国，人才济济，对刻书很讲究。藩府刻本多以宋元旧本为底本，校勘精审，纸墨精良，版印精湛，为历来的学者及藏书家所重视。研究藩府刻本，台湾学者昌彼得《明藩刻书考》（见昌彼得著《版本目录学论丛》（一），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又见昌氏《蟫庵论著全集》，“国立”故宫博物院2009年版）、陈清慧《明代藩府刻书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等论著可以参考。  （4）殿本：又称殿版，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籍。武英殿位于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熙和殿之西。明末李自成在此登基称帝，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在此理政。《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一：“康熙十九年，始以武英殿内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为修书处，掌刊印装潢书籍之事。”［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0页。自康熙十九年正式在武英殿开设修书处后，到清王朝灭亡之前，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出版机构。武英殿由翰林院词臣总领其事，校对官吏、写刻工匠群集于此，凡钦定、御制、敕撰诸书，以及经史群籍，均由武英殿刻印。乾隆年间刻书最盛，先后刻印了“十三经”“二十四史”“三通”等，殿本之名，因而大著。武英殿还用四色套印了《古文渊鉴》《唐宋诗醇》等书。雍正年间武英殿用铜活字排印了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至嘉庆年间，用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书》134种。有清一代，武英殿刻书至少有604种（丛书只算一种，不累计子目）。宋平生：《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序》，见翁连溪编著《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卷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凡乾隆十二年（1747年）以前的殿本书，写刻工致，纸张优良，墨色光泽，校勘精审，被视为善本。  （5）局本：指清朝后期各官书局所刻印的书籍。据曾国藩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初三日记记载，王夫之的著作在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间，曾刻二百余卷，咸丰四年版毁无存，“同治二年，沅甫弟捐资，全数刊刻，开局于安庆。三年移于金陵。”［清］《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260页。这就是说，著名的金陵书局肇始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次年由安庆搬迁到金陵（今南京市）。金陵书局正式刊刻的第一部书就是《王船山遗书》。金陵书局汇聚了一批著名学者从事校勘工作，其所刻书素以校勘精审著称，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包括修订本）、《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等皆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继金陵书局之后又有浙江书局、广雅书局、湖北书局（又名崇文书局）、云南书局等。各地官书局刊印之书，以经史居多，其中浙江、广雅书局刻书为多，而又以浙江书局所选底本较好，校勘精当，如校刻的《二十二子》就颇为有名。金陵、淮南、江苏、浙江和湖北等五个书局曾联合刻印《二十四史》。研究官书局刻书情况，可参看邓文峰《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  （6）内府刻本：专指官刻本中由中央政府所设机构刻印的图书。书目著录古籍版本和影印古籍标注底本时，常有人使用这个概念，如上述经厂本、武英殿本，就有人称作内府本。内府本并不是一个科学、准确的称谓，所指过于笼统。凡能准确搞清具体刻书单位的，尽量具体著录，不要随意使用这个所指不清的概念。  2.私刻本：又称家塾本、书塾本，指历代私人主持或出资而不以销售营利为主要目的所刻印的书籍。私刻本中，所刻印的本家族人的著作，又叫家刻本；所刻作者自己的著作又叫自刻本。在雕版印刷术没有发明或未盛行之时，人们得书比较难，私人藏书完全靠抄写，藏书与读书受到很大限制。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在宋代，尤其是南宋，不仅私人藏书逐渐增多，而且个人刻印书籍者也渐渐多了起来，像著名学者朱熹、著名文学家陆游都曾刻过书。到了明、清两代，更有了以收藏、校订、刻印书籍著名的个人和家族。这些个人所刻印的书籍，范围广泛，品种丰富，在当时和后来都有影响；有的刻印精美，有的校勘认真，还刻了不少大部头丛书。如明末藏书家、出版家毛晋自年轻时便喜欢藏书刻书，高价收购善本，为刻书不惜变卖田产，其所刻《十三经注疏》《说文解字》《十七史》《宋六十名家词》《六十种曲》等众多书籍，为文献的保存和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所刻书被称作“毛刻本”或“汲古阁本”。清代著名藏书家张海鹏经常对人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者，其道不更广邪？”［清］黄廷鉴撰：《第六弦溪文钞》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4页。基于这种认识，张海鹏刻印了三部影响极大的丛书：《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和《借月山房汇钞》。《学津讨原》乃增删毛晋《津逮秘书》而成，收书止于明代，共20集，192种，1048卷；《墨海金壶》多取宋以后著作，共115种，727卷；《借月山房汇钞》专收明、清两朝学者著作，分为16集，收书135种，283卷。这些丛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均曾影印再版，解放后校勘整理古籍也时常用到它们。私家刻书，或者出于爱好，或者为了保存和传播先贤著述，常怀敬畏之心，故私刻本一般校勘精审，刻印皆精，受到学者与藏书家的重视。  私刻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具体到某个版本时，有的以刻书者的斋室或藏书楼名作为版本名称，如宋代廖莹中“世彩堂本”、明代范软“天一阁本”、清代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等。也有以刻书者姓名作为版本名称的，如宋代有“黄善夫本”“周必大本”，元代有“丁思敬本”，明代有“吴勉学本”，清代有“胡克家本”“阮元本”等。也有单取刻书者之姓的，如“王本《史记》”，指明王延喆翻刻宋本《史记》。“闵刻本”“凌刻本”指明末闵齐伋、凌濛初二家所刻印的书籍，其中多数以朱墨套印，纸色洁白，无界行，四周单边，版面疏朗，颇为悦目，把套印技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坊刻本：也简称坊本，指历代书坊刻印的书籍。坊是市肆、店铺的意思。所谓书坊，就是刻印、售卖书籍的店铺。早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汉代，书籍就已经成为商品，有了经营书籍的摊点或店铺。扬雄《法言·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汪荣宝《义疏》：“卖书市肆，不能释义。”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4页。《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29页。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可以批量印制，更加促进了书籍商品化。在唐代便已经出现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至两宋而极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建立许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等，名称虽异，其性质基本相同。宋代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地，也有很多编纂、刻印与售卖书籍的书坊。“金、元二朝，官设书局于平水，一时坊肆，亦聚于此。”孙毓修等：《中国版本源流考中国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按：“局”字原作“籍”，据本书第13页“故于此设局刊书，一时坊肆，亦萃于此”改。明代的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常熟、建阳等地，仍是书坊林立。 在南宋的坊刻本中，有一种书棚本，多指陈起书籍铺刻印的书籍。陈起，字宗之，人称陈解元，自称陈道人，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人。陈起的书籍铺，在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故其所刻书，在卷后常刊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等字样。陈氏还刻有《江湖集》等。宋室南渡以后，有些名声不甚显赫的诗人的作品，多赖陈氏刻书得以留传。各家藏书目录所载睦亲坊棚北大街陈解元、陈道人或陈宅书籍铺刊行的书，都是陈起或其子经营的书籍铺所刻。此外，建安余氏刻书贯穿宋、元、明三朝，是中国出版史上罕见的刻书世家，所刻书籍流传遍及全国各地。  坊刻本出于书商之手，其刻书目的多为牟利，为了速成易售，降低成本，往往狭行小字，纸墨粗糙，校勘不精，避讳不严，故不为后人所重视。但书商注重书籍的营销，注意版面设计、插图和广告宣传，对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坊刻本是书坊刻书的统称，具体而言，则每种书多著录其刊刻者，如《钜宋广韵》，便称为“建宁黄三八郎书铺乾道五年刻本”，元代刻《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便著录为“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  （二）按刻书地区分，则可分为浙本、闽本、蜀本等  1.浙本：浙江地区所刻印的书籍。很久以来，浙江经济、文化就比较发达，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学者和藏书家，促进了刻书业的兴盛。浙江刻书，早在唐代便已开始。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在长庆四年（824年）撰写的《白氏长庆集序》中言：“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唐］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1页。王国维据此推论说：“夫刻石亦可云'模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镂板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刊板矣。”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见《王国维全集》第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浙本流传于今日者，当以五代时吴越国王钱弘俶（929—988，后改名俶）所刻《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为最早。五代时，杭州就已经是一个政治兼文化的中心，集中了大量的刻书能手。北宋时，国子监印书，校勘完毕之后，多数都在杭州开雕，“盖良工之所萃，故锓板必于是也。”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见《王国维全集》第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到南宋时期，临安（今杭州）成为都城，刻书业更为发达，刻印了不少有名的图书。元代杭州刻书业并不亚于宋朝。所以王国维不无自豪地说：“自古刊书之盛，未有如吾浙者。”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见《王国维全集》第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浙本中最主要的是“杭州本”，其他还有“衢州（今衢州市）本”“婺州（今金华市）本”“台州（今临海市）本”“绍兴本”等。宋代浙本以官刻为主，坊刻次之，基本都用欧体字，绝大多数为白口，单鱼尾，官刻和私刻版心下多记刻工姓名，避讳较严，注重校勘。就地区而论，浙本在宋本中居首位，是讲究版本者所一致肯定的。 2.闽本：也称建本，指福建刻印的书籍。福建盛产竹木，造纸、雕版取材便利，刻工世代居住在这里，因而书坊林立，自宋代至清中叶以前一直是刻书事业繁盛的地区。福建刻书繁盛的地区，东有福州，南有莆田、泉州，西有长汀，北有建州。早在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至崇宁二年（1103年），便雕刻了《福州东禅寺大藏》，又称《崇宁大藏》；还在政和年间刻印了《政和万寿道藏》。闽本中影响最大、刻书最多的还是南宋时期的建宁府。建宁府又以建阳县和建安县刻书为多。建阳有麻沙和崇化二镇，主要有“建宁本”与“建阳本”。建阳县西70里有个麻沙镇，这里造纸业比较发达，加之附近多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刊印书籍较多，世称麻沙本。但麻沙本多用竹纸，颜色黄黑，书版质软，字体笔画容易磨损不清，校勘不精，几乎成为劣本的代称。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工，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一方面说明福建刻印的书籍，质量不高；另一方面说明福建刻书多，流传广。闽本虽然整体上不如浙本、蜀本，但其中也不乏纸墨讲究，刊刻认真的，而且在传世的宋刻本中，以建本最多，对文化的繁荣和文化遗产的保存，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因此，建本书的质量和价值不能全盘否定。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一首《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诗里说： 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雁点秋云。老来两眼如隔雾，逢柳逢花不曾觑；只逢书册佳且新，把玩崇朝哪肯去。［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00页。 这位建州茶使吴德华送给作者的这部《东坡新集》质量不错，版好，写刻好，纸好，字好，致使作者爱不释手。可见闽本书中还是有高质量的精品的。 宋代闽本以坊刻为主，多有题识或牌记，避讳不严，字体近于颜真卿《多宝塔碑》，纸张黑黄。元代闽本仍用颜体字，基本上都是黑口，少有序跋而多有牌记。现在随着闵刻本影印出版越来越多，研究闽本更加方便。《宋元闽刻精华》第一辑包括《宋刊周易本义》（全三册）、《宋刊论语》、《宋刊老子道德经》、《宋刊陶靖节诗》、《元刊韦苏州集》（全二册）、《元刊丁卯诗集》（全二册）、《宋刊片玉集》、《宋刊中兴词选》（全二册）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影印出版；第二辑拟出《元刊李太白诗》《宋刊杜工部诗》《宋刊苏东坡诗》《宋刊黄山谷集》，其中《元刊李太白诗》已于2013年出版。《宋元闽刻精华》每书单独定价，且大体公道，既为人们研读和整理古籍提供了早期版本，也为人们从版本学和出版史的角度研究宋元时期闽刻的特点，提供了较为系统、形象的资料。欲更加全面地了解、研究闽本发展的历史和不同时期的版刻特点，可以利用《闽刻珍本丛刊》（《闽刻珍本丛刊》编委会编，鹭江出版社2009年版）。这是一套大型丛书，16开本全60册，用原本影印，以元、明时期刻本为主，每种书撰有提要，交代刻本源流及价值。 3.蜀本：主要指宋代四川所刻印的书籍。四川刻书的历史很悠久，在中晚唐时期刻书业就已经很兴盛。我国国内保存的最早的印刷品、《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第一部古书——唐代成都府卞家刻本《陀罗尼经咒》，就属于蜀刻。至五代时，后蜀宰相毋昭裔更是提倡刻书，使蜀地刻书蔚然成风。据说毋昭裔尚是平民之时，曾经向人借阅《文选》《初学记》，对方颇感为难，不愿借出。毋昭裔感叹说：恨我贫穷，无力获取，他日稍为富贵，愿刻版印之，使二书能够众及天下学者。他为后蜀宰相后说：“今可以酬宿愿矣。”［明］焦竑撰，李剑雄点校：《焦氏笔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78页。于是命令刻工日夜雕版，印成二书，后又雕刻《九经》、诸史，蜀地文字大兴，其书遍布海内，成都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南宋时，刻书的中心由成都向眉山发展。南宋绍兴年间，井度在眉山刻印《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全以国子监本为底本，被称为“眉山七史”，为读史者所重视。其书版保存700余年，多次用其重印。蜀刻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唐代别集。宋代陈振孙说：“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页。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常常谈及蜀本与他本的不同之处。这种数量上的众多和内容上的不同，为我们研究唐代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版本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4年编辑出版《宋蜀刻唐人集丛刊》（在此之前曾陆续出版过线装本），影印国内现存全部23种宋蜀刻本唐人诗文集，2012年重新制版影印，无论是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唐代诗文集的校勘整理，还是研究蜀本的特点，都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蜀本当中最著名的是半页八行、九行的大字本，叫作蜀大字本。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蜀刻《春秋经传集解》（存卷九、十两卷）和《元包经传》都是半页8行，行16字，“字为颜真卿字体，字大如钱，写刻俱精，墨光似漆，夺人眼目。”陈先行：《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蜀本的特点是，白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多用白麻纸，字多似颜体。但“大字本和小字本不同。大字本基本上是颜字的架子，但不同于建本的横细直粗，而是撇捺都长而尖利，渗入了中唐书法家柳公权的柳字的成分，在浙本的欧体、建本的颜体之外倒还别有风味，小注也是如此，不像南宋中期的建本那样正文、小注有明显的区别。小字本则撇捺不太尖利而点划比较古拙，笔道也不甚匀称，实在不如浙本、建本来得美观。”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81—82页。笔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伟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没有耳子，纸洁白，校勘亦精，版心下端多有刻工姓名。 浙江、福建、四川只是宋元时期刻书繁盛的三个主要地区，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刻书多而且著名的，远不止这三个地方。例如，宋代江苏、江西等地刻书也很有名；金代的平水（今山西临汾市）刻书业也很发达，所刻书人称“平水本”；明、清两代刻书几乎遍及全国，北京、南京、苏州、无锡、南昌、建阳、长沙等地刻书都很多。 （三）按古籍的雕版印刷情况，可以分为初刻本、重刻本及翻刻本等多种类型 1.初刻本：也叫原刻本、初刊本，有时也有人将其称作祖本，一部书曾多次刊刻，其中第一次雕刻的本子叫初刻本，是针对重刻本、翻刻本等而言的。要慎重使用这一概念，只有搞清楚此书确实是首次刊刻，而后出的本子又确实是以此本为底本重刻时方可使用。一般认为初刻本接近古书原貌，更真实可信，故学者和藏书家常以初刻本为贵。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谢国桢先生尝言：“盖考究版本首当考辨其刊刻之地址、时间、年代及其书籍最初之刻本……夫版本之学首当能获其祖本，然后加以校雠。一字之别，即有重于兼金；毫厘之差有谬于千里者。”谢国桢：《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但对初刻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胶柱鼓瑟，也有初刻不善而重刻转精者。 2.重刻本。是指依据某一底本重新雕刻的本子，相对于初刻本而言。凡是确切知道一书重刻于某种版本的，方可称为重刻本。重刻情况复杂，既可沿袭底本的字体、行款及版式，采用影刻、仿刻的方式，也可以在字体版式上与底本完全不同。所以在使用“重刻本”这个概念时，一方面要搞清楚此本确实是依据某一版本重刻，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其是否为影刻或仿刻等。 3.影刻本：是指按底本原样影摹印刷的本子。影刻本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重刻本。影刻本一般是将半透明的纸，覆盖在底本上，底本的行款字数、版框宽狭、边栏界行、版口黑白、避讳用字、刻工姓名等照样影描下来，然后上版刊刻。这种影刻本，往往与底本无异，有时可以假乱真。据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十二记载：“（王延喆）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椠《史记》求鬻者，索价三百金。延喆绐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直。’乃鸠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毕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绐之曰：'以原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赝，持去。既而复来，曰：'此亦宋椠，而纸差，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数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获三百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其人大喜过望。今所传有震泽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清］王世祯撰，靳斯仁点校：《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8页。连真正的宋本的主人也几乎被骗。影刻的对象多是宋、元旧本。之所以要影刻，是因为明代中后期以后，宋、元旧本渐趋难得，刻书者不仅要获得书籍的内容，而且要尽最大可能保存底本的原貌，包括字体行款等，还要批量生产以广流传。在影印技术未发明之前，影刻恐怕是实现上述目的最好的手段。 4.仿刻本：也称翻刻本，指模仿某一底本而重新刻印的本子。这也是一种特殊的重刻本。仿刻本与影刻本的区别，若用书法作比喻，影刻本书写上版书稿相当于描红，力求丝毫不差，而仿刻本类似于临帖。一般说来，仿刻本除了字体以外，其他如行款字数、版式大小和版心特征等，都不能随意改变。使用翻刻本这个称谓时亦需谨慎，如果未与底本验照核对，无确切把握，不要随意使用。但需注意，由于仿刻有了一定的灵活性，写刻者不够认真，有时会增加新的错误。如《吕氏春秋》有元至正六年（1346年）儒学刻本，明代弘治年间沁水（今属山西）李瀚据之翻刻，结果“脱讹不可胜计。”上海图书馆编：《善本书影》，上海书店1978年复印本，第2页。 5.覆刻本：指将原书底本拆开，将一页页原书散页直接粘贴到书版上刊刻而成的本子。在古籍书目和有关的论著中，影刻本、仿刻本和覆刻本的使用非常混乱，常常将它们混为一谈。影刻依据的底本，基本上都是珍贵难得的宋元旧本，仿刻有一定的灵活性，有时失真，有时可能增加新的讹误，“至于覆刻法，则是在原本既非珍罕难得但又需要大量复本的情况下才予采用的。毁一本书以换得千百本书，在原本价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为了省时省工，也还是合算的。更何况在反映原本的逼真程度方面，与仿刻和影刻二法相比覆刻法的效果亦为最佳。”姚伯岳、于义方撰：《论覆刻本》，见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这种覆刻的情况在明清时期是比较常见的，但由于其十分逼真，人们常将其与原本搞混。 6.精刻本：也叫精刊本、写刻本，指由擅长书法者（或学者本人）书写、雕刻精审、字体工整美观的本子。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刻书，不但校勘认真，由良工刊刻，上版书稿，也常常出自名人或擅长书法者之手，字体大都遒劲可爱。正如版本学家魏隐儒先生所言：“宋人刻书，不仅在内容上字斟句酌校勘精当、的无错讹，而且在书法艺术和版式上也要求很高，令人敬佩。”魏隐儒、马世华编著：《历代汉字字体与书法选粹》，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藏书家一般将这些写刻俱佳的宋元刻本归于精刻本。明中叶以后，一些书坊往往雇人书写上版书稿，这些人书法不精，又贪多求快，故字体拙劣错误较多。入清以后，人们开始有意扭转这种现象，官府刻书，私人刻文集，多用善于书法的人书写，有的作者干脆自己亲自书写，然后交给刻工雕版，如郑燮曾自书《板桥集》，黄丕烈亦曾亲自书写上版由顾广圻撰写、自己作注的《百宋一廛赋》，这些皆可谓之精刻本。有人说精刻本是指请擅长书法的人书写、版刻精湛的书；而写刻本是指名家书写上版，然后雕刻的书。变换不同的字眼表述容易，但在版本鉴定的实践中，二者的界限很难划分，所以精刻本与写刻本应该是一回事。 7.修补本：指用修补过的旧书版印出来的本子。刻书讲究者，书版多用枣木或梨木，其质地坚硬，寿命长久者，可流传使用数百年。流传的年代久远，屡经印刷，或保存不善，必然会有漫漶烂损等情况，在印刷之前需要进行修补。使用这些修补过的书版印出来的书籍，称为修补本。有的书版不止修补一次，使用经过两次及以上修补的书版印出的书，叫作递修本。如元刻本《玉海》二百卷的书版，在明正德、嘉靖以后，就修补过多次，万历十六年（1588年）修过一次，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修补过一次，乾隆三年（1738年）又重修一次。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存在着差异，甚至墨色也深浅不一。有些修补过的版页，版心还常刻有修补的年份、修补版的刻工姓名。所以这种修补本或递修本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8.百衲本：指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影印而成，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一种书或者一套书。衲本是和尚所穿的用许多布块缝缀而成的衣服，百衲的意思是补缀很多。陆游《怀昔》诗：“朝冠挂了方无事，却爱山僧百衲衣。”［宋］陆游撰，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26页。“百衲本”之名大概出于宋代，最初是用以指称书法作品。宋代董逌《广川书跋·昼锦堂记》：“蔡君谟妙得古人书法，其书《昼锦堂》，每字作一纸，择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连成碑形，当时谓百衲本，故宜胜人也。”［宋］董逌撰：《广川书跋》，商务印书馆1939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6页。将“百衲本”用于书名，大致始于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史记》一百三十卷：“今此本乃集诸宋版书共成一书，小大长短咸备。李沂公取丝、桐之精者，杂缀为一琴，谓之'百衲’。予亦戏名此为《百衲本史记》，以发同人一笑。”［清］钱曾著，管庭芬、章钰校证，余彦炎标点：《读书敏求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7—88页。近人傅增湘汇集多种版本，凑成一部百衲本《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用宋刊七种合成，内绍兴二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刊本约居三分之二，大字建本约居五分之一，余卷以密行小字宋本五种及抄本八卷足成之。”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至于著名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便不只是汇集众本而为一书了，当年张元济先生还做了校勘，对底本的讹、脱、衍、倒进行了校改，已非底本之旧，已有古籍整理的成分在内了。之所以汇集多种版本凑成或影印成一书，一是因为各种旧本皆残缺不全，汇集在一起才比较完整；二是所汇集的多为宋元旧版或校勘精审的本子，珍贵难得。 9.邋遢本：也叫大花脸本，指书版漫漶模糊的印本。所谓邋遢，是肮脏、不整洁的意思。如前面所说“眉山七史”，原是南宋绍兴年间在四川刻印的，到元代时，大部分版片已经模糊漫漶，用这种书版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又因为这七部史书的行款，每半页九行，故又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宋刻元明递修本《论衡》，其中不少书页或者墨色深浅不一，或者模糊一片，或者笔画断断续续，或者断版裂版，也可以算是邋遢本或大花脸本。 10.三朝本：有些古籍，书版刻印修补，历经三个朝代，用这些书版印出来的书，称作三朝本。南宋临安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年久以后，有不少坏损残缺。入元以后，版片转归西湖书院，重加修补后，继续用来印书。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又把这些书版运到南京国子监，再次修补。这些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的修补，仍用来印书，这种后印的本子为三朝本。上面所提《玉海》，其书版历经元明清三朝，亦可谓之三朝本。 11.书帕本：明代官员为官上任或奉旨出差归京，以一书一帕或一书二帕赠人，人们称这种本子为书帕本。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承嘉靖时古学兴盛之余风，喜欢刻书，一般外出做官的期满回朝，或临时奉旨外出办事归来，用一书一帕送给长官，也有赠一书二帕的。因为用巾帕裹之送人，所以叫作书帕本。这种书是官场中的应酬品，名义上是私人刻印，实则多用公款，最后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既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且刻书者并不注意校勘，甚至随便删节，乱题书名、作者，接受的人也并不重视，很少有好的，学术价值不大。 （四）按照字体和版框大小来区分，则有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等 1.大字本：与小字本相对而言，指宋代所刻书籍中的版框、纸幅较宽，字体较大者。一般的版本，版框高20公分左右，半页宽十三四公分，半页10行，每行20字左右，可谓之中字本。大字本每半页少于10行，每行在十七八字以下。在宋刻本中，蜀本以大字本闻名，称蜀大字本。如前面提到的《元包经传》，每半页8行，行16字，顾廷龙先生称其“真是字大如钱，版式疏朗，读来赏心悦目。”顾廷龙：《顾廷龙文集》，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另外，被《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列入江西地区刻本的《资治通鉴纲目》和《曹子建文集》，均半页8行，行15字。大字本字大行疏，清楚醒目，但因多费版木纸墨，增加成本，普通读者难以承受，且大本巨册，携带不便。故为了照顾到各方面的读者，又有将同一种书同时刻中字本和小字本者。 2.小字本：与大字本相对而言，指古籍中行紧字小的本子。宋刻《嘉祐集》，半页14行，行25字。字体最小者，莫如宋刻《妙法莲华经》，每半页36行，每行66至70字不等，“微如点蝇，密似行蚁，细书善刻，精妙入神，全书六万九千字只用十五页……在我国雕版史上可称空前绝后之奇书。”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宋元刻本中，以大字本常见，小字本较少，藏书家常常珍视之。 3.巾箱本：这是一种版式小、可以放在巾箱中随身携带的书籍。巾箱是古时盛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以版式较小为其特色。将书置于巾箱之中，早在汉、晋时代就已出现。《北堂书钞》卷一三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董治安主编：《唐代四大类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0页。《汉武内传》旧题班固撰。晋·葛洪《西京杂记》跋中说：“后洪家遭火，书籍都尽，此两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明］程荣纂辑：《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南史·齐宗室传》：“钧常手自细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需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唐］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38页。可见衡阳王萧钧手写《五经》，一是作为加强记忆、提高学习效果的手段；二是携带方便，可以随时查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巾箱本的普及。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这种巾箱本仍然比较盛行，特别是到了清末石印技术发明以后，制作更加灵便，版式更小。巾箱本有版式小，成本低，携带方便的特点，但也给科举考试作弊者提供了便利。虽然从宋代开始就有人建议禁毁巾箱本，但一直到清末亦未成功。 4.袖珍本：指古书当中版形极小，可藏于怀袖之中的本子。其实和巾箱本当是一回事，只是从两个角度命名罢了。清朝乾隆年间，在武英殿雕印经史，乾隆因制版所余小块木料颇多，不令遗弃，仿古时巾箱之式刻书。后世将当时遵照乾隆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用零材短版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仍以袖珍本称呼小开本书籍。 （五）按印制的颜色区分，有蓝印本、红印本、套印本等 1.红印本、蓝印本：凡是不用墨色而用红色或蓝色印刷的书籍，称为红印本或蓝印本。红印本也称朱印本，蓝印本也称靛印本。印谱、符箓等书，一般都用红色印刷。明末的志书多有用蓝色印刷者。明代刻书竣工之后，先用蓝色或红色试印若干部，经校对改正之后，然后再用黑墨正式印刷。清代刻印书籍仍然沿用这个习惯。这种红印本、蓝印本都是初印，字画清晰，为藏书家和读者所喜爱。因为是初印，故又称初印红本、初印蓝本。 2.套印本：指用两种及两种以上颜色印刷以区分同一书的不同内容的本子。套印技术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发明。1994年，文物工作者在温州皇岙石塔中，发现了一幅北宋元祐年间的版画《蚕图》，用浓墨、浅墨、朱红及浅绿诸色套印而成。方晓阳、韩琦：《中国古代印刷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套印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在同一块儿书版上涂上不同的颜色印刷而成，这种方法叫敷彩印法，也叫单版复色印刷。人们一般认为现存最早的套印本元代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注》），经文红色，注文墨色，就是用敷彩法印刷的。由于原件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大陆学者很难见到。版本学家沈津先生曾借“在台北开会之机，于'中央图书馆’特藏组内三次调阅该经原件。其中一次，并邀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员吴格共同鉴定，最后一致认定这确实是朱墨套印本，而并非一版双色印本，且印刷时，朱色先而墨色后。”沈津：《书城风弦录：沈津读书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但李致忠先生在2007年出版的《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中并未吸收三位版本学家“一致认定”的观点，仍然坚持旧说。明代刻印的《花史》和《程氏墨苑》则是这种敷彩印法的杰作。第二种方法是将不同的颜色分别刻成符合规格的书版，逐次印到一张纸上，这种方法上色要一版一色，一色一刷。这种方法叫作套版复色印刷，也称作分版复色印刷，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套版印刷。这种套版印刷，初期主要用朱、墨两种颜色印刷，所印之书称为“朱墨套印本”。后来则发展到用三色、四色、五色甚至六色套印。如明代万历九年（1581年）凌瀛初朱墨双色套印《世说新语》，“以黑色印正文，以朱色套印圈点和眉批文字，是现知明代最早的套印本。”罗树宝：《中国古代图书印刷史》（彩图本），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14页。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闵齐伋三色套印《孟子》，清乾隆年间武英殿五色套印《劝善金科》，道光年间卢坤六色套印《杜工部集》。 在某些写本书籍中，本来曾有以不同颜色表示不同内容的方法，这最初是供读者区分正文、注释、标题、断句等用的。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一版只能用一种颜色，故在单版单色印刷的刻本中，只好以不同的字体、阴阳文、花纹、圈点等方法来表示上述意义。在有了套印的方法之后，这些问题得到了相应的解决。套印本绚丽悦目，不过同样的书版有时要刻两块或多块，成本过高，费时费工，颇不经济。 二、活字本 以活字排版印刷的书籍称作活字本。根据制作活字材料的不同，活字本又可分为泥活字本、木活字本、金属活字本等。 1.泥活字本。泥活字本的发明者是宋朝庆历年间的毕昇。沈括《梦溪笔谈》记录了毕昇的发明。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是用黏土做原料，将很细的黏土做成方形小块，在上面刻一个反体字，然后用火烧硬。印书时，根据内容的需要，将其一个个排列成行，用蜡和松脂把它们粘在铁板上，这就制成了“活字版”。印刷完毕，把活字拆下，以备下次再用。这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是很大节省。毕昇所印书籍没有能够流传下来，具体排印了哪些书籍目前也未发现记载。现在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泥活字本是周必大于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排印的自己所著的《玉堂杂记》。元、明两代亦有用泥活字印书者。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苏州人李瑶用泥活字排印了《校补金石例四种》和《南疆绎史》。比李瑶晚12年，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从《梦溪笔谈》的记述中受到启发，进行了一次泥活字印书的实践。他看到一般木活字印书200部左右笔画就模糊了，“不如泥版千万印而不失真”。于是花了30多年时间，在他70岁的时候制成了泥活字10万多个，并且用此排印了自己的诗词集《泥版试印初编》，随后又排印了黄爵滋的《仙屏书屋初集》和《水东翟氏宗谱》等。 2.木活字本、聚珍本。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当年毕昇曾进行过用木活字印书的实践：“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宋］沈括撰，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8页。虽然没有成功，但毕昇确实进行过实验，否则说不出如此具体的理由。1991年，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内，发掘出西夏文和汉文佛经、文书等36件（种），其中有较为完整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被认定为是西夏后期（12世纪下半叶）在当地翻译印刷的。“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该经进行了鉴定，认为'《本续》是木活字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俞木：《一个伟大的发现——宁夏出土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7年第1期，第40页。元代山东东平人王祯，再次进行了木活字印书的实践，而且获得了成功。他制作了3000多个木活字，本拟排印自己的著作《农书》，后因工作地点的变迁等原因而未果，他则用这些木活字印制了《旌德县志》，并总结了印制的经验，撰写了《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农书》之后。王祯首先提出了造活字的规格，并且发明了转盘排字架，把特制的活字，安放在转盘上，减轻了检字的劳动强度。用这种方法，一部6万字的《旌德县志》，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印完百部，证明效率是很高的。到了明清时期，木活字本通行于世，特别是家谱、宗谱，多为木活字本。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当时管理武英殿刻书之事的金简，鉴于所刻书籍繁多，雕版印刷不易，建议用活字印行，刻制了枣木活字25万余个。据统计，武英殿用这套木活字先后排印过134种罕见之书。这些书因为行款版式完全相同，又都是由武英殿木活字印成，本可以称为《武英殿木活字印本丛书》，但乾隆皇帝认为“活”字与“死”字对称，不雅，改称“聚珍版”，正式命名为《武英殿聚珍版书》。后来各省官书局有依照这套丛书翻刻的，也称聚珍本。这些书虽名为聚珍本，实际上是雕版印刷。为了将其与原聚珍版丛书区别开来，翻雕者又有“外聚珍”之名。 3.金属活字本。我国早在宋、金时期，就用铜活字印制纸币。真正以铜活字印书，以明代无锡华燧会通馆为最早。华燧的铜活字大约制成于弘治三年（1490年），当年印成《宋诸臣奏议》50册，但质量不高。后来又陆续印行《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古今合璧事类前集》。华燧的金属活字本可考者有15种，今存11种。正德年间，华燧的侄子还以兰雪堂的名义排印《白氏长庆集》和《艺文类聚》等书。比华氏家族稍晚，无锡人安国以桂坡馆的名义排印《东光县志》《吴中水利志》《颜鲁公文集》等。过去学者们均以为华氏与安氏所印书均是铜活字本，迟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有的版本学家根据明代乔宇《会通华处士墓表》、邵宝《会通华君传》中分别有“范铜为板，镂锡为字”和“铜版锡字”的记载，再加之二家所印书版心中的文字是“活字铜板”而不是“铜活字版”，认为二家用的是锡活字而不是铜活字。如版本学家潘天祯先生就曾接连发文，“四谈”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潘天祯：《潘天祯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辛德勇先生也在《燕京学报》2007年第21期（新第23期）上发表长篇论文《重论明代的铜活字印书与金属活字印本问题》，认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在历史文献中实际并无法得到确认，而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表明，从宋末元初最初出现金属活字印书时起，迄止有明一代，中国用于书籍印刷的金属活字，只有锡字，根本没有使用过铜活字的可靠记录。”好在铜与锡只不过是不同的金属，与书籍的生产制作方式关系不大。清代的铜活字本，康熙年间有《文苑英华律赋选》和陈梦雷《松鹤山房诗集》，道光年间排印的顾炎武《音学五书》。当然，铜活字本中，最著名的是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10000卷，连同目录，分装为525函，5020册。金属活字本，除锡活字和铜活字印本之外，朝鲜还有少量铅活字和铁活字本。活字本的特点，将在下面讲到。 三、除了刻本和活字本之外，还有用手抄写的书，又是可以分为若干种 1.抄本：是根据底本（不论其为写本、刻本或活字本）抄录而成的本子，亦称传抄本。抄本中纸墨精良、书法工整、内容错误较少者，人们常称之为精抄本；著名人物、著名藏书家的抄本，称为“×代×人抄本”,如明代毛晋抄本、清代黄丕烈抄本等；对于抄写年代较早，但一时又不能确定其确切年代的，则简称为旧抄本；根据抄写的朝代，则可分为宋抄本、元抄本、明抄本、清抄本等。雕版印刷术没有发明或盛行之前，人们欲得到书籍，固然要靠抄写，即便是雕版印刷术普及以后，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还常常将抄写作为获得书籍的手段之一。如宋“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已而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尽。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31页。可见宋代中央政府藏书，还要靠手抄写，而且还要抄写复本，分藏二处；失火之后，为弥补损失，仍是“重写书籍”。不仅公家如此，不少学者和藏书家也往往通过抄写来获取一些善本和稀见之书，有的则以抄书为课程。如明代藏书家谢肇淛的藏书，很多都是抄录得来的。他幼年读过宋代文学家王禹偁的诗文，极为欣赏，一直想得到王氏的全集，他到处求访，始终未能如愿。一次，他听说黄州有人刻印了王禹偁的集子，赶忙托人去买，但因售尽而落空。为此他心里颇为不快。到京城以后，从朋友那里借得一部宋本《王黄州小畜集》，他欣喜若狂，“疾读数过，甚快，因抄而藏之。”［清］瞿镛编纂，瞿果行标点，瞿凤起覆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写他不辞辛苦抄书说：十指如椎冻不信，清霜初下写书频。可知石鼎松声里，桃叶摊书未是真。［清］叶昌炽撰，王欣夫补正，徐鹏辑：《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信”通“伸”。谢肇淛一生抄写了许多书，流传到现在的还有20多种。 藏书家和学者大都非常重视抄本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但也有人认为凡是“抄本不论新旧皆善本”，则失之于片面。 2.影抄本：是指把可以透影的纸覆盖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的字体行款甚至连同边栏界线照样摹写而成的本子。影抄本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抄本。这样影抄下来的本子，往往与原本无异。之所以要影抄，一般是由于原书特别珍贵难得，不仅要求复制原文，而且要求保存原书的版本格式。影抄所依据的底本多是宋、元旧本。据说是明末著名藏书家毛晋发明的，而且在影抄本中也以毛晋的影抄本最为著名。毛晋雇用了不少人为他抄书，甚至“入门童仆尽抄书”。有些宋、元刻本亡佚了，毛晋的影抄本就被视为同原书一样珍贵。孙从添《藏书记要》说，汲古阁影宋抄本“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清］孙从添撰：《藏书记要》，见徐雁、王燕均主编《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1页。 3.稿本：凡是著者写定而尚未付印的书稿，称为稿本。作者亲自书写的稿本，称为手稿本；根据作者原稿，请人代为誊写，再由作者亲手校定的稿本，称为清稿本；按照刻版要求的规格写好，准备雕刻的稿本，称为上版稿本。稿本多有重要价值。稿本当中曾经刻印过的，可供查考原著的写作情况，也可以作为校订刻本的依据；其未经刻印的，则借此保存了某些著作的传本，使之不至于失传；一些著名学者和历史人物的手稿，可以使后人获见他们的手迹，就更具有历史文物价值了。但那些不是作者手书而是由别人誊录的稿本，最好是有著者的手校字句、题记或印章，才好定为清稿本。 4.写本：写本有广狭二义，凡是用手书写的本子，包括上述抄本与稿本等在内，均可视为广义的写本。这里是指某些古籍原来成书时就是以手写形式流传，由于其既不是刻本、活字本，也不是稿本或依据其他版本录写的抄本，所以也称之为写本。唐代和唐代以前的书籍，因为雕版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或应用不广，主要靠手写流传，故称为写本。后世也把唐朝人抄写的书称为唐写本。唐人写的书和佛经，多是卷子装，故又称唐卷子本，或称为唐写本卷子。明代和清代各有一种著名的卷帙浩繁写本书：一是明代编修的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一是清代编修的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综合性丛书《四库全书》。 四、其他 除了上述刻本、活字本和广义的写本之外，古籍版本还有一些常见的称谓，放在这里总体讲一下。 1.孤本：指世间仅存有一部的书，也指一书的某一版本只存一部的本子；国内仅存一部者，叫海内孤本。如河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清乾隆文粹堂刻本《四书集注》，有清代钱泳亲笔批语及跋者，仅此一家收藏，大致可以判定为孤本或海内孤本。既然称为孤本，应该是世间仅有此一种，才名副其实。但过去的藏书家常有夸张之语，他们所说的孤本，未必是世间或海内仅存者，只是比较罕见而已。联合目录的编纂，为我们查考一部书是否为孤本提供了方便。但也要注意，联合目录的参加单位往往有遗漏，参加单位的馆藏也未必完全反映。地方志是河北大学图书馆馆藏特色之一，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便没有反映这家图书馆的收藏情况；也有一些古籍由私人收藏，联合目录里反映不出来。故使用孤本这个概念时应该慎重。 2.校本：指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或有关资料校勘过的本子。过去的一些藏书家常常采用“死校”的方法，对自己收藏的本子，拿善本对照校勘，发现讹误或不同的地方，就详细地记录在自己这个版本上。这样，这个版本的价值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如果把校订人的姓名也写在书本上，则称之为某某人校本。清代以校勘名家的学者很多，如何焯、鲍廷博、卢文弨、黄丕烈、顾广圻、孙星衍等，经他们手校或经他们校勘然后付印的书籍，多为善本。 3.批本、批点本及批校本：行间、天头刊印或书写有批语的本子，叫批本，也叫评本；除批语外，还加有圈点的本子，叫作批点本；除了对内容进行批评外，还校勘并记录版本间文字的异同，叫作批校本。如果把批点校勘者的姓名也写在书上了，则称为某某人批点（校）本。一些学者在读书过程中，往往把自己的见解、评论、考证结果随手记在天头或其他空白处，增加了这部书籍的文物与学术价值。 4.插图本：指书中有插图的本子。插图本出现得很早。《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有不少插图本，图都是由人直接绘制的。雕版印刷术发明后，插图由手工绘制发展成为雕版印刷。雕版印制的图画叫版画。在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经》，扉页上刻有释迦牟尼佛在孤独园坐于莲花座上给长老须菩提说法图，已相当成熟。国内现存最早的刻本之一——唐代成都府卞家刻本《陀罗尼经咒》，中央刻一小佛像，坐于莲座之上，外刻梵文经咒，梵文外四周又围刻小佛像。说明插图本在早期印刷品中便已较为普遍，而且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宋、元时期插图本有了很大进步。明代万历年间所刻书常因校勘不精、乱删乱改而饱受诟病，但却是插图本的黄金时期。郑振铎说：“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甚通俗。不仅是文士们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数量是多的，质量是高的，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20世纪40年代，郑振铎编纂了《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年整理再版。除刻本外，不少写本和活字本也有精美插图，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均有丰富的插图。不少书籍的内容，无图不明，有图则明。插图本有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徐小蛮、王福康著有《中国古代插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可以参看。 5.过录本：将批校的文字移录到另一部同名书上，这部书籍就叫过录本。清代何焯批校的书籍传本中，不少是其学生移写其批语的过录本。过录批校文字，有时是老师培养学生，或者学生继承老师学业的手段之一。但需注意，过录本中有伪造者，如有的人伪造原批校者的印章，加盖在书上，说是某某人批校文字的过录本。 6.进呈本与采进本：进呈本是指地方官员或藏书家呈送给朝廷的本子。清乾隆年间设四库馆，编纂《四库全书》，敕令各省负责官员动员藏书家进呈图书，各地缴送上来的图书均称为“进呈本”。在各地进呈上来的书籍中，有不少是各地官员搜访采进的，这些书称为“采进本”。《四库全书总目》中，不少书名下注着“××地××官采进本”。如经部小学类：“《尔雅注》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匡谬正俗》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需要注意的是，“××地××官采进本”，只是说该书是何地何官负责搜访上交到中央政府，并不能准确表示《四库全书》所依据的底本。当年各地所进呈的书籍，有不少并未收进《四库全书》。其中编纂《四库全书》时所依据的本子，叫作“四库底本”。 7.拓本：是指把铜器或碑刻的图形以及上面的文字用纸拓下来，然后装订成册的本子。用墨色拓印的称为墨拓本；用红色拓印的，称为朱拓本；拓制最早的称为初拓本。初拓本字迹清楚，墨色匀净，保持原来的精神面貌，比较珍贵。《隋书·经籍志》中已经著录有“相承传拓之本”，说明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拓本了。不少拓本往往既有史料价值，又有艺术价值，还可以校勘刻本、活字本在流传过程中的讹误。 8.增订本：一书经过前后几次刊印，其后出之本，作者或编者在内容上有所修订补充，这样的本子叫作增订本，也叫增补本、增修本。如宋代欧阳德隆、易有开编有《押韵释疑》，书肆屡加刊刻，错讹严重，郭守正用原本和后出各本校勘，辨别字画本原，正误辨疑，重加编次，增删各千余条，于景定五年编成《增修校正押韵释疑》。 9.残本：残本是指残缺不全的本子。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会因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而遭受损失，有时成套之书，缺失了一册或数册；单册之书，缺失了一页或数页，皆可谓之残本。就同一书的同一版本，残本当然不如足本。足本不可得，有时残本也就弥足珍贵。如明代秦时雍的散曲集《秦词正讹》，上下二卷，郑振铎仅购得上卷，但仍然令其欣喜不已，因为“虽仅存半部，亦是未见难得之书……时雍号复庵，其曲仅见于明人诸选本中，不过寥寥数阕耳，不意今乃获其曲集，且复是嘉靖黑口本，诚奇遇也。”郑振铎：《西谛题跋》，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西谛藏书善本图录》（附《西谛书目》），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4页。郑振铎之所以为这半部书高兴，一则是因为该书仍然保存了秦时雍不见于一般选本的不少作品，二是版本好，为“嘉靖黑口本”。但残本毕竟有缺失，不如足本完美，故过去的书贾常以残充全。 10.焦尾本，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残本，指藏书家不幸遭受火灾，没有被焚毁但受了一些损伤的本子。清代张绍仁在校《道德真经指归》跋中说：“此书亦胡氏所刻，从绛云楼烬余本补抄。”案：此亦焦尾本也。 我国历史悠久，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版本类型十分复杂，上面所讲，只是一些最常见者而已。 以上文字内容，摘自时永乐著《古籍整理教程》第六章第一节，图片来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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