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拿破仑远征埃及和西方对埃及的重新发现与塑造 随着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掌握军权，埃及成为法国挑战英国世界霸主地位的重要棋子。1798年，为了打击英国在北非和西亚的势力，并以此来威胁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连线，拿破仑率领远征军进军埃及。拿破仑在策划、准备其军事行动时把亚历山大作为榜样，③率军赴埃及时随身带着荷马的《伊里亚特》④和色诺芬的《远征记》。⑤拿破仑和远征军的将士们到达埃及时的落脚之处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为了像亚历山大那样把军事征服与文化上的同化有机结合起来，拿破仑还把百余人的学者和专家纳入到远征队伍中。在他看来，只有认识东方，才能更好地统治东方并占有和利用东方所能提供的经济资源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蕴藏。这些随军学者当中许多人是当时法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最优秀的制图家和画家，⑥而那些原来就从事东方研究的学者则担当起了介译工作。在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当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埃及研究所”的著名学者。 这些拿破仑军队中的特殊成员到埃及后，废寝忘食地抄写神庙墙壁和墓壁上的文字，同时也想尽办法为罗浮宫搜罗各种文物。⑦不久之后，英国海军在纳尔逊率领下在尼罗河入海口大败法国海军，这使得拿破仑占领埃及继而打破英国与亚洲和西亚之间联系的目标成为泡影，埃及最终成为英国的托管地。但是，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它使埃及沦为欧洲列强称霸世界过程中激烈争夺的对象，为欧洲列强向非洲和亚洲殖民开辟了道路。同时，拿破仑的军队沉重打击了马穆鲁克(Mamluks)统治集团，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掌握政权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他推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和进行西方化的改革措施奠定了基础。⑧其二，拿破仑远征埃及使得整个欧洲以空前的热情关注埃及，随行的学者们带回来的埃及文物，特别是罗塞塔石碑，使得释读象形文字成为现实，从而促成了埃及学的诞生。可以说，埃及学是欧洲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过程中的副产品。拿破仑的军事行动标志着西方对埃及甚至整个近东地区的重新发现，它引发并促进了西方对这一地区诸多古老文明的逐步复原、解读和评价。在欧洲列强对埃及的殖民活动中，欧洲人对埃及历史的解读和建构始终与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掠夺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欧洲列强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钩心斗角，使得当时在名义上属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埃及处在更加艰难的处境中。⑨ 法国军事失利后，不得不把在埃及收集到的珍贵文物拱手让与英国，其中包括罗塞塔石碑。1801年，时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埃尔金(Th.Elgin)秘书的汉密尔顿赶赴埃及，督察法国撤兵埃及的进程。他不仅挫败了法国人试图把罗塞塔石碑偷走的阴谋，还抄写和翻译了石碑上的希腊语碑文。⑩法国人尽管在军事上一败涂地，但并未放弃对埃及文化上的解读和重塑。曾随拿破仑远征的德农(V.Denon)于1802年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描写了远征埃及的壮举，(11)勾起了法国人对埃及的无限向往。(12)拿破仑意识到大张旗鼓地出版发行随军学者们收集到的有关埃及的资料或许会掩饰在地中海和埃及所遭受的失败。这些珍贵的图片和文字资料以《埃及志》(Description de l'gypte)为名得以出版，整套书图974幅。第一卷于1810年面世（封面上的年代为1809年），最后一卷直到1828年才得以发行（地图册则迟一年问世）。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使得《埃及志》成为系统和详细地描写和介绍古代埃及史实和当时埃及现状的百科全书。作者大量引用了希罗多德、斯特拉波、狄奥多洛斯和老普林尼等古典著作家对埃及的描述。这种把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与古希腊和古罗马联系起来的企图在第一卷扉页上的雕版图案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画面的顶部是一个法国人模样的英雄像阿波罗或者亚历山大一样驾驭着一辆马车，手握长矛，而成群的马穆鲁克士兵应声倒地。这位英雄后面跟随着12位缪斯，她们的出现象征着法国人在拿破仑率领下正在发现、发掘和宣扬古代埃及人所创造的辉煌文明，所以整个画面上看不到开罗城及其伊斯兰建筑。这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对埃及进行重塑的开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对埃及进行有失公允的建构实际上至今未能完全停止。(13)这幅耐人寻味的画要向读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法国军队征服和占领埃及实际上是再次完成西方对埃及曾经施行过的拯救行为。(14) 数学家傅里叶(J.B.Fourier)受拿破仑之托为《埃及志》撰写了序言，他极力强调埃及扼三大洲交通要道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称埃及早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就已是艺术的故乡。(15)按照他的说法，荷马、莱克格斯、梭仑、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这些古希腊的圣哲们为了智慧，都曾游历埃及并受到启示；亚历山大、恺撒、奥古斯都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都曾在埃及运筹帷幄。拿破仑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实现上述两类人不同的心愿，既要获取古埃及人的智慧，也要在这一重地大展宏图。从某种意义上说，拿破仑心目中的智慧和辉煌只与那些曾居住在埃及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相关，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曾令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惊叹的埃及已经衰落，现在是欧洲人重新发现尘封的古埃及文明并对其进行评价，从中发现智慧和汲取力量的时候了。为了宣传和纪念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和《埃及志》的出版，法国于1826年发行了纪念章，图案是一高卢征服者装扮的人正在揭去一个妖娆女子身上的遮布。(16)高卢人显然是拿破仑及其所代表的法国乃至整个西方，而女子则象征着历史悠久、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埃及。(17) 二、埃及学的诞生和埃及文物的流失 随着《埃及志》各卷的相继出版，欧洲对古埃及的兴趣空前高涨。欧洲人开始了掠夺埃及文物的疯狂竞争。(18)包括方尖碑在内的大量文物被运到欧洲各国。在欧洲人看来，这些古物在埃及无谓地被风吹雨淋，只有到了欧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似乎只有欧洲人才有能力意识到并欣赏这些古物的真正价值，而那些创造这些文物的先民后代则无视它们的存在与意义，因此只能丧失拥有它们的权利。另外，欧洲人不满足于待在家里偶尔看一下从埃及运来的文物，而是想到埃及实地考察和体验。(19) 欧洲人从古典时代就对埃及的象形文字抱有浓厚的兴趣，不同时代的人对象形文字提出过不同的解释，赋予它各种神奇的意义，但是没有人能够提供正确解释这些符号的方法。(20)法国军队远征埃及、《埃及志》的出版发行和公众远赴埃及游历的热情都激发了有志之士破译象形文字的决心。如同法国与英国在对外扩张和殖民过程中针锋相对和频频发生冲突一样，这两个国家的学者在破译象形文字方面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英国人把破译象形文字的希望寄托在托马斯·扬(T.Young)身上。(21)作为物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托马斯·扬早在商博良(J.-F.Champollion)之前就已经认识到科普特语曾经是古埃及人使用过的语言，同时也注意到有些象形符号所起的字母作用，即表示固定的声音，而有的则不具备字母的功能。他成功地释读了托勒密(Ptolemy)国王和其王后贝丽奈西(Berenice)的名字在象形文字中的书写形式，并且由此总结出了若干个用作字母的象形符号。(22) 商博良是代表法国挑战托马斯·扬的年轻学者。他的哥哥曾试图随拿破仑的远征军去埃及，但未能成行。商博良对东方语言和文字兴趣浓厚，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最后的成功释读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年仅16岁的商博良就已经在一篇论文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科普特语确实是古代埃及语的书写形式。法国人发现的罗塞塔石碑由军事上取得胜利的英国据为己有，但是欧洲有志于破译象形文字的学者都有机会使用这块石碑的拓片。罗塞塔石碑上的文字分别为象形文字的圣书体、草书体及希腊文，但内容相同，这使商博良成功释读象形文字成为可能。1822年，商博良给达希(Dacier)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他对埃及象形文字中字母的研究结果。此后的埃及学界把该年视为埃及学的诞生年。(23) 商博良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在英国同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成功破译象形文字，但这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24)英国人则毫不含糊地强调他们在打开通往古代埃及文明大门的研究工作中所起的作用。(25)托马斯·扬于182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题目非常耐人寻味，其名为《关于近期对象形文字和埃及古物的解读中笔者首次发现并由商博良先生补充的字母表》。但关键一点是商博良此后的研究一步步揭开了象形文字神秘的面纱。他死后出版的《象形文字语法》（1836年）和《象形文字字典》（1841年）毫无争议地奠定了他作为象形文字释读者和埃及学创建者的地位。(26)埃及学的诞生和随后的发展得益于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学者对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和整理，随着学者们逐步认读这些曾经被赋予了无限神秘色彩的象形符号，欧洲人对埃及文献和古物的兴趣也迅速高涨，文物走私和盗挖以及考古发掘也紧随其后。(27)西方各国则相继成立了与东方相关的学术团体。(28) 从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对近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察。(29)威尔金森在卢克索等地临摹了大量古代埃及官吏墓中的文字、图画和浮雕，后来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古代埃及人的礼仪和习俗》。据传他当时居住在古埃及墓室里，并且把木乃伊当作烧柴。威尔金森担心，如果包括他在内的英国人不抓紧把埃及的古迹以文字和图画的形式整理出版，法国人或者普鲁士人可能就会捷足先登。莱恩甚至计划出版一部宏大的《埃及记述》，以此来抗衡法国人的《埃及志》。他的兴趣后来转向翻译阿拉伯文献，原来计划的鸿篇巨制半途而废。(30) 在埃及学领域，法语起初是当之无愧的工作语言。“埃及学家”一词(gyptologue)首次出现于1827年，商博良是年在罗浮宫主持埃及分馆的工作。“埃及学”(gyptologie)这一术语出现在1850年。在英国，一直到1856年才有人借用法语创造了埃及学家(Egyptologist)一词，而埃及学(Egyptology)一词则到了1859年才开始使用。(31)不过，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在其他方面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从1800年至1850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人出版了至少100多部有关埃及的游记，数量几乎是法国的一倍。(32)不仅如此，英国人甚至考虑派遣考古队到埃及进行发掘。正是这件事促使商博良与其弟子、意大利人罗塞里尼(I.Rosellini)一起组织了法国—托斯卡纳联合考察队。他们在埃及抄写和临摹了大量文字和图画，其成果是商博良去世以后用法语出版的《埃及和努比亚古迹》(33)和用意大利语出版的《埃及和努比亚古迹》。(34)意大利人波诺米(J.Bonomi)听说商博良有意把塞梯一世墓里精美的浮雕切割下来运往法国时曾责问商博良，商博良辩称道：“你将有幸在法国的博物馆里观赏这些精美的浮雕，因为这是保护这些文物免遭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的唯一办法。我这样做是出于一个真心爱护古物的心情，我拿走它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保存。”(35) 19世纪40年代，法英之间在古代近东文物的收集方面的竞争转移到两河流域。普鲁士人对英法两国很早就形成强大和统一的民族国家既羡慕又担忧，普鲁士试图把德意志境内众多独立的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在对外扩张方面，普鲁士人起步晚，但不想永远落后。在洪堡(A.v.Humboldt)、本森(Ch.K.v.Bunsen)等人的强烈建议之下，威廉四世登基不久便答应资助莱普修斯(R.Lepsius)考察埃及的计划。普鲁斯考察队装备优良，随队人员中甚至还有一个牧师。考察队在埃及时特地选择威廉四世寿辰那一天登上胡夫金字塔，把普鲁斯国旗插在上面，并且燃放焰火予以庆祝。普鲁士考察队的足迹遍及埃及和努比亚，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为普鲁斯考察队提供了充足的劳力和免费的运输服务。普鲁士人抄录的文字和图画以及收集的古物超过了商博良和罗塞里尼率领的法国—托斯卡纳联合考察队。莱普修斯回到柏林以后把考察队的成果整理后出版，成为至今仍极具学术价值的《来自埃及和努比亚的文物》。(36)考察队带回来的约万件珍贵文物进入柏林博物馆，柏林大学特为莱普修斯设立了德语区第一个埃及学教席。(37) 在欧洲各国工业化之前，出国旅游只是上层人士才能享受的非常体面和极为昂贵的活动，工业化使得许多中产阶级的人士有能力到国外旅行和游玩，铁路和蒸汽船则方便了他们的出行。19世纪游历埃及的欧美人留下了大量日记、游记，不少人还写了不少与埃及有关的小说。(38)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欧洲游客的增多，欧洲人开设的旅馆也在亚历山大城和开罗逐渐多起来。起初来到埃及的西方游客一般都穿阿拉伯服饰。不少人模仿土耳其人的打扮，这样做不仅能得到埃及人的尊重，而且也弥补了他们不能说阿拉伯语的缺陷。1835年在英国出版的旅游指南中说，假如欧洲人在尼罗河上航行时在船上悬挂自己所属国家的国旗就可以免遭埃及军船的检查或阻拦。穆罕默德·阿里掌权初期，到埃及的欧洲游客一般携带武器，也可以雇佣一两名埃及保镖，早期的旅游指南告诫欧洲人出门在外一定武装好，而到了30年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世纪90年代的德语旅游指南说，在埃及旅行像在德意志一样安全。(39) 赴埃及的欧洲游客对埃及的态度各有不同，他们的目的也不尽相同。(40)众多的文物收藏家和文物贩子汇集埃及，古董黑市和盗墓团体横行埃及各主要城市。(41)英国驻埃及总领事索尔特(H.Salt)和法国驻埃及领事馆官员德洛沃提(B. Drovetti)为了收罗古代埃及文物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42)为索尔特盗挖埃及文物的人员包括当过船长的意大利人卡维里亚(G.Caviglia)和同为意大利人并在马戏团跑过龙套的贝尔左尼(G.Belzoni)。(43)索尔特的俸禄并不高，他企图在替大英博物馆收集埃及文物过程中获取私利。他第一次把一批古代埃及文物卖给大英博物馆时所得的报酬只是区区2000英镑。(44)1824年，德洛沃提想把他在埃及收罗到的文物出售给罗浮宫，但是不少法国人试图说服罗浮宫拒绝接受这项提议，主要原因是德洛沃提的原籍是意大利。英法驻埃及外交人员为了收罗埃及文物而展开的疯狂竞争在索尔特和德洛沃提之后成为光荣传统，一直保持到19世纪50年代。(45) 许多被派驻到埃及的西方外交官不仅以低廉的价格收买或者以非法的手段盗挖古物，他们还凭借自己所代表的国家的政治威望和经济实力，同时利用埃及总督夹在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中间的困难局面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名义从埃及当权者那里骗得文物。19世纪20年代，德洛沃提劝说穆罕默德·阿里把竖立在亚历山大城的一座方尖碑赠送给法国，以此来讨好路易十八。为了保持法英之间的平衡，阿里许诺向英国赠送竖立在亚历山大城的另一座方尖碑。法国觉得亚历山大城的方尖碑不够大，商博良建议法国政府索要卢克索神庙前那座保存得更好的方尖碑。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法国获准运走竖立在卢克索的方尖碑。英国人威尔金森认为，如果法国人抢先把方尖碑运到巴黎，这无疑是英国的耻辱，而他的同胞海逸则认为，面对法国的调包计，如果英国默默地接受那座位于亚历山大城的方尖碑，那才叫奇耻大辱。(46)1836年，位于卢克索的方尖碑辗转到达了巴黎的协和广场。已经许诺给英国的方尖碑则仍然立在原地，因为英国政府拒绝支付运输费用。一直到1877年，一个名叫威尔逊的施善家出钱把这座方尖碑运到伦敦并把它立在泰晤士河边。(47)法英两国先后把方尖碑树立在自己的都城，这让美国有些不快。为了讨好美国人，不至于送了两座方尖碑却最终得罪美国，这时任埃及总督的伊斯梅尔(Ismail)干脆把亚历山大城剩下的另一座方尖碑赠给美国，还说这是为了感谢那些在埃及军队中效力的美国内战时期的老兵。(48)虽然做出这种愚蠢决定的伊斯梅尔不久被赶下总督的位子，但是他答应给美国的方尖碑却于1889年开始了跨洋过海远赴新大陆的航程，它如今屹立在纽约的中央公园。(49) 1882年，在爱德华兹(A. Edwards)女士的提议和资助下，“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考古促进会”(50)在伦敦成立。爱德华兹通过写以埃及为主题的畅销小说而发财致富，她创立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找寻和复原古代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前寄居尼罗河三角洲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负责大英博物馆的贝尔兹反对这个协会的动议，因为这时在埃及进行发掘的欧洲考古队已经无法把出土文物带回自己的国家，而只能交给埃及文物部。当时位于开罗、用来保存埃及文物的布拉克博物馆是由法国人马里埃特倡议建造的，不仅如此，法国人一直把持其管理权。贝尔兹担心英国人会花钱只为法国人做好事。(51) 法国人格雷宝(E.Grébaut)于1886年接替其同胞马里埃特掌管埃及文物部，他决心保护和扩大法国在埃及的利益。(52)他的态度和做法引起了大英博物馆埃及分部主任巴奇(E.T.W.Budge)的强烈不满。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并不打算像巴奇那样在考古发掘和文物收藏方面与法国针锋相对，在他看来，在埃及进行发掘和收集文物并不是英国对埃及外交事务的中心，那些文物反倒给本来就已经错综复杂的英法关系增添无尽的麻烦，因而倾向于向法国做些让步，以便在其他方面为英国争取更大的利益。(53)不顾克罗默的反对，巴奇在埃及卢克索搜罗和购买了大批文物，并把它们存放在卢克索宾馆附近的一个仓库里。格雷宝得知后派人没收了这些文物。巴奇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雇佣一群人挖掘一条地道进入被没收的文物所在的房子，从多名保安的眼皮底下把他认为应当属于英国的文物全部拿走，并且逃过重重关卡运到了大英博物馆。 格雷宝不愿看到埃及的文物成为英国博物馆的展品，也不想看到埃及变成英国游客的观光地。他拒绝了英国方面关于由英国人担任上埃及文物视察员、由法国人担任下埃及文物视察员的建议，因为他比英国人更清楚上埃及的土地下面埋藏着的文物要比下埃及丰富得多。(54)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后，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格雷宝的独断专行，英国方面又要求设立一个文物部副主任的位置，并且由英国人担任该职，其理由是游历埃及的英国游客在数量上居首位，这项建议同样遭到格雷宝的断然拒绝。格雷宝这种偏激的风格不利于法国的整体利益，所以法国驻埃及总领事同意任命另一个法国人接替他。英国总领事克罗默提议由戴尼诺斯(A.Daninos)接替格雷宝。戴尼诺斯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法国方面的答复是，戴尼诺斯对法国的忠诚值得怀疑。因此，在法国教育部任职的摩尔根(J. de Morgan)被任命为埃及文物部主任。(55)摩尔根出任后，法英之间原先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不过，许多法国人开始谴责摩尔根过于讨好英国人。重压之下，摩尔根只好把位置让给另一个法国人罗莱(V.Loret)。(56) 在埃及文物部和埃及学界起过重要作用的马里埃特第一次踏上埃及土地也是因为法英之间的竞争。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人从坐落在埃及的科普特修道院收集到了数量可观的珍贵手稿，这些手稿后来都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鉴于这一情况，罗浮宫于1850年遣马里埃特赴开罗，希望他也能够收集到早期基督教的手稿。科普特修道院的院长们已经把手稿以不可想象的低价卖给了英国人并意识到上当受骗，所以马里埃特到处吃闭门羹，(57)但是他不愿善罢甘休。在未经罗浮宫同意和埃及方面允许的情况下，他用原先用来购买手稿的费用在萨卡拉进行发掘。他想找到古罗马地理学家所描写的埋葬阿庇斯圣牛的墓地。得知马里埃特发现巨大墓地的消息后，法国议会未获埃及方面同意就批准法国文物部门把出土物运回国。埃及总督阿巴斯(Abbas)听到这个消息后派兵阻止马里埃特。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和奥地利驻埃及总领事也站到阿巴斯一边。马里埃特让手下人仿造一些无足轻重的神庙供奉品宋掩人耳目，然后选择在夜里继续发掘。在法国驻埃及总领事莱莫伊恩(A. Lemoyne)软硬兼施下，阿巴斯不得不同意马里埃特把500多件极为珍贵的出土物发运给罗浮宫。(58) 马里埃特回到巴黎后不仅未受惩处，反被罗浮宫聘为馆员，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个无所事事的小职位。1857年，接替阿巴斯成为埃及总督的萨义德(Said)打算发掘一批古代埃及文物，以作为拿破仑三世访问埃及时的礼物。萨义德委托马里埃特寻找和发掘文物，并且为他提供了充足的劳力。马里埃特在吉萨、萨卡拉、卢克索和阿斯旺几个蕴藏古代文物最为丰富的地方同时进行发掘。拿破仑三世后来因故并未访问埃及，但萨义德还是把马里埃特发掘出来的文物赠予罗浮宫。拿破仑三世对马里埃特的褒奖使他无意中赢得了掌管埃及文物部的大权。(59)从此，他可以在埃及任何地方进行发掘，同时还有权征集埃及农民。据说为他扛沙运石的埃及农民最多时曾多达7000人。马里埃特拥有一艘出行时使用和用来运输文物的蒸汽船。(60)马里埃特的目标是猎取尽可能多的艺术品和刻写着象形文字的器物，至于发掘时的考古层、文物所在的确切位置和此后的发掘报告则完全受到忽视。(61) 三、西方列强对埃及的控制和掠夺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对古代埃及的兴趣主要局限在文物的收集，而且以私人和民间团体为主。从50年代开始，欧洲列强通过国家机器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掠夺埃及的物产，特别是棉花，同时试图把自己的产品倾销到埃及。英国竭尽全力鼓励埃及总督阿里在埃及实行工业化的计划。(62)及至1861年，埃及的外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萨义德不得已解雇大批官员和职员，军队的人数降到可怜的2500人。为了逃避来自欧洲的逼债人，萨义德甚至躲进停泊在尼罗河上的游艇里。马里埃特劝说拿破仑三世向萨义德贷款，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彻底控制萨义德和埃及的绝好机会。(63)后来，虽然向埃及发放贷款的主要国家不是法国，而是英国和德国，但是马里埃特在整个过程中获得了萨义德的绝对信任。西方的借贷当然不是善款，伊斯梅尔掌权时期埃及濒于破产，英国以伊斯梅尔还不了款和发生动乱而出兵占领了埃及。(64) 从亚历山大城到开罗原来需要4天的时间，铁路修通后两地车程为4个多小时。(65)1859年，法国人在亚历山大城建埃及研究所(Institut égyptien)，这是埃及第一个具有欧洲风格的研究机构。实际上，该研究所由埃及总督资助，但是无论在学术还是在日常事务上，则完全由西方人控制。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均为欧洲人，而且秋冬季去埃及度假时才召开会议。无独有偶，苏伊士运河也恰好在这一年开挖。运河的开通大大加快了欧洲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把埃及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步伐，教堂、学校、医院、杂志、俱乐部和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出现。苏伊士运河的开挖、文物部的成立、布拉克博物馆的建成都显示了拿破仑三世把文化与政治联系起来的宏伟蓝图。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典礼上，吸引公众的人物不是埃及总督伊斯梅尔，而是来自法国的皇后欧仁妮。(66) 鉴于欧洲人对古代埃及文物如此疯狂的掠夺和对古代埃及持续的兴趣，埃及有识之士希望把尽可能多的文物保留在国内，一些欧洲开明人士也认为出土于埃及地下的文物应当保存在埃及境内。专门负责挖掘和保护古物的埃及文物部(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l'gypte)遂于1835年成立。文物部先把收集到的文物保存在位于开罗艾斯贝基亚区的一座建筑里，后来，这些文物因安全的原因又被存放在萨拉丁城堡。1855年奥地利皇太子访问埃及，作为友好的姿态，阿巴斯把全部藏品赠给来访的贵宾。此后，马里埃特受埃及政府委托建造一座真正的博物馆。他起初想把永久性的博物馆建在亚历山大城，以方便欧洲人参观。(67)不过，随 着亚历山大城至开罗的铁路开通，两地之间的距离变短，马里埃特改变初衷。他把艾斯贝基亚区作为博物馆的选址，因为那里有众多欧洲人逗留的旅馆和欧洲游客光顾的咖啡馆。不过，种种原因使他的这一计划未能如愿。马里埃特最终决定在布拉克先建造一座临时性的博物馆。1858年，这座规模不大、费尽周折才建成的博物馆开馆。(68) 接替阿巴斯的伊斯梅尔是位富于想象的君主。他希望马里埃特建造一座新的、巨大的博物馆群，以便法老时期、希腊化时期和伊斯兰时期的文物都能够在那里找到归宿，使得博物馆成为埃及的文化中心。(69)在埃及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上，埃及人既无决定权，也没有参与中标的权利。(70)决定设计方案的审核小组由来自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专家组成。克罗默认为博物馆是埃及从欧洲舶来的东西，所以场馆的设计一定要由欧洲人来承担。与欧洲早些或者同时期的博物馆一样，埃及博物馆也显现出古希腊罗马风格，因为构思和设计埃及博物馆的法国人杜赫诺恩同欧洲大多数建筑师一样从古希腊和罗马建筑中获得灵感。(71)1902年，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它的正面墙上刻写了埃及学创建者的名字，其中有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丹麦人以及瑞典人，唯独没有埃及人。虽然这反映了当时的现状，但是博物馆上的拉丁文字与馆内收藏的古代埃及文物毕竟让人产生一丝不和谐感。1904年，马里埃特的石棺和雕像被安放在埃及博物馆院子当中，供人缅怀和瞻仰。(72) 在埃及学学术机构和学术研究方面，以法英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1880年，法国总理费里宣布在开罗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学术机构——法国驻开罗研究所。1898年，研究所更名为法国驻开罗东方考古研究所，首任所长为马斯贝罗(Maspero)。同年，研究所开始其发掘活动，(73)马斯贝罗打开了数个属于第五和第六王朝的金字塔并整理刻写在棺材室墙壁上的“金字塔铭文”。马斯贝罗着手组建文物部，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文物部主办的杂志也顺利刊行。此外，由多个国家的众多学者参与编写的多卷本埃及博物馆馆藏物目录也得以完成。马斯贝罗上任以后放弃了前任们试图把英国人挡在文物部之外的做法。他上任时，埃及学委员会的成员除了他之外有3名英国人，1名法国人、1名德国人和3名埃及人。(74)马斯贝罗任命两名英国人奎贝尔(J.Quibell)和卡特(H.Carter)为总视察员，前者负责下埃及，后者负责上埃及。到1911年，埃及的古迹和考古点由5名视察员管理，其中有3名英国人、1名法国人、1名意大利人。马斯贝罗尽最大可能促使英国人和法国人和解，但是紧张关系并无法彻底根除。(75) 法英两国因为考古发掘地的分配和管理以及埃及文物部主任位置等问题上经常闹得不可开交，而逐渐强大起来的普鲁士不甘于永远当旁观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鲁士学者虽然在埃及语言文字方面卓有成就，但是因为德意志长期处在分裂状态，所以他们在考古发掘和整理方面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商博良早逝以后，普鲁士实际上成为驱动着埃及学发展。从埃及考察回到柏林后，莱普修斯在柏林博物馆和柏林大学兼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埃及学人才。(76)莱普修斯之后的另一位杰出人物为布鲁格施，他还曾经在普鲁士驻埃及领事馆任过职。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军队围攻巴黎时马里埃特正好在城里，因此被围困数月之久。普鲁士方面很想把布鲁格施推上埃及文物部主任的位置上，但未能奏效。1873年，法国科学院和罗浮宫都有意让马里埃特受聘，但是他并不想回巴黎担任这一职位，他认为自己更为重要的任务是继续担任埃及文物部主任的职务，以便有效地抵制来自德国的压力。随着掌握文物部权力多年的马里埃特死于1881年，德国又一次想让布鲁格施登上这个远远超出考古范畴的位子。(77)经过欧美诸国博弈和钩心斗角，最终的结果还是由法国人马斯贝罗接替文物部主任的位子。(78) 德国几所著名大学建设起来的研究所和实验室成为整个世界的典范，埃及学也逐渐成为德国境内众多大学争相设立的学科。短短几年之内，许多大学建立了埃及学研究所。(79)与德国学者在埃及学其他领域内颇有建树的情况相反，像埃博斯(Ebers)、杜米森(Dümichen)、布鲁格施这样杰出的埃及学家竟从未率考古队在埃及进行发掘。(80)19世纪、20世纪之交德国埃及学界的泰斗艾尔曼(A. Erman)同其他德国埃及学家一样热心于语言文字的研究，(81)但是随着1895年开始的编纂埃及语——德语大词典工作的推进，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组队去埃及进行考古发掘和收集铭文的必要性，而圆满完成这些工作，在开罗建立一个考古研究所势在必行。(82)1907年，德国驻开罗考古研究所终于建立。(83)德国人在开罗周围和阿玛那进行了卓有成绩的发掘活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德国人丧失了所有的考古发掘权。 四、埃及建立埃及学学科的艰难历程 自从埃及学于19世纪上半叶诞生以后，不少埃及人希望并努力建立自己的埃及学学科。无论在语言文字还是在宗教信仰方面，现代埃及人与古代埃及人之间横亘着巨大的断裂带。面对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现代埃及人怀有非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在认同古代埃及文化时遇到了几乎无法逾越的困难，因为可以维系古代与现代之间的纽带都在时间长河中中断。13和14世纪，埃及频繁遭受战争、瘟疫和灾荒，结果宗教狂热获得立足之地，旧开罗附近的一座伊西斯雕像、孟菲斯普塔神庙、阿赫敏的神庙都成为一神教信仰和反偶像狂潮的牺牲品，位于吉萨的狮身人面像也在这时受到了破坏(84)。为了避免信仰一神教的穆斯林人的反对，(85)马里埃特在讲述法老历史的时候说古代埃及人也信奉唯一的神，一个永恒的、看不见和摸不着的神，无数图画和雕像所表现的神实际上是这个唯一神个性特征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针对欧洲人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现代埃及人设法强调自己与古代埃及之间的传承关系，试图以此为强化身份认同。从1867年起，埃及发行的邮票上都以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作为埃及的标志，(86)埃及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报纸的名字叫《金字塔报》(Al-Ahram)。1899年的一份面向中学生的阿拉伯语杂志封面上画着太阳，太阳下面是穿着法老时期传统服装的一位女子和一群现代埃及学生，女子用手指向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封面的意象非常清楚，象征法老埃及的太阳正放射着智慧之光，而代表古代埃及智慧神的女子让埃及儿童从埃及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列强对埃及的控制和掠夺及其所实行的文化沙文主义阻碍了埃及学在埃及的诞生和发展。伊斯梅尔提在担任埃及总督期间，曾提倡振兴埃及的文化和传统，试图扮演一个开明君主的角色，希望把埃及建设成非洲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在他治下，埃及人开通了苏伊士运河；把开罗建设成颇有巴黎风格的都城并建造阿伯丁王宫；在三角洲和上埃及开挖多条运河，铺设铁路，开展邮政和电话业务，完善教育系统。当伊斯梅尔依靠入不敷出的财政大兴土木并使得埃及经济在1873年前后濒临破产边缘时，(87)法国和英国没收了他的个人财产；而贷款期满时，伊斯梅尔不得不向英国廉价出售苏伊士运河股份。(88)不仅如此，英法两国让自己国家的政客进入埃及政府，埃及内阁成员中财政大臣是个英国人，而负责公共建设的大臣则是个法国人。(89) 当伊斯梅尔委托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穆巴拉克(Ali Mubarak)着手建立埃及自己的埃及学研究机构并培养自己的埃及学家时，马里埃特表示强烈反对。(90)幸运的是，法国埃及学界与普鲁士埃及学界的矛盾和分歧使得通常非常顽固的欧洲统一战线出现了松动，为埃及人创造了难得的机会。1869年，埃及政府委托普鲁士埃及学家布鲁格施主持“埃及学研究所”的工作，期限为五年。研究所就在布拉克博物馆旁边的一座楼里。起初有十个埃及学生，卡梅尔(Ahmad Kamal)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授课语言是法语，但是布鲁格施让其弟弟为学生上德语课。卡梅尔曾在开罗就读贵族学校，因为法语基础优异而获得了学习埃及学的机会。虽然卡梅尔的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马里埃特的强烈反对使得他在毕业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只能通过教法语，在教育部、邮政和海关部门做翻译谋生。(91) 埃及学在欧美发展初期，在这个领域相当有成就的人数并不多，而卡梅尔作为埃及人，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更加难能可贵。(92)后来，因为首相利亚德(Riyad)代为求情，卡梅尔勉强在布拉克博物馆谋得一个翻译的位置。虽然并非完全学以致用，毕竟这个职位与埃及学有点关系。数月之后，趁马里埃特回巴黎度夏，卡梅尔得以随同布鲁格施去卢克索，并且在那里帮助后者清理被盗墓者发现并破坏了的墓室，因而总算有了一次发挥专业特长的机会。1882年，马里埃特离任后，卡梅尔被允许招收埃及学生，以便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埃及学家。可惜，卡梅尔只培养了一届学生，马斯贝罗就责令他停止招生。作为补偿，马斯贝罗答应给卡梅尔138埃镑的购书费（当时马斯贝罗的年薪为1000埃镑）。(93) 1885年，法国人布里昂(Bouriant)得到国内聘任，辞去了在埃及文物部的职务。虽然卡梅尔在各方面都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但是当时主管文物部的法国人格雷宝一定要选一个西方人作为布里昂的接班人。1891年，格雷宝出人意料地任命卡梅尔为埃及博物馆助理馆员，原来，他担心英国人会占据这个位置。不久，一直在博物馆里担任副馆长的德国人布鲁格施传言要卸任回国，许多欧洲人觊觎这个让人眼热的职位。年已40岁的卡梅尔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埃及政府官员身上。他请求首相法米帮助他弄到这个位置，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埃及的埃及学家，不仅在文物部门供职达20多年，而且曾经受教于布鲁格施。与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法国人达瑞西(Daressy)相比，卡梅尔在埃及学领域丝毫不逊色，而且在阿拉伯语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料，布鲁格施一直把持其位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接替其同胞格雷宝担任文物部主任后，摩尔根甚至想免去卡梅尔的助理馆员的头衔。摩尔根的企图未能得逞，但是他气急败坏之下拒绝与卡梅尔说话。1913年，达瑞西被提拔为文物部主任秘书，而年长一旬的卡梅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欧洲同事飞黄腾达。 作为埃及的第一个埃及学家，卡梅尔面临着两项艰巨的任务，一是向埃及民众宣传和解释古代埃及的历史和文化，劝说和促使他们认识和珍惜自己悠久的传统，并且在此基础上确认和强化自己的身份。(94)对他个人来说，他有热情和能力承担这项工作，但是多数埃及民众对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95)第二，卡梅尔要向欧洲同行证明自己是一个称职的埃及学家。欧洲学者根本没有瞧得起埃及人在埃及学领域的水准和潜力，为了得到欧洲学者的认可和尊重，卡梅尔尽可能用法语和阿拉伯语发表埃及学专业文章。(96)虽然他用阿拉伯语撰写的书和文章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97)但是当时的西方学者根本不屑于阅读阿拉伯语的文章，绝大多数欧洲学者从没有动过学习阿拉伯语的念头。 不同于绝大多数欧洲学者，马斯贝罗认同卡梅尔的学术水平。在整理并编纂埃及博物馆馆藏文物时，他把编辑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石碑和供桌的重任交给了卡梅尔。(98)当后者顺利完成第一卷的时候，文物部额外发给他一个月的薪水（大约30埃镑）作为奖赏。尽管卡梅尔像多数欧洲各国早期的埃及学家一样偏重考古，但他所能获得的任务都是西方学者不愿承担或者他们挖掘之后的后续项目。马斯贝罗在颁发考古许可的时候坚持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申请发掘的人必须拥有埃及学专业知识，二是该人获得某个博物馆或者学术机构的资助。(99)他承认这两个前提把埃及人排除在发掘队伍之外，但是他同时辩解说，埃及人只知道为了获利盗挖，还没有到为了科学而进行挖掘的地步。(100) 由于在《文物部年鉴》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并编辑整理埃及博物馆里的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石碑和供桌，卡梅尔于1904年被选为法国驻开罗考古研究所成员，这为他更多地与欧洲学者打交道创造了条件。1908年，卡梅尔得以在新建的埃及大学（后改称为开罗大学）教授埃及学。但是，埃及人试图建立自己的埃及学学科的路途并非从此一帆风顺。1914年，卡梅尔到了退休年龄，可无人能够接替他。他曾送子赴牛津大学学习埃及学，但其子后来改学医学。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早先因竞争埃及博物馆副馆长位置而与卡梅尔结怨、时任文物部主任秘书的达瑞西频繁攻击卡梅尔。达瑞西在埃及学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指责卡梅尔，他不是批评卡梅尔的个别文章或者他的某些观点，而是否定卡梅尔的埃及学功底。达瑞西甚至声称卡梅尔连最起码的象形文字语音和语法知识都不具备，而作为证据，他只能拿卡梅尔在学术问题上所表述的若干观点和推论小题大做。(101) 1916年，孤军奋战的卡梅尔宣布已经完成了他计划编纂的22卷本的埃及语大词典中的16卷。卡梅尔的儿子甚至把他父亲单枪匹马所从事的大工程与艾尔曼率领欧美10多个国家的众多埃及学家编写的埃及语大词典进行比较，但是卡梅尔的突然死亡使得词典半途而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标志着埃及学诞生以后的第二代学者逐渐退出舞台。这一代学者中的领军人物如法国的马斯贝罗、英国的彼得里、德国的埃尔曼在第一代学者如法国的马里埃特、英国的贝尔兹、德国的莱普修斯所打下的基础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无论在埃及语的语法、词汇学等方面，还是在古埃及的历史、宗教、考古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突破。对埃及人来说，在西方列强主导世界舞台、殖民主义的势头越来越猛的情况下，他们试图建立和发展埃及学可谓任重而道远。卡梅尔虽然有理想、有毅力，可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所发出的声音实在过于微弱。(102) 对于现代埃及人来说，不管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还是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他们都面临着双重严峻的问题。其一，如何看待和摆正自己与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保持和加强自己身份的同时继承古老的传统。(103)其二，如何应对西方人一手创建的埃及学。(104)毋庸置疑，阿拉伯语与古代埃及语之间的渊源关系绝不是西方语言所能比拟的，更不用说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后一个阶段。但是，埃及学是由西方，特别是欧洲学者一手建立起来的学科。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和思想模式。从地域上来讲，现代埃及人无疑是古代埃及人的后代，但是他们如何才能够在时间上架构连接其祖先的桥梁，这是他们必须正确看待和认真解决的大问题。在保持自身伊斯兰和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继承法老时期的文化传统，在西方建构并主导的埃及学话语系统中争取平等对话的权利，在限制文物外流的同时吸引和增强外界对法老时期建筑和器物的关注，(105)这些绝不是凭简单的爱或者恨所能了断的事情。 ［收稿日期：2009年7月30日］ 注释： ①在拿破仑率军去埃及之前，只有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欧洲人才到埃及游历。M. Kalfatovic, Nile Notes of a Howadji: A bibliography of Travelers'Tales from Egypt, Metuchen, N.J., 1992, p. 23. ②I.S. Moyer, "Herodotus and an Egyptian Mirage: The Genealogies of the Thebanpriests", in: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22,2002, pp. 75-77. ③按照西方的想象，亚历山大把埃及从波斯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拿破仑则让埃及摆脱奥斯曼土耳其的控制；对埃及人来说，法国军队践踏埃及土地无异于西方对东方又一次十字军东征。参阅J.Ch.Herold, Bonaparte in Egypt, New York, 1962,pp.43-45。 ④据传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埃及时也曾带着这部描写希腊军队讨伐特洛伊的名作。 ⑤这部著作描写了希腊人打得西亚人溃不成军的战争场面。 ⑥R. Anderson, Egypt in 1800, Scenes of Napoleon's Description of Egypt, London: Barry and Jenkins, 1987, pp. 7-8. ⑦许多欧洲人认为，既然古代埃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间接源头，法老时期的文物是西方理应继承的遗产，更何况只有欧洲发达国家才有技术最好地保存这些稀世珍宝，比如James Baikie, A Century of Excavation in the Land of the Pharaohs,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24, pp. 23-30; Fred Gladstone Bratton, A History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N e 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68, pp. 49-51; John David Wortham, The Genesis of British Egyptology, 1549-1906,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1, pp. 9-14。 ⑧Kh. Fahmy, All the Pasha's Men: Mehmed Ali, 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Cambridge, England, 1998, pp.24-26. ⑨按照伯纳尔的观点，在迫使埃及沦为殖民地的过程中，欧洲列强不仅掠夺了当地的文物，而且通过保存和解读这些文物获得了对埃及民众精神上的控制。参阅M.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 pp. 2-19。 ⑩正是这位汉密尔顿后来又说服并帮助埃尔金伯爵抢先法国人把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大理石浮雕拆下来卖给大英博物馆。参阅W. St. Clair, LordElgin and the Marbles, London, 1967, pp. 19-21。 (11)V. Denon, Voyage dans la basse et la haute gypte: pendant les campagnes du Général Bonaparte, Paris: P. Didot, 1802. (12)该书对英国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书中所描写的有关英法军队在尼罗河入海口附近的阿布吉尔(Abu Qir)决战。J.-C. Vatin, "Une Rupture dans la tradition du récit de voyage: Vivant Denon en gypte", in: La Fuite en gypte: Supplément aux voyages européens en orient, Cairo, 1989, pp. 185-228. (13)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及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帮凶。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把古代埃及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完全割裂开来；不少早期的埃及学家视法老文明与西方文明一脉相承，把法老时期的古代埃及人说成是高加索人的后裔，同时把伊斯兰文明与东方专制与集权混为一谈。参阅D.M.Reid, Whose Pharaohs? Archaeology, Museums, and Egyptian national Identity from Napoleon to World War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50-54。 (14)在西方人的笔下，亚历山大率领军队出现在埃及不是为了占领而是为了把埃及人从波斯人手中解救出来，甚至在古典作家的描述中就已经可以读出这样的含义。 (15)E. Andreu, L'gypte ancienne au Louvre, Paris: Hachette, 1997, pp. 34-35. (16)D. M. Reid, Whose Pharaohs? Archaeology, Museums, and Egyptian national Identity from Napoleon to World War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 2002, pp. 50-54. (17)妖娆女子可以被理解为欧洲人心目中充满智慧的古代埃及，她也可以象征当时的欧洲人想象中的东方女子，成熟中透露着野性，多情但又不乏神秘感。在罗浮宫内埃及分部的顶棚上可以看到表达希腊与埃及之关系的画面。雅典娜身着古典时期简朴的衣装，显得非常庄重，而埃及则呈现为一个骄奢淫逸的女子，正在漫不经心地嗅着一朵荷花。 (18)随着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得势，曾经跟随拿破仑远征过埃及的德农试图把被英国夺走的埃及文物索回。但是波旁王朝复辟后，德农被免去了负责国家艺术的职位。拿破仑惨败滑铁卢后，他费尽周折索回的埃及文物又落入对手们的手中。 (19)B. Brier, Egyptomania, New York: Hillword Art Museum, 1992, pp. 23-24. (20)生活在17世纪的耶稣会成员基尔什(Athanasius Kircher)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意识到科普特语与象形文字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进一步推理说象形符号既表音也表意，但是他没有能力证明自己的观点。 (21)A. Wood and F. Oldham, Thomas Young, Natural Philosopher, 1773-1829, Cambridge, 1954, pp. 89-98. (22)在1874年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英国埃及学家贝尔兹(S.Birch)把释读象形文字的年代说成是1817年，即托马斯·扬辨认托勒密国王和王后名字的那一年。不过，在会议过程中主宰埃及学分会场的是由莱普修斯为首的六位普鲁士埃及学家，甚至代表埃及参加会议的学者也是普鲁士人布鲁格施(H.Brugsch)。 (23)H. Hartleben, Champollion, sein Leben undsein Werke, 2 vols, Berlin, 1906; J. Lacouture, Champollion: Une Vie de lumière,Paris, 1988, pp. 11-14. (24)就在宣布成功破译象形文字的前一年，即1821年，商博良出版了题为《论古代埃及人的僧侣体文字》(De l'écriture hiératique des anciens Egyptiens)小册子，他在文中宣称象形符号是表意的，而不是表音的。1822年之后，他甚至试图从书店和朋友手里把1821年撰写的册子索回。参阅J. Thompson, "'Purveyor-general to the hieroglyphics': Sir William Gel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gyptology", in: D. Jeffreys (ed.), Views of ancient Egypt since Napoleon Bonaparte, London: UCL Press, 2003, p. 82。 (25)关于商博良与托马斯·扬竞争的细节，参阅R. Parkinson, Cracking Codes: The Rosetta Stone and its Decipherment, Berkeley, California, 1999, pp. 31-40。 (26)A.-F. Ehrhard, "Champollion et les Frères Humboldt", in: M. Dewachter and A. Fouchard (eds.), L'gyptologie et les Champollion, Grenoble, 1994, pp. 95-110. (27)Bruce Trigger,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Mass., 1989, pp. 39-40. (28)欧美第一个地理协会于1821年在巴黎诞生，随后在柏林（1828年）、伦敦（1830年）和纽约（1851年）也出现了类似的协会。法国人于1822年成立了亚洲协会(Société asiatique)，英国人随后于1823年成立了皇家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德国和美国的东方协会则成立于40年代。参阅T. W. Freeman,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ish Geography, London, 1980, pp. 32-34; R.B. Asprey, The Rise andFall of Napoleon Bonaparte, I: The Rise, London: Little, Brown, 2000,pp. 40-43。 (29)瑞士人布克哈特(J.L. Burckhardt)受“伦敦非洲协会”的委托到努比亚、叙利亚和麦加游历。英国人威尔金森(G. Wilkinson)、莱思(E.W.Lane)和海逸(R.Hay)等人制作了大量的拓片和临摹。J. Thompson, Sir John Gardner Wilkinson and his Circle,Austin,Tex.,1992,p.87。 (30)E. A. W. Budge, By Nile and Tigris, vol. 1,London, 1920, pp. 12-14. (31)“埃及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与埃及有关问题的学问，但事实上，从这个术语产生至今，它的所指严格局限在古代埃及范畴之内，伊斯兰时期的埃及和现代埃及并非“埃及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强调埃及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停滞不前的时候，西方人喜欢把埃及历史视为连续的，绝大多数西方人习惯于用fellah这个词既称呼现代埃及农民，也称呼法老时期从事农耕的人。参阅W. S. Blackman, The Fellahin of Upper Egypt,Cairo:AmericanUniversityinCairo[1927]2000,pp.50-56。 (32)19世纪中叶，埃及出口物的66%销往英国，埃及进口物品的百分之44%来自英国。A. Sattin, Lifting the Veil: British Society inEgypt,London: Dent, 1988, pp.19-23。 (33)法文书名为Monuments de l'gypte et dela Nubie，共4卷，从1835年至1859年出版发行。 (34)意大利文书名为I Monumenti dell'Egitto e della Nubia，分文字本9卷和图册3卷，从1832年至1844年出版发行。 (35)转引自Kent Weeks, The lost Tomb: The greatest Discovery in the Valley of the Kings since Tutankhamun, Cairo, 1998,p.68。应当说，商博良的这句话道出了许多同时代欧洲人共同的心声。在近些年出版的有关埃及学诞生与埃及文物出土的书里，西方学者虽然对欧洲列强发掘法老时期的文物并且把它们运到伦敦等地的博物馆存放和展出的行径有所反思，但多数认为功大于过、利大于弊，例如：D. Manley, Henry Salt: Artist, Traveller, Diplomat, Egyptologist,London: Libri, 2001; R. Ridley, Napolen's Proconsul inEgypt: The Life and Times of Bernardino Drovetti,London: Rubicon Press, 1998; M. Jasanoff, Edge of Empire: Lives,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the East, 1750-1850,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5。 (36)德文名为Denkmler aus gypten und thiopien，共12卷，从1849年至1859年出版发行。J.S.Karig, "A Prussian Expedition toEgyptin 1820", in: Paul Starkey and Janet Starkey(eds.), Travellers inEgypt,London, 1998, pp, 70-74.E. Freier and W.F.Reineke, Karl Richard Lepsius,Berlin, 1988。 (37)Th. W. Gaehtgens, "The Museum Island in Berlin", in Gwendolyn Wright(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ollections of Art and Archaeology, Washington, D.D, 1966,pp.52-70.商博良去世以后，莱普修斯到巴黎继续对埃及语言进行研究。1837年他给罗塞里尼写信（《就象形文字的字母问题给罗塞里尼教授的一封信》）证实并发展商博良总结出来的埃及语字母，基本确立了商博良埃及学之父的地位。 (38)19世纪40年代，介绍埃及的旅游书籍建议至少花3个月的时间，仅开罗至卢克索的往返游船行就需要20天。如果旅程中包括第二瀑布附近的(AbuSimbel)，那么日程要延长两周，当时3个月的旅行费用为每人80英镑，两个人的话则每人60英镑，到了19世纪80年代，假如一个人想节省时间，他完全可以在6周之内从伦敦出发，然后游遍埃及返回出发地。 (39)不少人怀着憧憬的心情来观赏众多的古迹，也有人把埃及与《一千零一夜》所描写的人物和景象联系起来，还有更多的人把埃及视为发财的好地方和实现梦想的冒险地。关于埃及人如何看待这些欧洲游客，一位20世纪之交的阿拉伯作家的小说里用下面的文字描写开罗夜总会里的欧洲人：“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游客习惯了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看不起东方人。他们装腔作势，喜欢摆阔，他们不断地把新玩意带到我们这里。他们的活动是邪恶的，而他们的知识则是有害的。”摘自M.Muwaylihi, A Period of Time, trans.R.Allen, Reading, England, 1992, p.313。 (40)T. Mitchell, "Worlds Apart: An Egyptian Village and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Industry", in: Mi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