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文化

第三节中国文化的定型及繁荣强化期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文化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大杂居，由此引起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的相互渗透和交融，从而使民族文化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南北民族大迁移，使中原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江南，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也发展成为小国。周围的各族文化进入中原，在给汉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增添了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由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不复存在，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是：儒学独尊的文化地位被打破，出现各大学派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吸收和兼容的丰富的多元文化。
　　
　　这一时期，玄学成为独具特色的流派，道教得以形成，佛教广泛传人，形成了道、儒、佛、玄的相互抗争与融合；五言诗更为成熟，史学开始繁荣；艺术领域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书法、绘画与雕刻出现了划时代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大融合，对后来隋唐时期的文化繁荣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与清谈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表现的两个方面，在生活上为清谈，提高到学术思想领域则为玄学。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宗旨，又糅合了儒家经学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学说。主要研究深奥难测而又无法用语言明确表达的某种状态、关系或道理。
　　
　　玄学可以追溯到三国的魏国，当时有两位学者何晏、王弼十分推崇老庄的思想。二人都主张“贵无”，“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强调回归自然。魏晋时出现了“竹林七贤”，即山涛、嵇康、阮籍等，他们大力宣扬何、王二人的观点，从而推动了玄学的发展。在“竹林七贤”的推动下，士大夫中形成了清谈的风气。他们崇尚清谈，不拘礼教，行为放荡，使“自然”与“名教”完全对立起来。士大夫清谈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宇宙观、历史观、政治、伦理等等，其根本观点是张扬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抨击虚伪的儒家名教。由于汉代经学具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和森严的家法师法，而清谈则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学术风气，因此这种崭新的学术交流方式对魏晋的思想解放、玄学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玄学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尽管士族为了自身生存，一直坚持承认儒家文化价值的存在意义，但占主导地位的却是道家的个性自由。玄学思想者企图通过宇宙万物的现象，直接探求其本体和本性。玄学对本体和无限的思考促进了抽象思辨的发展。尽管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玄学者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崇尚人性自然；在“贵无”与反功利精神下，他们也由对帝王、能臣武将的崇敬，转向了对自身的欣赏；在艺术上，他们彻底抛弃了对人性进行教化的政治功利主义艺术观，认为艺术应当反映普遍的人性，重自然轻雕饰成为这一时期诗、画、书法的主要特点。
　　
　　2．各派融合
　　
　　道教、佛教、玄学与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互冲突与相互抗争，在冲突中得以融合，在抗争中形成丰富多彩、绚丽灿烂的多元文化。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道教产生以后，发展速度很快。作为本土宗教，道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在思想渊源与神仙世界的构造上同传统的哲学流派、思想以及神话传说息息相通。道家哲学是以道教的主要思想与宗教理论为主干，并同玄学结下不解之缘。道教和儒家哲学的有关思想也有相通之处，特别是道教积极将儒学中的伦理思想纳入道教的教义之中。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晋代的葛洪主张内儒外道，用“六经”治国安民，用道术养生修仙，建立了贵族的金丹道。
　　
　　与道教不同的是从外传入中国的佛教。佛教最早传人中国是在两汉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王朝的不断更迭，人们在信仰出现危机的同时，佛教中的遁世与脱离现实的思想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心理需求，于是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这一时期，除了寺院、僧人和佛教的经文中译本数量增多以外，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和深远。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开始与中国固有的文化进行融合，从而使佛教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首先，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中有着与佛教相通的因素，因此佛教的“空”的思想与玄学的“贵无”思想相融合，从而使佛教适应了当时的文化环境。到了东晋，玄学几乎完全融人佛教之中。其次，佛教也极力与儒学相协调，从形式到内容与儒学融会贯通。到了隋唐时期，佛学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儒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