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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者1小时前
古埃及辉煌的历史从来没有被完全遗忘，因为它被《圣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所记载。然而，有关埃及过去的详细知识早在4世纪下半叶已被人遗忘，当时埃及总督大力推行基督教。此前，古代的庙宇已被关闭或摧毁，古老的宗教仪式被禁止，传统的象形文字停止使用。一度充满活力和活动频繁的纪念性建筑被废弃，最后被流沙所掩埋或被移作他用、完全消失。 欧洲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对古物学的兴趣，使得一些欧洲人前往埃及游历，为欧洲带回了对壮观古迹的描述和一些出土文物。当时不稳的政局使得前往埃及南部困难而又危险，只有极少数人远抵第一大瀑布。因此，当时对于埃及的了解也只限于开罗附近吉萨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所以一直到18世纪末，欧洲对于埃及的了解仍然大体局限在古希腊文献记载的范围内。 这一状况在1798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时，法国正与英国交战，拿破仑发动了对埃及的远征，试图在近东建立基地以破坏英国与印度的贸易。拿破仑除了率领35000名士兵之外，还随行带了175名由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绘图师、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博物学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组成的团队。当拿破仑控制了埃及和巴勒斯坦之后，这些专家就开始进行科学研究。他们勘查古代遗迹，绘制了尼罗河及拉文特地区最早的现代地形图，研究了埃及的自然史、矿产、灌溉及人口。1798年8月，由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Nelson）率领的英国舰队抵达亚历山大港外的埃及沿海，并在尼罗河战役中摧毁了法国舰队。更糟的是，当拿破仑试图穿越巴勒斯坦去包围土耳其沿海位于埃克的据点时，英国舰队正停靠在海边，击败了法国人的袭击。1799年8月，拿破仑扔下他的士兵和科学家只身逃回法国。 1799年，为了防备英国和土耳其的进攻，法国人在亚历山大港东面大约40英里的罗塞达附近一处坍塌的阿拉伯城堡修筑工事，当时发现了一块抛光的黑色玄武岩，上面有三排不同文字镌刻的铭文。显然，这是一块古代碑刻，后来被用于修筑城堡。法国工程师皮埃尔·布夏尔（Pierre Bouchard）发现这些铭文上半部是圣书体象形文字，中部是世俗体，但是底下是希腊文。布夏尔意识到这块三语铭文的重要性，他马上将这块碑抢救出来，送给开罗的法国学者。由于为破译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钥匙，罗塞达碑成为考古学史上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罗塞塔石碑 埃及的法国军队最后在1801年向英国投降。根据签署的条约，科学团队所有的采集品、记录和绘图都要交给英国。但是，当法国学者威胁要毁掉这些成果时，英国将军哈钦森做出了让步，允许法国学者保留他们的记录和绘图，但是全部文物包括罗塞达碑都必须移交给英国。法国人将罗塞达碑藏了起来，试图以个人物件蒙混过关。但是，哈钦森用武力夺取了罗塞达碑。结果，罗塞达碑最终入藏大英博物馆，成为该博物馆最珍贵的藏品。尽管法国对埃及的远征招致军事上的失败，但是拿破仑携带科学团队随行的远见为埃及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09—1828年，综合了拿破仑科学团队研究成果的21卷本《埃及志》正式出版，其中收录了艺术家和古物学家巴隆·德农（Baron de Denon）绘制的150幅精美的插图，成为考察工作不朽的成果。 虽然从一开始，人们欢呼罗塞达碑的发现为破译埃及象形文字找到了钥匙，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象形文字仍一无所知。当然，学者们从希腊文很快就知道，这块碑是公元前196年由埃及马其顿统治者托勒密国王发布的公告。但是，学者们仍无法读懂另外两段铭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德、法等国家的学者努力破译罗塞达碑上的象形文字，但是进展不大。而最后的释读是由法国学者商博良（J.F.Champollion，1790—1832）完成的。1801年，11岁的商博良遇到了曾参加拿破仑远征埃及科学团队的一名成员、数学家弗里尔，从他那里见到了埃及古代废墟的图画和罗塞达碑的摹本。当商博良知道没有人能够破译古埃及的文字时，便下定决心要完成这项工作。商博良在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上显示出一些语言学上的天分。在遇到弗里尔后，他马上开始学习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此外，他还学习研究所需的几种东方语，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迦勒底语、梵语、古波斯语、钵罗钵语（中古波斯语）、帕西语（中古波斯方言）、波斯语及科普特语。他在17岁时完成了这些艰巨的准备工作。 商博良 商博良从罗塞达碑上国王名字的图徽入手，将象形符号与国王名字的字母相对应。碑上的希腊铭文提到了托勒密（Ptolemy）和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的名字。商博良注意到两个名字中分别有三个字母（P、O、T）彼此相同，如果它们确是这两位法老的名字，那么这几个象形符号也应该出现在相对应的位置。他还假设，如果第二个名字就是克娄巴特拉，它有两个A，那么代表A的象形符号也应该在相应的位置上出现两次。情况确实如此，他从1821年运抵英国的来自埃及菲莱岛的班克斯方尖碑的双语铭文上，验证了这一推断。这增强了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的信心。在克娄巴特拉名字纹饰后面还有两个半月形和椭圆形符号，它们总是出现在女神和女王名字的后面，因此它们很可能是女性名字的后缀。 受这一进展的鼓励，商博良着手破译埃及古希腊君王的其他象形符号。到1822年，他确定了大约22个象形文字的音标值，尽管有些符号的读音仍不确定。比如托勒密中的T与克娄巴特拉中的T读音并不相同。1822年，商博良得到了一些从埃及庙宇中临摹的象形文字铭文。当他看到一些法老名字的图徽时，他认出了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的名字，他们都是古代埃及的法老。因此他可以确认，埃及人的名字和词汇就像西文词汇一样是音标词。商博良后来也成为科普特语的专家，这是一种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古埃及晚期语言。基于语言学上的造诣，商博良很快就能读懂没有希腊文对译的象形文字。随着象形文字知识的扩大，商博良发现有许多临摹的铭文存在错误。1828—1829年，商博良在一批艺术家和建筑师的陪伴下前往埃及，对这些纪念物做再次研究，并对铭文做更仔细的临摹。三年后商博良去世，年仅42岁。 象形文字的释读使得人们有可能将古埃及法老和建筑物以年代学序列排列起来，赋予古埃及历史以新的价值。1842—1845年，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五世赞助、由柏林大学语言学家莱普修斯（K.R.Lepsius，1810—1884）率领的探险队前往埃及。莱普修斯研究了古埃及首都孟菲斯附近的古王国墓地，发掘了30座以前未知的金字塔和古埃及贵族陵墓。探险队还在阿玛尔纳、国王谷、底比斯、菲莱、阿布·辛拜勒和努比亚的麦罗埃进行发掘、调查和临摹铭刻。莱普修斯掠夺了大量文物，运往柏林的就有15，000件。但是，他的主要关注还是集中在古埃及文明的发展上。他的著作，1849年出版的《埃及年代学》、1858年出版的《埃及法老书》和1849—1858年出版的12卷《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的纪念建筑》，成为古埃及研究的里程碑。 登上胡夫金字塔塔顶的普鲁士人 随着古埃及的发现，欧洲人对埃及的探险和对古物的劫掠也开始了。在诸多欧洲的探险者和文物大盗中，意大利人贝尔佐尼（G.Belzoni，1778—1823）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1816年，他成功地将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花岗岩巨石雕像的头和上身躯干从底比斯的庙宇运到了亚历山大港，并于次年运到了大英博物馆。贝尔佐尼的另一项惊人之举是发掘位于努比亚阿布·辛拜勒的拉美西斯二世的石窟庙宇。1812年，一位年轻的瑞士探险家造访了阿布·辛拜勒，他发现从悬崖边有一具刻凿出来的巨大雕像，但被沙子一直埋到颈部。他怀疑在沙子的掩埋下，有进入庙宇的入口。1815年，他在开罗遇到了贝尔佐尼，将其想法告诉了他。1817年，贝尔佐尼来到阿布·辛拜勒，他必须搬掉覆盖在建筑物上厚达40英尺的沙子。最后，他挖到了庙宇通道的顶部，成为进入这个雄伟庙宇的第一个西方人。在返回亚历山大港的途中，他在底比斯做了停留，勘查了国王谷。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些宏伟的墓葬，包括塞提一世装饰精美的陵墓。在回到三角洲后，贝尔佐尼再次造访了吉萨的金字塔。运用逻辑推理和考察经验，他发现了第二座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隐蔽的入口。1819年，贝尔佐尼着手将一座高24英尺、重6吨的方尖碑从菲莱岛运到亚历山大港。这是因为一位英国绅士及业余考古学者威廉·班克斯（W.Bankes，1786—1855）在造访菲莱岛时，发现该方尖碑下部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的双语铭刻，班克斯在获得当地高官的许可之后，便雇用贝尔佐尼来办理这桩事情。在经历了一番曲折和风险之后，这座方尖碑最后矗立在英格兰班克斯的庄园里。上已提及，这块方尖碑为商博良验证埃及两位法老的名字提供了佐证。贝尔佐尼在谈及他的盗墓生涯时公开承认，他的目的就是要盗掘墓中的纸莎草出售给欧洲的收藏家。他每打开一座墓，就在古物上踏出一条通道，每走一步就压碎一件木乃伊。在19世纪的大部分岁月中，盗墓和私人出售文物和艺术珍品的现象在埃及已经司空见惯。这对于严肃认真的考古研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危害。这样的劫掠一直要到奥古斯特·马里埃特（A.Mariette，1821—1881）出任埃及古物管理机构的长官之后才被制止。 搬迁后的阿布·辛拜勒神庙 马里埃特在1850年为卢浮宫购买科普特文稿而初到埃及，一次造访孟菲斯的塞加拉时，他注意到在沙堆中矗立的人面狮身像与开罗及亚历山大港附近许多埃及贵族墓葬的相似，因此推测沙堆下很可能埋着重要的古代遗址或墓葬。于是，他放弃了原来购买科普特文稿的使命，用该项经费雇用劳力发掘这处遗址。果然，他发现了许多古王国时期的墓葬，其中还出土了著名的“书吏坐像”。 书吏坐像 马里埃特感到他正在接近古典文献中提到的神牛墓葬，古埃及人用一头阿匹斯公牛专门用来祭祀孟菲斯之神——普塔。这头公牛被圈养在普塔的庙宇里，它死后被制成木乃伊，安置在一个特殊的坟墓里。后来，阿匹斯与死亡之神——奥赛里斯混为一体，并产生了一个新名称：奥赛里斯阿匹斯。希腊和罗马人也信奉其为地下之神，并称之为塞拉皮斯。1851年2月，当马里埃特快掘进到13王朝一处纪念阿匹斯的神龛时，他的经费用完了，不得不宣布自己的发现。不管卢浮宫官员最初对马里埃特挪用经费的反应如何，他们最终认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立即拨款3万法郎供他继续发掘。到了9月份，当马里埃特发现通往墓室的入口时，当时埃及总督阿巴斯·帕夏下令没收马里埃特非法发掘的所有文物。法国总领事提出抗议，最后阿巴斯让步，同意让已出土的文物运往法国，但是以后发现的文物属于埃及政府所有。马里埃特向埃及官员声称，他已停止发掘，留在遗址将文物装箱以便运往法国。但是，他在墓葬的入口上造了一座门，上面埋上沙子加以掩护。白天，他将出土文物装箱，而晚上让人继续发掘。几个月后，经过法国总领事的努力，阿巴斯允许发掘继续进行。所以，马里埃特又得以公开继续他的工作。到1853年，他已经清理了墓葬的三个墓室，但无意把出土文物交给法国。 1854年，阿巴斯·帕夏被刺身亡，他的兄弟赛义德·帕夏继位。马里埃特向新的帕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他建立一个政府机构来保护古代遗迹，并营造一座博物馆来安置出土的文物。然而，赛义德并不比阿巴斯对保护文物更感兴趣，而只关心与法国保持良好关系。当拿破仑三世准备访问埃及，赛义德便决定要送给他尊敬的客人一些古董。在苏伊士运河建造者雷赛布（F.M.V.de Lesseps）的推荐下，赛义德聘请马里埃特进行考古发掘，以便为法国皇帝收集合适的古董。后来，虽然拿破仑三世并没有成行，但是在雷赛布的推荐下，马里埃特获得了埃及总督的信任，不久便被任命为古物管理处的总管。但是，马里埃特从赛义德和他的继任者伊斯梅尔那里得到的支持不多，他必须不断说服他们提供经费，并经常要阻止他们将文物拿去送人或抵当换钱，而且他还需要和文物商人和地方官员的仇视和对抗做斗争。尽管有种种的困难，马里埃特还是组织起第一个古物管理机构，并创建了一个博物馆，并使之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一。1867年，埃及文物在巴黎展出。法国皇后欧仁妮向伊斯梅尔总督提出，想获得这些埃及珠宝为礼物。总督对此要求大为吃惊，只能推说这个要求必须得到马里埃特的许可。马里埃特断然拒绝了皇后的要求，使埃及文物完璧归赵。为了考古学和埃及本身的利益，马里埃特面对自己祖国的元首也不徇私情，使他失去了法国的支持。这种有悖常理的态度，反映了马里埃特正直的人品和坚毅的性格。 尽管对埃及的文物保护做出了贡献，但是马里埃特本人的发掘与研究方法仍饱受指责。他一味寻求奇珍异宝，一心想获得辉煌成绩，对生活中的习见物品不感兴趣。他发掘草率，不重视记录地层和文物的出处，发掘结果从未适当予以发表，有些重要发现只是在他死后才部分发表。皮特里批评马里埃特的工作：“任何事情都没有一定之规。工作开始了，但是又半途而废。根本不顾今后考察的需要，也没有使用任何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或是结构复杂的器械。使人痛心疾首的是，看到一切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坏，一点也不顾及文物保护。”（注：见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安志敏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皮特里对马里埃特的批评，正是埃及早期考古学家的写照。当时，考古学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规范的操作程序，也没有问题指导的想法。他们的目的完全是寻觅珍宝，因此发掘的过程也是破坏的过程。 为埃及考古带来科学方法论变革的是英国埃及学家皮特里。皮特里的父亲像当时的许多人那样，对《圣经》中的描述如何与科学和考古学所得出的事实相协调感到着迷，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查尔斯·史密斯（C.P.Smyth，1819—1900）所著的《我们在大金字塔中的遗赠》（1864年），该书声称大金字塔是根据神谕所造，有关地球以及未来的预言的星相学奥秘隐藏在其测量的数据里面。受史密斯的启发，1880年老皮特里派他的儿子前往埃及，用仪器对大金字塔做更为仔细的测量。 “埃及考古学之父”皮特里 皮特里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他阅读的书非常多，而且在数学、勘探和测量上具有很强的能力。整整几个月，皮特里和他的助手全身心投入，使金字塔接受了自营造以来最精确的测量。皮特里也不顾及习俗，在最热的天气里，他只穿粉红色的内裤工作，在观光客眼里是一个极为古怪的人。他的工作证实了古埃及测量者和工程师伟大的才能和精确性，同时也否定了史密斯根据错误材料所做的推断。 埃及逮捕了皮特里，但是很快又将他释放。因为他的兴趣在于信息，而非博物馆的珍品。他按照是否能够提供有关过去的答案、而非根据是否能够出土珍宝来挑选发掘的遗址。他将精确而有条理的思想引入考古学，改进了埃及的发掘技术。像他的同时代人皮特里弗斯一样，他坚持精心发掘，强调所有物品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过去被忽视的东西，如碎陶片、饰珠，以及破碎或没有艺术价值的工具与武器。皮特里还意识到成组材料或共生状态在年代学和正确解释文化发展上的重要性。因此，他要比当时其他的埃及学家们更注意对发现物进行仔细和全面的记录。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他说道：“保留材料、观察所有能够收集的东西、注意微不足道但可能意义重大的细节、获取和建立一个想象的图案、将所有东西安置在各自的位置上、不要遗漏任何可能的线索，所有这一切是考古工作的灵魂，缺乏这点，发掘就只不过是沉闷的忙碌而已。”（注：W.M.F.Petrie：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London，Macmillan，1904，p.5.）他用自己的发掘方法训练的当地工头，为埃及许多地方的发掘工作提供了训练有素的技工，他们后来又将知识传给下一代和其他人，并将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 皮特里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自行设计了一套发掘原则，并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开垦考古学的处女地。他的原则是： （1）照顾被发掘的古迹，为将来的考察者和发掘者提供方便； （2）谨慎小心地进行发掘，收集所有发现的东西，并做出说明； （3）一切遗址古迹和发掘过程都要绘制出准确的图纸； （4）尽快完整发表发掘报告。 他认为，只有这样，考古学家才能开始撰写历史。（注：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安志敏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皮特里总是在发掘完成后的一年里及时出版他的报告，这些附有陶器图版和泥砖墙体平面图的报告，因极大提高了埃及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准而超越了以前所有的相关出版物。皮特里还将类型学的序列断代引入近东考古学。在纳加达和阿拜多斯，他发现许多墓葬没有文字记录，迫使他采用其他方法来对它们断代。他记录和观察墓葬里出土的所有物品，很快发现一些器物与另外一些器物的相伴规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根据陶罐上波浪形把柄逐渐向绘制的波形装饰线条的转变来建立年代学。他也将其他器物用这种方法来建立早晚的序列关系，然后根据这些类型系列的重叠关系建立起埃及前王朝时期的相对年代。皮特里的发掘和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被埃及学家和近东地区的考古学家所广泛采纳。 皮特里考古生涯中一个不幸的方面是由于在田野呆得太久而变得刚愎自用。他没有意识到，他开创了一条道路之后，其他人跟随他，也可以进一步改善他所创建的方法。但是皮特里从来不欢迎批评，甚至是建设性的意见。结果在皮特里晚年，尽管新一代考古学家对他为考古学方法带来的革命性变革表示敬意，但是对他的失误也采取非常尖锐的批评态度。 皮特里的严谨风格为他的两个学生乔治·赖斯纳（G.Reisner，1867—1942）和霍华德·卡特（H.Carter，1874—1939）所继承。1925年，赖斯纳发现了法老胡夫的母亲赫特普赫若斯未被盗掘的陵墓。墓室的地表布满了黄金、青铜器物和朽烂的木器，以及雪花石、红铜和陶制器皿。许多文物贵为稀世珍宝，但是赖斯纳拒绝草率从事。他进行一寸一寸的发掘，将每件木头残片和镶嵌的物件仔细记录和照相。他用280天清理完了墓室，做了2000页的记录和拍摄了1000多张照片。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对这些随葬品进行研究，最后用木头进行复制，完全重现了王后的轿子、床、扶手椅和首饰盒。赖斯纳的仔细发掘和详细记录，成为这些文物得以完整复原的最重要的保证。 卡特是英国一名艺术家和绘图员，他于1892年来到埃及，在许多著名埃及学家、包括皮特里手下工作。后来他为英国贵族卡那封勋爵服务，并成就了考古学史上一项伟大的发现——图坦卡蒙陵墓。在摄影师和其他专家的帮助下，卡特在将成千件纤细精致的随葬品取出之前，首先进行仔细的记录和修复。这些随葬品被层层叠压，放置在狭小的墓室里，要将它们毫发无损的取出需要极大的技巧和耐心。卡特购买了一英里的绑带，一英里的软填料，32捆白布，以及成百个箱子和柳条箱，以保障文物安全运往开罗。卡特用了两个半月清理了墓葬的前室，把图坦卡蒙的棺材从墓中取出则花了3年。墓葬于1922年11月发现，直到1928年发掘工作才完成。赖斯纳对赫特普赫若斯陵墓以及卡特对图坦卡蒙陵墓仔细而有条理的发掘，标志埃及考古学最后走向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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