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变异修辞艺术

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变异修辞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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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变异修辞是一种有意偏离语言某方面的规范而获得特殊艺术效果的修辞活动。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变异修辞表现在语词层面主要有语义偏离、超常改装和文言夹用等形式；在语法层面主要表现为句子成分的超常规组合、变类组合、矛盾组合等；在语用层面较为突出的是反话正说，寓贬于褒的写法。变异修辞的巧妙运用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表现力，从而使文本散发出新奇而浓郁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文学语言，变异修辞       作为一种言语功能变体，文学语言一方面循规蹈矩，努力遵守种种标准以求规范和共性；另一方面又桀骜不驯，竭力挣脱道道束缚以求创新和个性，因而规范性和变异性、共性和个性便有机融合于每一个文学文本中。张爱玲小说没有例外，富有个性的文学语言成为她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而变异修辞的运用则是其文学语言呈现独特魅力的生成机制之一。  　　陈望道先生认为，“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①，所谓变异修辞相对于规范修辞而言，“是有意偏离语言某方面的规范而获得特殊的艺术效果的修辞活动”②。这也就是俄国形式主义所强调的“陌生化”（又译作“反常化”），通过对固有语言规范的反叛，创造出变异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增强文学语言的审美效果。本文将着重考察张爱玲小说在语词、语法和语用三大层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   　　   　　一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一个文学文本就是一连串语词的艺术组合和巧妙运用，语词的修辞是提高艺术表达效果的重要手段。自古以来，对语词的锤炼一直成为中外文学创作者的自觉追求。莫泊桑说过，“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词可供他使用，用一个动词使对象生动，一个形容词使对象的性质鲜明。”③尽管语词都有一定的构成标准和规范，每个语词又都有约定俗成的理性意义，但作家出于表达需要，选词造句时往往突破词汇学上的常规，或改变语词的固有构件，或偏离原来的使用范围，从而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考察张爱玲小说的主要文本可以发现，其文学语言中的语词变异主要有词义偏离、超常改装和方言夹用等现象。   　　   　　（一）词义偏离   　　张爱玲小说文本常常出现语词偏离标准义的现象。词典包括成语词典，对每个语词的意义所作的解释，应该是反映它们的标准义或规范词义。文学语言往往借助特定语境或上下文的作用，积极地促使词语的正常含义在语流中发生扭曲和变异，不仅是为了获得陌生化的艺术效果，更是特殊语境下实现特殊目的的需要。现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列举几例。   　　头发吊下一嘟噜黄色的卷发，细格子呢外衣。口袋里的绿手绢与衬衫的绿押韵。（《年青的时候》）   　　“押韵”原来指诗词歌赋中，某些句子的末一字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押韵能使音韵和谐优美。在这里“押韵”却用来表示色彩搭配上的相互映衬所呈现出来的和谐美感，这一细节描写形象地表达出女主人公对外表的注重和讲究。临时给语词赋予新义，既贴切自然，又巧妙灵气，使文本陡然增添了几分诗意和韵味，给读者新奇的审美感受，获得了诙谐幽默的艺术效果。   　　第二天，乔琪接二连三的向薇龙打电话，川流不息地送花。（《沉香屑 第一炉香》）   　　“川流不息”原用以比喻来往的人、车马或船只很多。这里则形容乔琪给女主人公送花的频繁，以夸张而诙谐的笔墨讽喻了这位混杂着多种血统的花花公子的过度殷勤和滑稽，颇有语味，令读者忍俊不禁。   　　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沉香屑 第一炉香》）   　　这一语段接连出现四个“中国”，但显示出了不同的意义，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是同一“能指”包含四个“所指”，创造了四个具有不同意蕴的形象。第一个“中国”是国家的概念，第二个“中国”指富有中国特色的景象、器物等，第三个“中国”指小说主人公梁太太住宅内中国式的摆设，第四个“中国”指西方人所想象所认识的精巧而滑稽的中国印象，同词异义不仅使句子结构紧凑，语义简洁，而且含蓄巧妙地讽喻了四十年代香港殖民文化的不伦不类，还极其生动地刻画出特定时代背景下香港小市民畸形荒谬的心理特征，并为下文故事的展开作好了铺垫。   　　   　　（二）超常改装   　　现代汉语语词的构成不仅有量且有质的规定性，其构件一般不可随便拆卸或改装，作家们却常常不囿于语言常规，别出心裁地将语词的构件置换改装，使其新奇化，并滋生新的语义，从而传达特殊的意味。   　　他们三个人，眉毛官司打得热闹，旁观者看得有趣，都忍不住发笑。（《沉香屑第一炉香》）   　　“眉毛官司”是对成语“笔墨官司”的改装，给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视觉感受，用以比喻人物之间眉来眼去，关系非常微妙。由于这一临时语词同原成语格式酷似，读者不由自主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展开联想，从而领会到其中特殊的意蕴。   　　心心把头发往后一撩，露出她那尖尖的脸来。腮上也不知道是不是胭脂，一直红到鬓角里去。乌浓的笑眼，笑花溅到眼睛底下，凝成一个小酒涡。（《琉璃瓦》）   　　“泪花”是含在眼里要流还没有流下来的泪珠，“笑花”是“泪花”的改装，新颖别致，趣味盎然，而且使笑这一表情得以具象化，它便可以自然地像泪花那样溅出来，令读者仿佛看到笑花飞溅的动感，作家以其超常想象力对语词进行超常改装，赋予了文学语言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三）方言夹用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主要运用现代汉民族标准语进行创作。有时出于表达需要，会选用一些非标准语词，如方言语词，文言语词，这是对规范语词的超常规运用。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上海，对上海方言非常熟悉，她笔下的人物不少是上海的小市民，因而她常常在小说中夹用上海方言语词。   　　他不论怎么忙，每天晚上，八点钟，板定要睡觉！而且一上床就睡着。（《等》）   　　要不是我托了干女儿，这边一个电话打得去，也不会把你放在帐房间里——格佬你蛮写意呀！（《等》）   　　这两个例子都出自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等》，作者以40年代上海沦陷区一个极为普通的推拿诊所为聚焦点，通过对医生和候诊病人的言谈举止的平实而细腻描写，刻画出沦陷区普通小市民的各种心态。其中人物对话运用了不少方言词。“板定”是“一定”的意思，“格佬”是“所以”的意思，“蛮写意”即“很舒服”。方言词的适当运用既使文学语言增强了趣味性，也使形象更为逼真，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显示出独特的地方色彩。方言词夹用现象还出现在张爱玲的其他小说中，比如《桂花蒸阿小悲秋》里的帮佣丁阿小和小姊妹的对话，就夹杂着一些上海方言，如“白相”、“姆妈”、“家生”等，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   　　   　　二   　　   　　语词都有约定俗成的句法功能，人们得依据一定的关系和规律来组词造句，这样才能表达明确的意思。文学言语却经常不守规矩，对语法常规予以大胆反叛，如词性的有意变换，语序的必要调整，语链的自由切分等等，从而使言语表达变得新颖奇特，引发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和注意力。张爱玲小说的语法变异主要有超限组合、变类组合和矛盾组合等类型。  　　   　　（一）超限组合   　　在语言组合中，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受到逻辑语义的制约，在张爱玲小说中，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和表达上的需要，经常突破原有的规范，临时组织新的语义关系。这种语义的超限组合出现在主语和谓语之间，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等。   　　有许多意见在那里含苞欲放，想想又觉得没得说头。（《等》）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之极，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红玫瑰与白玫瑰》）   　　 　“意见”是一个抽象名词，作者用表视觉的富于动感的短语“含苞欲放”加以组合，表示许多“意见”欲将发表而尚未发表，将人物的心理活动予以外化，别致生动，幽默诙谐，令读者回味无穷。   　　“泪”可以“流”，而“笑”同样能“流”，这真是张爱玲的别出心裁之处，不仅给读者带来新奇感和冲击力，而且切合了特定语境的表达需要。振保主人公以粗暴的手段对待他名义上的妻子以宣泄自己内心的寂寞和痛苦，当他感觉妻子被自己完全打败的时候，他“笑”了，这是一种变态的痛苦的“笑”，因而只能像眼泪似的慢慢“流”出来。这种“笑”无法找到更合适的动词加以搭配，唯有这个“流”字最为准确而传神，作者的高明机智的用语技巧由此略见一斑。   　　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限组合时有出现，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玉清）随即匆匆换了衣服，一个人先走，拖着疲倦的头发到理发店去了。（《鸿鸾禧》）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金锁记》）   　　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沉香屑：第一炉香》）   　　上述例子的划线部分都属于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语义组合，在特定语境中，将描写甲事物性状的语词移来描写乙事物性状，不仅增添了语言的新奇感，而且传达出了常规语义组合难以体现的韵味。如“轰轰烈烈”原形容气魄雄伟和声势浩大，在这里作动词“开”的状语，把野杜鹃漫山遍野盛开的热烈景象与人类活动的声势浩大相比拟，不仅写出了野杜鹃开放的情状，而且写出了它时时处处开放的蓬勃的生命活力，画面感极强，给读者强烈的视觉感受。   　　   　　（二）变类组合   　　所谓变类组合，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临时转变语词的词性，把甲类词用作乙类词，又叫“转类”，“词类活用”等，词性活用无论是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运用得十分普遍，王安石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由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就是一个常被援引的著名例证。张爱玲小说中也有变类组合的现象，如：   　　现在胖了，显得脓包，全仗脑后的“一点红”红宝簪子，两耳绿豆大的翡翠耳坠，与嘴里的两颗金牙，把她的一个人四面支柱起来，有了着落。（《等》）   　　“脓包”和“支柱”原本都是名词，在例句中临时转化为形容词和动词，词义也发生了变化，“脓包”转义为“如脓包一般没有款型”，“支柱”则是“像支柱一样支撑起来”的意思，比喻童太太体态臃肿，凭借着外在的装饰物才有了支撑和依靠，具有画面感，透出较强的讽刺和揶揄意味，这也正是词类活用后所产生的特殊的表达效果。   　　   　　（三）矛盾组合   　　矛盾组合即用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语词来描述说明同一对象，表达既矛盾又统一的内容。张爱玲在言语表达中也使用矛盾组合的手段，使表达看似矛盾，实则隽永，能取得含蓄婉转、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效果。   　　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 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寞的一刹那。（《金锁记》）   　　一阵阵清冽的歌声，细，细得要断了；然而震得人发聋。（《沉香屑：第二炉香》）  　　“一刹那”本来形容时间极短，但对曹七巧来说，季泽被她赶走的一刹那，却仿佛走过了很长的路。十年里她苦苦等待能得到季泽的爱，但季泽却图谋她的家产，披着黄金枷锁的七巧决然舍弃感情来护卫自己的财产，她的心里充满了由此引发的矛盾、痛苦、悔恨、无奈、绝望，各种滋味交织在她的心头。那一刹那是七巧难以忘怀的，也是永恒的，“长”和“短”这对反义词，矛盾地组合在一起，准确而生动地传达出人物纷乱复杂的心理状态。歌声“细得要断了”却又“震得人发聋”，两个意义上互相对立的谓语共同说明一个主语，使得主语的状态既矛盾，又合情理，不仅传达出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复杂心绪和感受，而且引起读者的联想。   　　   　　三   　　   　　就语用层面而言，张爱玲的变异修辞主要体现在特定语境中对句子的超常运用，较为突出的是反话正说，寓贬于褒的写法。   　　到了介绍的那天晚上，姚先生放出手段来：把陈良栋的舅父敷衍得风雨不透，同时匀出一只眼睛来管住了心心，眼梢里又带住了他太太，惟恐姚太太没见过大阵仗，有失仪的地方。（《琉璃瓦》）   　　表面上，作者在集中笔力刻画姚先生的精明能干，选用了“敷衍”、“匀”、“管”、“带”等动词极其生动地表现他的竭尽全力，八面玲珑，为了女儿心心的前途，他精心策划，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表面上看，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女儿，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一个负责任的模范父亲，而实际上，他处心积虑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财富和荣耀，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女儿身上，而不考虑女儿的感情和幸福。所以作者越是着力表现他的“能耐”，就越能揭示他人性中的自私和冷酷。这种寓贬于褒的手法的运用取得了不露声色地嘲讽和揭露丑恶的效果。   　　在振保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有始有终，有条有理的。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纵然他遇到的事不是尽合理想的，给他自己心问口，口问心，几下子一调理，也就变得仿佛理想化了，万物各得其所。（《红玫瑰与白玫瑰》）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对人物的褒扬和欣赏，而实际上蕴涵着揶揄的意味，让读者玩味无穷。主人公佟振保在外人眼中确实是体面的好人，他孝顺母亲，照顾弟妹，用心发展事业，而实际上是个不负责任的虚伪的浪子，他在外面找情妇，用情不专，缺乏责任感。然而他又竭力顾及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希望自己能娶一个贞洁的妻以获得社会的认可。但他最终没能得到真爱，所以他的内心是寂寞的和扭曲的。作者以反话正说的表现方式，大大拓展了小说语言的表现空间。作者以轻松机巧的笔调，更加自由更加酣畅地描写“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读者则在她的淡定从容而津津有味的叙述中分明看到了人物扭曲的灵魂，深藏在人性中的丑恶，意味深长，文本也因此散发出不一般的艺术魅力。   　　《张爱玲经典作品集》前言中这样写道：“她的语言如此优越，以至于每个字都会像一个晶体具有精确的小平面并且折射源自她的光线，词语像饱满的、充满色泽的珠子在这里滚动。”的确，张爱玲小说语言是美丽的，但绝不仅仅只是美丽，更重要的是十足的韵味儿。变异修辞的恰当运用，使张爱玲小说语言在更深层次上包含着无限的意蕴，从而显示出不俗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她的文学语言常常以各种变异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吸引着更多读者去领略她的小说的独特魅力，并获得奇特而丰富的艺术感受。当然，她的小说文本的变异修辞远不止这些，她的小说的艺术魅力也并不仅仅源自这些特殊的表现方式，还有赖于特定的语言环境及其他艺术手段的巧妙组合，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和挖掘。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   　　② 郑远汉.艺术语言词典[Z].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③ 莫泊桑.“小说”.文艺理论译丛(3)[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06        作者：李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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