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的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入睡了，只有钱塘江还在响着震耳的涛声。老秀才谈迁觉得周身不适，只好一改平日夜读的习惯，倒在床上昏然入睡了。他哪里想到，此时小偷正躲在屋外枣林里，等待时机呢。
谈迁家徒四壁，小偷抱起床头的箱子。三步两步钻进枣林，无影无踪了。小偷偷走的并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老秀才二十多年的心血——《国榷》的手稿。
当谈迁发现他的书稿被窃时，顿时觉得世界在他面前倒塌了，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哭着：“噫!吾力殚矣!”打击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惨重。老秀才两眼死盯着原来放置书箱的地方，二十多年写书的甘苦，一齐涌上心头……
连环画《谈迁》封面（网络图）
谈迁二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他守孝在家，对着孤灯伏案苦读。为着他嗜书如命，人们都笑他有书癣。有时替人家办事，东家送他一部书，他会高兴得不得了。他博览群书，那怕是坏书也要读上一遍。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特别是有关明朝的史事。
守孝期间他读到一部陈建著的《皇明通纪》，觉得写得实在太差，史事错讹，见解肤浅，哪算得“通纪”？就是《明实录》，也颇多不实之处，多是几经删节，篡改，黑白颠倒，是非混淆；隐去了历史真相，哪里是“实录”？所以他下定决心，自己动手，编出一部信实可靠的国史，留给后世。
一个家境清贫、仅靠为人作记室（类似于今天的文秘）来维持生计的平民百姓，想编修一部明代编年史，又谈何容易!
首先碰到的是史料的匮乏，当时像实录一类的书还是手抄本，多藏在豪门士绅之家。谈迁必须托人情．走后门，才能借阅或抄录。有时事先讲好了的，可是早上去了等到晚上也见不到主人的面，只得扫兴而归。偶尔借到了珍本，人家不让带走，他只好从袋子里掏出纸笔，就在人家书房里抄起来，东家的白眼也只能装作没有看见了。除了借书、抄书，谈迁还到处寻访古迹轶闻，每有所得就记在纸上。日积月累，案头上的稿子越积越厚，终于在1626年3月，经过他的精心编次，一部一百卷的《国榷》初稿完成了。
《国榷》（网络图）
他在自序中高兴地写道：“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伪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性。”但是，谈迁并没有在成就面前止步，他以一个史家严肃的态度，不断对书稿进行反复修改增补。听说哪里有新的材料，便背上行李、雨伞、干粮，去抄录，即便是步行百里也在所不辞。
特别是明亡之后，他怀着对故国的思念，以一个爱国遗民的感情，来收集补述崇祯、弘光两朝的史实，终于求得了先朝历史的完整。全书前后修改了六次。尽管谈迁没有钱将它刊刻问世，但是这部手稿凝聚了他二十多年的血汗，得来是多么不易啊！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它竟然不翼而飞，怎能不让他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呢?
谈迁是个坚强的人，他大哭一场之后，擦干了眼泪说：“吾手尚在，宁已乎!”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从零开始，又干起来了。
他以《明实录》为基础，找来不同的本子作参考。尽管年纪大了，已非当年那样精力充沛，但他仍然是不避酷暑严寒，风尘仆仆奔走于嘉善、归安、吴兴、钱塘之间，为夺回他失去的《国榷》奋斗着。有志者，事竟成。又过了几年，在他六十岁那年，一部新的《国榷》又写成了。
建于明朝的江南贡院（网络图）
使谈迁觉得不足的是崇祯一朝史事，没有实录，许多记载都是来自传闻，毕竟不太可靠。如果能到北京找些当事人核对一下就好了。去北京，又谈何容易?光是路费和食宿之资就无从筹划，只能想想而已。也是天遂人愿，恰好义乌朱之锡进京作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作记室。谈迁虽然年事已高，还是满口答应下来，带上书稿就同朱之锡北上进京了。
到了北京，谈迁除了替朱之锡作些文字工作之外，就是为他的《国榷》收集材料，一有时间，就去寻书访人、探寻遗迹，脚磨起了泡，走迷了路，依旧兴致勃勃，简直象中了魔，不知困难、疲劳为何物。前朝的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的门客，他几乎遍访无遗，就连当年祟祯邸报也借到了手，取得了核对书稿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东家朱之锡说他“踵副其目，腕酬其踵”，谈迁真是充分调动了脚、眼、手的积极性。脚顺着眼睛奔跑，手又忙着记录所见所闻，其辛苦可想而知。他这个南方人，在沙尘四起、人多如蚁的北京，生活很不习惯。地位的卑微又加不善交际，给他带来无限的苦恼，致使他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摧残，但是他真正做到了贫而无怨，泰然处之，并且最终从收集到的丰富史料中得到了欣慰的补偿。《国榷》这部书稿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自发，犹事数行书。”这便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明孝陵历史照片明信片（网络图）
1656年2月，六十多岁的谈迁，回到家乡。大约第二年就去世了。《国榷》一书由于清初统治者压制民族反抗运动，大兴文字狱，一直不能公开刊印，很少有人知道。直到解放后，1958年12月，才第一次排印出版，《国榷》作为明代信史也才得以传世。
（原标题《谈迁写〈国榷〉》，作者苑兴华，原载《文史知识》，198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