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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诗歌思潮与诗人的重释 王光明 摘要：“朦胧诗”是以《今天》诗人为代表，不同于“现实主义”倾向的一股当代诗歌思潮。它与“五四”提出的建立“人的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把诸多荒谬的、“倒挂”的经验带进了诗歌世界，因而具有与现代主义文学相通的美感面貌和艺术风格。不过，他们的诗又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区别：与西方现代主义既把客体世界看成是荒谬的，同时也认定主体世界的荒谬性不同，“朦胧诗”肯定主体的意义，企图以诗重演过去的创伤性经验和创造新的未来，重建人的尊严和诗歌的尊严。“朦胧诗”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既在开拓了新的诗歌言路，也在言说方式的多样性。 关键词：诗歌思潮；朦胧诗；北岛；多多；抗衡性；言说风格 在20世纪80年代，如果说“归来诗人群”的诗歌体现了现代诗歌传统的复兴，那么与之并行的“朦胧诗”则是一股影响巨大的革新当代主流诗歌的诗潮。“朦胧诗”这一名称源于一篇批评“读不懂”的诗的文章，批评的对象包括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老诗人和年轻诗人的作品。这一名称后来被用来指称异质于“传统”的青年诗人的作品。由于“朦胧”是一个形容词，那篇文章使用时既带有贬义的色彩，也无法指称诗的流派或代际特点，“朦胧诗” 这一提法也存在争议：有人从民间刊物《今天》的名称出发，将其命名为“今天派”诗歌而超越这派诗歌的“新生代”诗潮出现之后，又有人用“新诗潮”包容《今天》以来的诗歌探索。不过，“朦胧诗”这一名称，经过1980年代初的激烈论争和《朦胧诗选》的大量发行，已经成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产生“朦胧诗”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初期北京学生一些自然形成的文学小组或小沙龙，他们中不少人是名门后嗣，承继了父辈对文学的热爱，无形中保存着现代文学的火种，但真正哺育这种诗歌的却不是文学的热情而是“文革”的灾难，是承受这场灾难过程中难以排解的内心郁结。因为内心郁结，他们想到了诗歌，想到了阅读与写作。 郭路生(笔名“食指”， 1948-)是“朦胧诗”的前驱诗人，小说家阿城曾说“60年代末我喜欢他的诗。那时候，郭路生的诗被广为传抄”，诗人多多认为郭路生是“老四届”中学生中的“第一位诗人”，“就早期郭路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编选说明”认为，比较对照稍后一些诗人的作品，“可看出他对其他诗人的启发和影响”。郭路生的诗有不少意识形态的东西，反映了当代政治抒情诗一些思维定势的影响，特别在意象的择取和时空展望方面。但郭路生的诗最重要的特点是不再服从简单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原则，能够面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他“文革”中写的诗不仅具有历史生活场景的存真性，也把特定情境、细节和个体的想象力重新带入到诗歌的话语空间。像那首当时被知青广泛传抄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告别城市的一个瞬间，虽不能说是生离死别的题材，但离散的痛苦是巨大的，因此，当“……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在这里，由于个人生活细节的进入，一座意识形态的城市在四点零八分的尖厉的汽笛中陆沉了，上升起来的是亘古不变的亲情。这曾被孟郊凝固在《游子吟》中的至情，被郭路生用感应的方式织入到诗歌文本中，让人们重新认识了那种恋城情感的性质。这是哺育自己的城市，就像哺育自己的母亲，因此， “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告别显得十分悲怆。郭路生1960年代后期的许多诗都充满失落、迷惘、悲哀、惆怅、感伤与期望、未来、幻想等剧烈冲突的痛苦的语言，从而奏响了悲怆的心弦，在无法调和的对立中呈现出一种悲剧性，表达了一代人从盲目、狂热走向失望与挣扎的内心世界。正因为此，他的这些诗歌不胫而走，很快在全国各地知青中秘密流传，甚至被谱曲传唱。 郭路生的诗歌的独特性在于，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在现代社会中不依靠传播媒介而依靠人心传播的诗歌。同时，这也是当代诗歌第一次把情感定位转向自己，转向内心的失落状态，转向真实经验。一代人通过郭路生的诗歌，认同了原先变得不敢认同的情感。这些诗告诉人们，诗原来也可以这么写———通向真实的门被打开了，诗歌成了许多充满迷惘和幻灭感的青年探索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叩问世界和想象未来最亲近的形式。 从1970年代初开始，许多人都在写这样的诗。其中不少名篇，如食指(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北岛的《回答》《宣告》，芒克的《天空》，舒婷的《致橡树》《呵，母亲》等，后来都在民间刊物《今天》上首先发表；该刊也因为在思想上主张“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艺术上倡导“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成了“朦胧诗”的旗帜。 “朦胧诗”的诗人是从特殊年代特殊境遇的经验出发找到自己诗歌道路的，离开了集体经验转变的历史母题，离开了一代人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离开了当代诗歌美学突破的社会蕴含，很难从根本上把握这一诗歌思潮的历史意义。与前代诗人不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上诗歌道路的诗人，所面对的，是伟大成功的社会政治革命带来的激情和喜悦，是新生活的新奇感和渴望投入火热斗争的冲动，他们更重视艺术的社会和时代价值。而“文革”中自 发走上诗歌道路的这一代青年，则在少年-青年时期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心理危机，那时生活表面的金粉渐渐剥落，露出了人间的真相和生存的残酷，因而他们更重视面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更重视对世界的质询与拷问。“朦胧诗”成了他们“重演过去”和“创造未来”的某种方式。 作为重演过去和创造未来的艺术建构，也作为对抗权威和暴戾现实的艺术抗议方式，北岛提出的“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的诗歌主张，可以基本概括“朦胧诗”的思想与艺术倾向。 一方面，这个诗歌世界是真诚、正直、正义、人性的世界，一个让诗回到人的基本问题的世界，它与五四时期提出的建立“人的文学”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不过，五四时期青年们面对的是传统的黑暗、现实的黑暗，他们经验和感受的主要是个人的压抑、心灵的压抑，他们的诗体现出来的主要是个性解放，是鲜明的揭露和抨击黑暗的色彩。这一代青年却把诸多荒谬的、“倒挂”的经验带进了诗歌世界，不仅仅燃烧着反抗和诅咒的激情，也写出了现实的荒谬性，具有与现代主义文学相通的美感面貌和艺术面貌。“朦胧诗”中的不少作品甚至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然而，他们毕竟又与西方现代主义相区别：西方现代主义表现出来的荒谬感，既把客体世界看成是荒谬的，同时也认定了主体世界的荒谬性。而“朦胧诗”在主体问题上恰恰是肯定的，他们最终不是把人们引向艾略特《荒原》，或是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荒诞世界中去，而是企图参与重建人的尊严和理想，探索走出困境的道路。因此，即使描写现实的荒诞和心灵的扭曲，也仍有人文主义式的意义寻求和内心激情。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自己的”和“独特的”艺术世界：不仅把被历史模糊了的个人意义和个人价值重新凸现出来，重新确认生命的个人形式及其意义，同时也把诗歌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想像方法和建构特点的世界来看待。江河在1980年就提出：“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渴望塑造。他所建立的东西，自成一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抗衡，又遥相呼应。”而北岛所说“自己的世界”，既包括人性与正义，也包括艺术可能性的开拓。这些主张可视为早期“朦胧诗”由诗人人格的完成过渡到完成诗歌的追求。到1985年，以杨炼的《诺日朗》、北岛的《白日梦》、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和多多的一些诗为标志，这个自足性的诗歌世界已显示出基本轮廓。首先，它基于个人的经验感觉，又超越个人进入“非个人化”的图景，诗的创作不是诗人的塑造而是诗的完成，个人消失在诗中；其次，它接受现实和历史的给予，但它放弃承诺，只表现普遍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上述两点都在“语言现实”中寻求落实：面对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分裂，不是企求反映现实和历史，而是逼近与敞亮存在；诗人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言说方式和语言中权力结构；不是在个人或民族的经验内流连，而是探索语言所支配的整个感觉领域，把一代人的经验感受，建构为超越个人时空和历史时空的诗歌话语空间。 “朦胧诗”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浮出历史地表的，它的两个鲜明特点是： 1.许多著名的作品先在民间(同人)刊物上发表，后来才被正式出版物接纳⑩； 2.对这种诗歌的认同过程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其中最有名的争论就是对“三个崛起”11的批评。这两个特点，突出反映了当时思想观念、文艺体制和美学见解上的分歧。 在以《今天》的作者为骨干的“朦胧诗”诗人群中，北岛(原名赵振开， 1949-)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他是《今天》的创办者之一， 1970年开始写诗，主要作品有诗集《北岛诗选》(1986)《在天涯》(1993)《午夜歌手》(1995)《北岛诗歌集》(2003)，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等。 北岛的诗具有浓厚的抗衡色彩和英雄主义风格。他的成名作《回答》中充满激愤和反讽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以及结尾时“我-不-相-信”的宣告，既体现着受蒙骗的一代青年的怀疑与觉醒，又表现了这个诗人孤独的英雄主义气质。他的诗总体上有孤独的“自我”与环境的尖锐对立的特点，以黑夜与冬天的意象、情境为主，诗中孤绝沉重的说话者或是在走向冬天，或是在黑夜沉思，或是面临着最后的时刻(如《走向冬天》《宣告》《结局或开始》等)。它们是一代人生存经验与精神历程的“履历”，在《履历》一诗中，北岛惊心动魄地表现了一代人“寻找太阳”的“倒挂”过程：“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 毫无疑问，北岛的诗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它接受了孤绝沉重的“自我”的变构，从而既避免了盲目的乐观主义，也绕开了沉溺回忆的感伤主义。北岛诗歌最重要的意义，是把个人英雄主义转变成了一种具有现代主义想像风格的诗歌英雄主义，创造了既象征经验世界又与这个世界抗衡的诗歌世界。第一，他把被“倒挂”的历史和个人经验带进了诗歌世界，通过智性的把握，想像了特定历史与个人生活的许多矛盾与悖论，却又不让存在的荒诞性掩盖人的尊严(如《回答》《履历》《同谋》《期待》《界限》《青年诗人的肖像》《呼救信号》等)；第二，重视象征情境与意象的经营，重视艺术技巧对经验的转化，努力让个人的情感意识上升为人类对存在的意识，并找到简洁有力的形式结构。像他的《船票》，许多的生存感受，限定与展开，现实与向往，今天与未来，此岸与彼岸，都浓缩在一个沉郁的感叹中：“他没有船票。”具体的海边意象构成了这首诗的具体情境：远航大海的船与被限定的在岸边的人；像退潮中上升的岛屿一样孤独的心，与大海生动丰富的景观；从不中断的岁月，与人的宿命；沙滩上令人晕眩的阳光，与无法越过的距离，等等，触动你许多的记忆和想象，并在瞬间领悟生存境遇的性质。长诗《白日梦》则通过新的幻灭，想像了“昼与夜”之间的裂缝，揭 示了个人、民族、人类进退维谷的处境。 北岛诗歌对中国读者的影响力主要是《白日梦》之前的写作。《白日梦》之后，北岛大多在国外生活和发表作品。面对陌生的读者与语言环境，他的写作对经验与抗衡性有更进一步的超越，不少作品“始于河流而止于源泉”，更具有美学的丰富性和艺术的完整性。不过，由于作品不在国内发表，加上市场环境下读者对诗歌的疏离，作为诗歌英雄的北岛，已经是1980年代的“故事”。 舒婷(原名龚佩瑜， 1952-)也是在《今天》创刊时就开始发表诗作的诗人，她出生和生活在福建，是经由老诗人蔡其矫介绍与北京的青年诗人相识，并在《今天》发表诗作与小说的。她是“朦胧诗”诗人中最早正式出版诗集的诗人之一，先后出版过《双桅船》(1982)、《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二人合集，1982)、《会唱歌的鸢尾花》(1987)、《始祖鸟》(1992)、《舒婷的诗》(1994)等。 舒婷曾在1980年代初受到一般读者“皆大欢喜”的欢迎，主要是由于她是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不是像当时许多诗歌那样以批判(反思)历史、现实的方式处理时代的主题，同时在抒情方式上更接近中国诗歌沉郁、忧伤、节制的抒情传统(譬如当代的蔡其矫，现代的何其芳、古代的李清照)。她的早期的诗，常以梦的破碎表现动荡岁月中成长的一代“那种渴望有所贡献，对真理隐隐约约的追求，对人生模模糊糊的关切”，与“不被社会接受，不被人们理解”的矛盾与苦闷，表现个人面对历史与现实痛苦与无奈：“我的痛苦变为忧伤/想也想不够，说也说不出”(《雨别》)舒婷早期诗中欲说还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是一个真诚与敏感的诗人，虽然她也写一些表现普遍诉求的诗，如《致橡树》《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风暴过去以后》《土地情诗》等，愿意“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但舒婷诗中最独特的东西，还是个人对微妙复杂的感情的把握。像《致橡树》这样的名篇，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并不具有多大的独创性，但对爱情的想像与展望则令人难忘：“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而《呵，母亲》一诗，则通过“梦”的挽留，以许多具体的日常生活意象，把“戴着荆冠”的弱者对逝去的母亲的怀念表现得感人至深。舒婷与北岛不同。北岛是沉思的，是用烟头烫伤黑夜的诗歌英雄，而舒婷是一个委婉、曲折、忧伤的歌手。舒婷最好的诗，是表现普通的个人(女儿、朋友、恋人、女人)在历史、现实、感情的海洋里浮沉、挣扎的诗。像《呵，母亲》《惠安女子》《神女峰》等。《神女峰》面对“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发出了“心，真能变成石头吗”的发问，表达了“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认同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思想感情。而《惠安女子》则以传奇般的惠安女子为题材，融现实与历史、苦难命运与人的高贵为一炉，哀而不伤抒写了女性的命运： 天生不爱倾诉苦 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 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 唤醒普遍的忧伤 你把头巾的一角轻轻咬在嘴里 这样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 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 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 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 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 舒婷在“朦胧诗”诗人中独特的意义，是在“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的总主题下，充分展现了个人情感和内心感觉对于诗歌的意义。她是一个本色的诗人而不是“姿式”诗人，认同的是诗歌对个人内心需要的一面，而不是社会功利的一面。如果说舒婷是一个用诗来关切生活的诗人，诗的创作随着个人感情生活的潮汐有涨有落(她在1980年代中期曾因做“一个普通女人”而中断写诗，1990年代以后则主要从事散文写作)。那么，同样 以抒情见长的顾城(1956~1993)则是一个把诗当作生活的诗人。顾城小学尚未毕业就遇上“文革”，少年时就随父“下放”到山东农村，是一个在幻想中长大的孩子，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幻想世界的沉溺，使他成了一个“童话诗人”。舒婷曾在《童话诗人———给G. C.》中这样描绘过他：“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 《顾城诗全编》(1995)收集了顾城8岁(1964年)的诗作，但他最早发表诗作并产生影响是1979年初。当时他在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出版的《蒲公英》上，发表了一组题为《无名的小花》的作品，引起了诗人公刘的注意：他为顾城及其一些青年诗人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不胜骇异”，觉得一方面“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另一方面应当引导，“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小路”。公刘的“骇异”与担忧，反映了有着不同生活与艺术背景 的两代诗人思想和艺术观念的冲突，曾引起一些争论。就顾城的诗而言，则如作者发表这首诗的小序所言：“它真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随父‘下放’少年的畸形心理”。所谓的“畸形心理”，实际上就是以一个敏感少年的震惊体验，面对和想像一个不能理解的世界。就像《烟囱》这首诗所写的那样：“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 /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 /不断地吸着烟卷， /思考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顾城诗的迷人之处是，它们不是从成年的历史理性的视野给混乱的世界一个清明解释，而是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那样，以少年的澄明想像“谁也不知道的事情”。这里，童真的想像新鲜而率真，被想像的的世界却十分严酷，因而迷人又具有反讽性。 像《星月的来由》：“树枝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又如《村野之夜》：“我们小小的茅屋/成了月亮的邻居/去喝一杯桂花茶吧/顺便问问户口问题”。这样的乱世童话生动体现了一个耽于幻想的少年对动乱年代的感受：“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文革”结束后，顾城在《一代人》把这种幻想与破灭的循环中的追求，解释为“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因为诗中处理了“黑夜”与“光明”的关系，这两行诗得到正面和善意的阐述，被视为这一代诗风的标帜。但是，习惯了“黑夜”的“眼睛”所寻找的“光明”是否是常人眼中的光明?“黑夜”是否也如顾城自己所言会使人产生“畸形心理”? 1980年代后的顾城为延续 自己的幻想和诗歌个性作过许多努力， 1993年杀人与自杀于新西兰的激流岛。1980年代前后的“朦胧诗”以《今天》杂志的诗人为代表，但从美学风格而言应该是当时不同于“现实主义”倾向的青年诗歌实验潮流的含混的总称。因此，无论是早期编选的《朦胧诗选》《新诗潮诗集》，还是迟至2004年出版的《朦胧诗新编》，也都既选入《今天》杂志的作者食指、北岛、芒克、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也选入《今天》以外的多多、王小妮、梁小斌等有影响的诗人的作品。在《今天》以外的“朦胧诗”诗人中，多多(原名栗世征， 1951-)曾公开申明自己不是一个朦胧诗人，他与《今天》的关系也十分微妙(没有在早期的《今天》发表过作品，却又是首届(1988)今天诗歌奖的获得者)。但这种现象也正说明“朦胧诗”不是某 个流派或社团，而是一股诗歌美学变革的潮流。多多很可能是这股潮流中最重视把时代经验转换为诗歌内容的诗人。既由于传播的原因(未在《今天》或《诗刊》这样有广泛影响的民间或官方刊物发表作品)，也因为当时读者的趣味普遍倾向于社会历史的“伤痕”与“反思”主题，多多并不像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那样一出现就受到广泛的好评或批判，他迟至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受到应有的关注。但多多的经验和抗衡的激情仍然来自这个时代的“教诲”(正如他以“颓废的纪念”作附题的《教诲》所歌唱的那样，面对“成了他们一生的义务”的悲惨，“他们只好不倦地游戏下去/和逃走的东西搏斗，并和/无从记忆的东西生活在一起”)，他与北岛等人诗歌的区别，甚至不是抗衡性上的差别，而是抗衡方式的差别。多多的诗，也有今天派诗歌的犀利，但今天派的犀利主要体现在主体的英雄主义与感伤主义方面，具有说话者(“我”)面对世界与读者的抒情性与直接性，其“朦胧”之点，不在说话者 的形象，而在用象征与隐喻“替代”了不能表达的感情和不可说破的事物。而多多则致力于用想像的情境和坚实的意象，表现具体的感受和意识。像他早期的《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通过远离城市的乡村情境写被歌声所遮蔽的疯狂与血腥，不仅体现出诗人捕捉情境与细节的才华，而且体现出对题材与语言关系的特殊敏感，因而能够写出“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具有丰富意味的诗句来。又如《无题》在一望无际的黑暗和死寂中，诗人竟神奇地点亮一盏马 灯：“马灯在风中摇曳/是熟睡的夜和醒着的眼睛/听得见牙齿松动的君王那有力的鼾声”。红色时代的血腥与灾难“教诲”、哺育了一代诗人叛逆与抗衡的性格，多多的诗无疑具有意识形态的反抗性，但多多的诗既是政治性的，又是非政治性的，更准确地说，他用诗歌规训了政治，以艺术征服了题材。多多与“朦胧诗”的差异，是独异的个人风格与“一代人”风格的差异，他不是代表“一代人”回忆与反省历史的创伤性记忆，“回答”时代的问题，而是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想像历史生活在心灵中卷起的风暴，创造一个比历史更真实的诗歌空间。就像《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的过去》所写的那样： 当他敞开遍身朝向大海的窗户 向一万把钢刀碰响的声音投去 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的过去 当所有的舌头都向这个声音伸去 并且衔回了碰响这个声音的一万把钢刀 所有的日子都挤进一个日子 因此，每一年都多了一天 这是365天之外的“一天”，这“一天”又是365天的“抽象”，比365天还多。值得注意的是，表现感觉与意识中“多出”的东西，充满着“朝向”与“挤进”，“投去”与“衔回”的交织回旋。这正是多多诗歌比许多诗人要“多”的一个原因：他的许多诗，不是主体单调的投射(或移情)，而是充满着主体与对象互看的丰富性与戏剧性。 多多出版的诗集有《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多多诗选》等，除《回忆与思考》《蜜周》《教诲》《鳄鱼市场》等“青春沦落”的诗富有个人特色外，其不同年代写下的关于北方的土地的诗也非常出色。后者包括《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北方的海》《北方的声音》《北方的夜》《北方的土地》《北方的记忆》等。在现代以来，艾青1930年代后期抒写北方土地的苦痛与灾难的诗给人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那是有很强历史与现实感又富有想像力的诗；而多多笔下的北方，则是生命的、感觉的，堆满了不规则的石头，既“聚集着北方闲置已久的威严”(《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又有“被狼吃掉最后一个孩子后的寂静”(《北方的海》)，这是超现实的北方，有着被掠夺的荒凉，但又充满寂静与骚动的冲突———没有脚也没有脚步声的大地，也隆隆走动起来了———《北方的声音》 注释： ① 本文为国家教育部“十五”重大课题的部分独立单元。 ② 1981年12月编辑， 1982年印行的《朦胧诗选》(阎月君等4人选编)“情况简介”言：“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诗坛上出现了一种与传统诗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上都形成对照的新的诗歌现象，一般统称之为‘朦胧诗’。”本书经扩充后于1985年1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7个月内(至1986年6月)印行85000册。正式出版的《朦胧诗选》扩充了三倍以上的篇幅并增添了谢冕作的序言《历史将证明价值》，删除了“出版 前言”和“情况简介”。 ③ 1985年作为“内部交流”印行的《新诗潮诗集》(老木编选)总体上是以“诗潮”的原则编选的，“上集”除极个别诗人外，所收入的是《今天》作者的作品，“下集”收入风格大致相近的“今天派”外围诗人的作品。为了“历史感的体现”，“集后附录了二十首中国新诗中具有现代倾向的诗歌，包括了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陆和台湾的诗人，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明了新诗潮的源泉和它今后的勃勃生机。”(《后记》) ④ 例如以“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太阳纵队”的成员，比如郭沫若的儿子郭士英，现代诗人戴望舒的女儿戴咏絮，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画家张 仃之子张廓廓，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蒋定粤等。(见张郎郎《“太阳纵队”的传说》，《今天》1990年第2期) ⑤ 《今天》于1978年12月23日在北京创刊，油印出版，为综合性文学刊物。至1980年8月，共出版九期(每期1000册，其中创刊号重印1500册)，另有“《今天》丛书”共4种(每种100册)， 1980年9月被有关部门强制停刊。1980年10月“‘今天文学研究会’筹备会”出版《今天文学研究资料(之一)》。1980年11月2日，“今天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并编印《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之二》，“之二”发表《今天文学研究会章程》，称：“今天文学研究会是由青年作家、诗人组成的文学团体。本会致力于文学创作与研究。”1980年12月《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之三》出版后，被有关部门通知“终止一切活动”。1990年，《今天》仍作为同仁刊物在海外复刊，但流派色彩已不明显。 ⑥ 《致读者》(《今天》编辑部)，《今天》1978年12月23日创刊号。 ⑦ 北岛语，见《上海文学》1981第5期“百家诗会”。 ⑧ 参见《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诗探索》1980年第1期。 ⑨ 前引北岛在“百家诗会”表达的诗歌主张中，他还提出：“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 ⑩ 例如：舒婷的《致橡树》《呵，母亲》等诗最早发表于民间刊物《今天》(北京)和《兰花圃》(福州马尾)，北岛的诗主要发表于《今天》，顾城的组诗《无名的小花》最先发表刊物是《蒲公英》(北京西城区)，它们后来才被“国家正式出版物”转载。 ○11 “三个崛起”分别为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 1980年5月1日)、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 1981年3月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 1983年第1期)。论争相关情况可参阅王光明《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七章“为什么争论”，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年6月版。 ○12 顾城说“最早使我感到诗是什么?是雨滴”。“我是在一片硷滩上长大的孩子。”(顾城：《学诗笔记》，《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 1985) 参考文献： [1] 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J].诗刊， 1980， (8). [2] 舒婷.生活、书籍和诗[J].福建文艺， 1980， (2). [3] 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J].星星， 1979， (复刊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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