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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兴起的回应，以及受学科交融的影响，媒介生态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出现了。它旨在研究“各种媒介形态在为自身寻找合适环境的竞争中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以及在社会力量的复杂生态中的生存状况”，同时也包括“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感知、理解、情感和观念，以及我们与媒介的交互作用如何推动或阻碍自身生存等问题。[1]” 媒介生态学无疑为我们对媒介发展史，特别是媒介形态与人类历史进程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切入点。由于“媒介生态学既是后工业和后现代的，也是文字前和史前的”，[2] 所以本文以史前非语言传播媒介为例，用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分析其物理形态和符号形态，以及各种形态的演变情况，并试图发现史前非语言媒介对人类思维及交流活动产生的影响。 一、 史前媒介生态的结构演变 人类在诞生伊始，就开始了交往与沟通（communication，也即所说的“传播”），这是人类社会本质的充分表现形式，是媒介产生的直接动因。因此，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一样漫长。虽然在文字出现以前 [3]的史前时期，传播媒介远不如现代高级和发达，但其媒介生态仍不失为一个逐步丰富的媒介环境结构。 有学者将人类交流的传播媒介分成三套系统：“一是推理性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文字等）和绘画、音乐、舞蹈等表象符号系统。二是实物系统，不仅包括与语言文字声像有关的，与通讯有关的实物（如石磬、木鼓、牛角），更是指凝结人文信息的各种产物，它们从源自地向四外扩散，本身既是传播的内容又是文化载体。三是人体系统，包括人际传播和族群迁徙等等”。 [4]应该说，这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史前传播媒介，但着重点在共时性上，史前媒介生态的历时性却没有体现出来。其实，从身体媒介（人体系统）向体外媒介（实物系统）发展则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 史前媒介生态的结构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人体系统为媒介的形体动作阶段——空间造型阶段——时间语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典型例子分别是舞蹈、壁画和神话。在第三个阶段，史前媒介生态已经发展得相当多样化了。还需要看到，尽管语言的出现能够记录和描写在时间上延展的过程、事件，但“事实上，即使在以口语传播为主的时代，口语也并不是唯一的传播手段。为了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越来越大的环境空间，人类不断地发明和采用了一些早期的体外化媒介，例如用约定的实物来传递和交流信息、利用结绳或图形符号来记录重要的事件或生产和交易情况，利用擂鼓或燃放烟火以及这些信号的接力传递等保持远距离联络。” [5] 所以语言作为符号和媒介，与非语言的媒介系统和符号体系在人类传播、交流和发展进程中是相辅相成的。 在这一媒介生态结构的演变中，形体动作、空间造型和体外媒介都属于非语言媒介，它们都“有社会共知的含义，被有目的地或被解释为有目的地发出，被有目的地接收，并有可能由接受人反馈的、除使用言词本身以外的人类属性或行为。[6]” 本文将非语言媒介作为切入点，是因为：1）“原始人思维能力在没有达到处理非实在的概念系统的水平上，更主要的思维工具只能是直观表象，甚至是主体的身体动作本身。由于视觉形象同意义的结合要比声音同意义的结合形式——语言更为具体，更为实在，所以我们有理由同意某些人类学家的观点：在前文字社会中，语言的作用还不如艺术的作用，不论是作为主体思维媒介、时会交际工具还是作为传递、积累文化信息的载体。” [7]这里我们不妨把艺术的范畴扩大或转变至非语言媒介。2）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一般符号学的建立应当在语言符号学的建立之后，但是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非文字的记号系统发生于语言文字记号系统之前。而且自语言系统形成后，非语言的记号表达活动继续存在。事实上，古代的符号学思想对象往往是各种非语言的记号。”[8] 二、 史前非语言媒介的形态种类 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思想是如何定义传播媒介的形态和内在偏倚（bias）在塑造人类交流，以及在对现实的建构、永存化和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里，媒介生态学采用了生态学的种群分析法，认为形态包括（媒介）符号形态和物理形态。媒介的符号形态以代码为特征，在代码中媒介代表了信息（例如，模拟符号对应数字符号）和包括符号在内的结构（例如，命题式结构对应表征式的结构）。媒介的物理形态指传送代码的技术以及编码、传递、储存、恢复、解码和传播信息的物理要求。对媒介形态进行上述分类，是基于：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编译出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理性（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倚。 由于不同的物理形态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理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倚。 结合刚才的媒介生态结构构成和演变可以发现，“推理性的符号系统”正是“符号形态”，“实物系统”正是“物理形态”。下面，以具体的实例，通过分析史前非语言媒介的这两种形态，来发掘媒介形态的融合变化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思维带来的影响。 1、物理形态——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 由于不同的物理形态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倚。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A. Innis）后期研究兴趣向传播学的转移其实已经展示出一种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姿态，在其《帝国与传播》一书（Empire and Communication）中，他提出了一对颇富启迪意味的范畴——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 根据他的理论，时间媒介有耐久性，但不适于搬运，如“刻在石头、金属上的文字、图画，刻在粘土板上的楔形文字和印章，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文，还有金字塔、石雕、羊皮纸文书等，为典型的从古代到中世纪的时间媒介”；另外，在人类追求传播空间和传播速度的不懈进程中，“自古以来，就有种种空间媒介被设计出来。如火炬、烽火、狼烟、呼声、笛、鼓、手语、旗子等。这些信号，多借助转播系统，能迅速地进行远距离传送。其中，不乏能传播相当复杂地内容的符号体系”， [9]空间媒介虽然轻便，但是没有持久性。 无论是时间媒介还是空间媒介，无论是它们的取材还是制作，都与自然关系密切。媒介的原生性很强。比如作为时间媒介的岩画。岩画（Rock Art）是在未经人工修整的自然洞窟、崖壁岩阴、或在露天单个的巨石上进行绘、刻、雕制而成的艺术品。其创作时间最早约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最迟不超过新石器时代早期，产生于文字之前。比如大多记载壁画的洞穴，并不用来住人，因为它们“是由高处下落的水流造成，必须攀爬一段距离才能到达进口，再由高处下行”，行者“在黑暗中蹒跚前进，空穴内没有窗，墙上也没有任何缝隙。” [10]空穴内遍布水坑，伸手不见五指，必须靠感觉缓慢行走。的确，人们把所要传播的内容刻绘在石头、岩洞的墙壁上，虽然这种媒介不便携带，但可以克服时间障碍，与口传时代相比，用岩画来传播大大提高了信息的确定性。由此，正是存在岩画这样一种古老的时间媒介，现在的人们才有可能亲身感受到远古时期的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如何进化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的过程。 而击鼓和烽火无疑是空间媒介的最好例证，它们分别是人类最早远距离声觉和视觉通讯的常用媒介。比如说鼓。鼓是用兽皮蒙在框架或容器上制成的，一直用来传送消息。有些非洲鼓敲起来非常响亮，声音能传到三四千米外。击鼓时部落间依次传下去，可以使信息传得很远。地处非洲中部的巴米累克族使用两种鼓，其中的一种叫“恩卡”，这是挖空的树干，下端有三个木脚，上端蒙一张兽皮，击鼓者用手击皮，击三次表示有危险，击五次表示要集会。另一种鼓叫“恩都”，是在一段树干上挖一个大洞，洞口蒙兽皮，击鼓者用两根木棒打击鼓面时，全族人知道要投入战斗了。 [11]的确，早期空间媒介的多数用途是传递战争中的军事信号。 2、符号形态——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媒介的符号形态是不言而喻的。就“符号的定义”而言，自符号学诞生以来，不同的学派、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归纳出了不同的表述。比如，俞建章和叶舒宪就认为，“在交际的过程中，通过某种有意义的媒介物，传达一种信息；这个‘有意义的媒介物’就是符号” [12]。 虽然这一概念很好地将符号和媒介结合起来，但我们仍需稍做辨析。索绪尔认为符号是一个具有意义的实体，是由符号具和符号义组成。“符号具是符号的形象，是纸上的记号或是空气里的声音，可以由我们的感觉感知。符号义则是符号所指涉的心理上的概念。” [13]而皮尔斯所谓“意义的元素”时认为，“符号指涉其本身以外的某事物——客体（object），而且为某人所理解。换言之，符号能在使用者的心里产生作用，这作用我们称它为解释义（interpretant）”。 [14]可见，索绪尔的符号具与皮尔斯的符号之间，以及前者的符号义和后者的解释义之间具有相似性。 据此，如果说刚才所分析的媒介物理形态属于客体或实物系统的范畴话，那么下面将要分析的符号形态则属于符号或符号具的范畴。例如岩画、印章上的各种图形图案、烽火、鼓语、笛音等。 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曾明确说过：“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也认为：“最简单的交际媒介当然是语言，传播消息的其他听觉方法是由语言发展出来的。与听觉方法相对照的是传播消息的视觉方法，它的发展导致了文字的发明……” [15]虽然本文不涉及语言和文字，但这种分类方法对史前传播媒介的符号形态来说是简单而明晰的。 刚才提到的史前岩画，所负载的信息内容相当丰富，主要有这样几类：远古人类生产和家居生活的画面；性与生殖；宗教仪式；战争以及各种符号等。又比如古印度的印章，印章的内容除了一些类似原始文字的符号外，还体现出相当强的生育崇拜信仰和宗教图腾信仰。比如哈拉帕一颗印章上展示了生育场面 [16]；又如，印章中有许多动物图形，此外，“山川河流等自然物也很常见。还有一类数量不多的印章图形很特别，它们或是人兽共处，或是人兽同体，反映着宗教信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天神崇拜。” [17] 史前非语言媒介在听觉符号方面的典型例子莫过于鼓语。鼓语有声有调，传达战斗信息的鼓语着重于声音宏大，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而平时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的内容远远胜过沙场上单纯的“冲锋”“撤退”等战斗语言所包含的信息，因此光靠鼓声不足以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还必须通过打击鼓的不同位置以求得不同的鼓调而传送出不同的语气。 非洲一些民族使用的木鼓就很能体现出音调的差异。他们的木鼓是一段中空的树干 ，一侧壁薄，一侧壁厚，壁薄的一侧在被敲击时发出高扬的音调，而壁厚的一侧发出的声音却十分低沉。这些木鼓传递出的语言有一百七十个句子，有的反映物体和动物的名称，有的是对村落要事的告知，有的是要人们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他们传送的信息常常是句子而不是单字，这样人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知道传者的意图了。 [18] 三、 媒介形态融合与媒介生态变化 纵观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媒介形态的融合是一个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还会发生的过程。通过前面对媒介形态的分类和分析，不难发现媒介形态的融合便是物理形态——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的融合、符号形态——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的融合、以及物理形态和符号形态的融合。最原初的媒介，其形态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各自的不兼容性。 无论是视觉－听觉媒介符号还是时间－空间媒介符号，视觉/听觉、时间/空间基本是彼此独立、相互不具有兼容性。人们通过烽火获得信息时，几乎不用动用听觉器官；而通过鼓语得知消息时，也几乎用不着眼睛。即便是最有可能兼容视觉和听觉符号的人的身体，在作为人际传播的媒介时，由于信息含量相对较少，即便只是通过语言或只是通过动作便可以基本表述清楚。从时间/空间的角度来看仍然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运载符号物的交通运输手段或介质不发达，而光、音等具有高度空间传播性的符号体系也无法保存下来。 不过，人类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媒介形态兼容性的方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前非语言媒介在体现时间符号和空间符号记载、传承信息方面兼容性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印度印章，尽管从传播广度和速度方面而言，其仍没有到达相应的水平。 19世纪以来，在印度河流域各地发掘出土的印章共有2000多枚，这些印章大多是用皂石、粘土和象牙制成的。这些印章的“大小不等，有12.7公分，也有6.35公分，常见的是2.3公分。形状一般是方形，也有圆形、椭圆形、矩形等。印章背面有印纽，中间有洞孔，以便用绳索穿过洞孔挂在身上，以防遗失。”[19] 根据学者们的推测，这些文字可能就是主人的姓名、职衔，印章所雕刻的图像可能是他们崇拜的事物。本文介绍印章的根本所在，是其既反映了和岩画类似的主题，甚至起到类似的作用，但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不是刻画的对象，而是所凭借的符号载体形式——印章可随身携带，兼具了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的特性。 自此往后的媒介发展趋势，是媒介形态兼容性的增强越来越明显。比如纸的出现，把人从石头的重量里解放出来。用手就能写出在纸上的文字，比起那些神圣的石头文字来，自然轻快得多，而且世俗化了。发展到电子媒介时代，终于可以将视觉媒介与听觉媒介、时间媒介与空间媒介统一起来了。 四、 媒介生态变化对人类的影响 那么，史前非语言媒介的形态和内在偏倚是如何帮助人类创建环境或符号和认知结构的呢？我们与媒介的交互作用又如何推动或阻碍我们生存机会的呢？ 英尼斯提出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的概念，不仅仅是对媒介形态做出简单划分，他旨在说明两种形态的媒介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时（time）、空（space）的观念反映出媒体对文明的意义。重视时间的媒体耐久度佳，例如羊皮、黏土板和石块。此类分量重的材料适宜建筑、雕刻一类的发展。讲求空间的媒体耐久度较差，而且质轻；譬如草纸和纸张，适于行政、商业等范围广阔的地区使用。罗马帝国征服埃及之后取得了草纸的供应，造就了大型帝国行政的基石。重视时间之材料有促进地方分权及神职阶级统治。考量大规模组织如帝国的时候，应该同时由时间、空间两层面切入，以免失之偏颇。”[20] 在英尼斯看来，“‘传播’偏倚即是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空间或时间倾向，从而设定了知识在时空长河中的扩散范围”，“文明盛衰——尤其是帝国——是基于时间偏倚和基于空间偏倚两种相互竞争的知识垄断彼此产生的辩证关系。”[21] 从文明进程回到人类自身，媒介的影响清晰可见。岩石和印章上的图画，“可能是留存至今最早的人类传播事例” [22]，几乎是无文字时期唯一的文化载体，组成了一个早期人类表现他们自己和他们对世界看法的最重要的证据。这些图画同时作为一种原始艺术，在原始人类的意识中，这些绘画正是一种载体，用来同自然、人以及超自然世界进行交际的符号。其重要功能有“以画助猎”、“以画通‘梦’”以及“以画代言”。 [23]施拉姆更认为，“洞穴艺术更可能的解释是为了教育：这些画作或许是成年礼中，部落将神话、图腾及意识传递给年轻族人的媒介。……教导年轻人一些事情，并使其永不或忘。……绘有壁画的洞穴接近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心的程度，就好像教堂对其他世代的人类一般重要。”[24] 原始人“生活在一个由仪式、歌舞、神话、图腾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视觉与听觉表象符号所构成的象征编码系统之中”，[25] 这个符号世界是以物化表象为主要媒介而构成的。而从根本上讲，当时人类的传播交流活动是受共同劳动结成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所自然产生出来的思想交流、互助信息需要的驱动。当人类自觉地运用媒介沟通时，这就意味着人类不再等同于一般动物，不再赤手空拳地站在冷漠无情而又满怀敌意的自然界面前，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中介世界。“这是精神同物质交汇的结果……它既代表了人类观察、解释和表现世界的角度，又传递了人类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和办法的信息。它既帮助人类解决了许多问题，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促使人类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26] 史前非语言媒介在媒介把握上表现出超自然性的特点。人类生存的各种需要，要靠自然来满足，因此也就需要创造出征服自然、应对强有力的自然事物可能进行的各种抵抗。无论从物理形态还是符号形态来说，人类用其他自然的东西构建了一套传播媒介，用“自然”来对付“自然”，“这种工具应当被看作是高于单纯的自然的事物”。 [27]此超自然的特点正是对史前非语言媒介与当时社会中各种力量之间复杂的共生（symbiotic）关系的最好说明。 五、结语 “生态”一词意味着对环境的研究：它们的结构、内容、以及对人们的影响。史前非语言媒介的生态结构体现出单一性向多元性、身体媒介向体外媒介的演变过程。媒介生态学用物理形态和符号形态来划分史前非语言媒介的方法，既可以对媒介形态进行很好的整合，也为发现媒介形态融合、演变的实质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史前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当时的媒介，无论是内在的思维模式还是外在的生活方式对群体的影响都大于个人；更突出的影响着原始人的认知结构、情感信仰乃至生死存亡。另外，如果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进程中去，这些媒介还决定着人类历史变迁的不同形态。 最后，虽然本文较多谈论的是史前非语言传播媒介，在全篇的论述中，似乎有意无意在避开语言的问题，但其实，语言作为符号和媒介，与非语言的媒介系统和符号体系在人类传播、交流和发展进程中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史前非语言媒介，特别是体外媒介，其“传播功能已经接近于文字，它们把信息传得更加广远，更加长久。更重要的是，这些媒介的采用，意味着人类传播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类不再单纯地依赖体内信息系统来传播信息，而开始向一个功能更强、效率更高的体外化信息系统进军了。”[28] 注释： [1] Casey Man Kong Lum: Introduction: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8,No.1,Spring 2000， [2] Lance Strate, “Understanding MEA,” In Medias Res 1 (1), Fall 1999.，http://www./mecology/ [3] 考古学家认为，原始文字的产生，大约是在公元前6000年到前5000年之间。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463 [4] 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页20 [5]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页30 [6] 熊澄宇等：《媒介史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介发展史”教学课件 [7]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76 [8]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492 [9] （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0－22 [10] 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韻仪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页16 [11] 段宝林、武振江主编：《世界民俗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86、287 [12]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0 [13] 约翰·菲斯克：《传播，意义与符号》，张锦华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页65 [14] 约翰·菲斯克：《传播，意义与符号》，张锦华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页63 [15] 李彬：《传播符号的分类及功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6] B.N.丹尼、V. 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芮传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页215 [17] 赵伯乐：《永恒捏槃：古印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8、29 [18] （前苏联）潘诺夫：《信号·符号·语言》，三联书店，页112－116 [19] 陈子丹：《古代印度地金石档案》，《档案》，2000年01期 [20] 哈罗德·A·英尼斯：《帝国与传播》，曹定人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页15 [21] 丹尼尔·J·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陈世敏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页224、225 [22]（美）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韻仪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页25 [23]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页89－103 [24] 施拉姆：《人类传播史》，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页24、25 [25]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页75 [26] 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459 [27] 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科学出版社1999，页459 [2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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