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喜极而疯、严监生临终竖二指、王太战胜围棋国手，是《儒林外史》中极为重要而精彩的篇章。考探其创作材料的来源，与吴敬梓屡次出游淮扬的亲身经历、观察体验和素材积累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作者正是在广泛采撷涉及扬州与属邑高邮等地人事素材的基础上，进行剪裁、加工和提炼，运用典型化塑造方法和手段，从而成功创作了范进、严监生、王太等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情节内容，并给我们以诸多有益的启示。 范进中举喜极而疯 《儒林外史》精心塑造了一个醉心科举功名的腐儒典型范进。小说通过范进中举发疯令人可笑可悲的故事情节，特别抨击、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缺失和腐朽，它对人们身心的麻痹、毒害与摧残，因而极具形象认识意义。小说第三回写道： 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范进不看便罢，看过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众人）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户凶神一般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么？”一个嘴巴打将去……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昏倒于地。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 范进中举喜极而疯的故事情节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折射。科举时代，中式发疯之类令人深思的所谓趣闻轶事时有发生，且在士林中广为流传。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记载了其中发生在高邮的一件： 子孺言：“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针对这一举子中举后“喜极发狂，笑不止”，高邮名医袁体庵施以心理上的惊吓，使他清醒过来。此则趣闻，当为吴敬梓所见闻而用来作为创作的素材。吴敬梓平素对科场士人可怜可悲的生活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其《文木山房集》卷三所载《哭舅氏》一诗就写了一个科场老儒久困场屋的悲剧。他的这一舅父一生在科举阶梯上攀登，吃尽千辛万苦，受尽冷眼鄙视，“弱冠为诸生，六十犹屯邅”，二十岁前后就进学成了秀才，此后每届乡试都去应考，可是屡试屡败，到了六十岁依然未能中举，以致忧愤成疾，医药罔效，终抱恨病死。如其诗云：“……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残编……主人既抱病，强坐芸窗前……射策不见收，言归泣涕涟。严冬霜雪凝，偃卧小山巅。酌酒不解欢，饮药不获痊。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重泉。”“士人进身难，底用事丹铅”，“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科场胜则贵，而被人捧上天；科场败则贱，而被人踩在地。这首诗的基调自然是悲剧性的。前则某举子“中举发疯”、“狂笑不止”的趣闻本身有很强的喜剧性，强烈地震撼了吴敬梓，更投合他的创作个性，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且像一块强磁石落进作家记忆的仓库，而将他平素积贮的对于科场士人的种种观感，迅速排列组合提炼加工，融入自己屡试不第、怀才不遇的深刻人生体验、感悟，形成“范进中举喜极而疯”完整的艺术晶体，并从中塑造了范进这样一个深受封建科举制戕害,灵魂扭曲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其生花妙笔且赋予了腐儒范进道德品质卑下、浅薄无知、没有基本的生活能力、可笑又可悲等丰富的形象特征。 严监生临终竖二指 吴敬梓在长篇讽刺杰作《儒林外史》中潜心塑造的另一典型人物，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守财奴、吝啬鬼严监生形象。作者对其寄寓辛辣或委婉的讽刺，并借以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黑幕和衰败没落的现实。作品对严监生临终竖二指的场景描绘，不亚于范进中举发疯情节，俱为小说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其第五、第六回中云： 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得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严监生临终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却是因为灯盏里点着两茎灯草，待挑掉一茎，才断了气。这一典型情节是有事实材料为之张本和人物考有现实原型的。即据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五所载： 吴杉亭言：扬州商人某，家资百万，而居处无殊窭人。弥留之际，口不能言一字，亲友环视，至夜忽手竖二指，攒眉掇口不止。其子曰：“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摇首不然。子又曰：“虑二叔欺儿凌孤耶？”摇首不然。众皆愕然。其妻后至，四顾室中，向语云：“欲挑去油灯碗中双灯草耳。”富翁缩手点头，瞑目而逝。公度、杉亭皆亲见其人，非杜撰者。 吴杉亭即吴敬梓的长子吴烺，字荀叔，号杉亭。吴敬梓中年后常到扬州，吴烺也随父到扬州。他所亲见的这一扬州商人，极有可能也为吴敬梓所亲见，或听烺儿说起。吴烺与其父敬梓二人常在一起讨论创作，研究学术，此商人为两茎灯草不肯咽气的情节，至少为吴烺所提供。因而，吴敬梓遂以此作为小说创作的典型素材之一。从阮葵生记吴烺言扬州商人某“家资百万，而居处无殊窭人”，临终时其子曰“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虑二叔欺儿凌孤耶”这三点，可知其商者富而吝、子幼、有个虎视眈眈的弟弟，并都与吴敬梓笔下的严监生（严大育）大致相同，所不同是以商人原型塑造为小说中的这一地主、监生形象，商人其弟成为严监生其兄地主、贡生（严大位）形象。故吴敬梓极可能就是以这个扬州商人为模特儿成功塑造严监生典型形象的，从而为我们展现了悭吝人、守财奴的他临终竖二指，因燃点的两茎灯草不肯咽气颇为动人的情节。而且，小说又生动体现了严监生形象的丰富性，诸如吝啬中见节俭与“慷慨”，“慷慨”中现卑微和可怜，以及他与其兄劣绅严贡生相较毕竟还是一个具有人情味的正面人物。当然，《儒林外史》中描写严贡生与严监生兄弟之间及在监生死后，围绕着谋夺其弟（监生）财产而展开的立嗣之争的情节，是那么形象而真实、生动而深刻，除了有关现实素材的启示外，也正是凝集着吴敬梓年轻时由于遭遇父丧而遗产被族人争夺、瓜分这一段弥足珍贵的生活经历，而综合成就的艺术结晶。 王太战胜围棋国手 《儒林外史》着力刻画了正面士子典型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等形象。而当作品中描绘的这些寄寓作者的理想人物，最后也都风流云散了，在士林中再也找不到希望时，吴敬梓的眼光开始转向“市井小人”，特别是其中的“奇人”。于是，在《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中出现了“四客”，即“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等四个自食其力者。如作者生动描叙了以卖火纸筒子为生的王太竟然战胜围棋国手的神奇事迹： 王太走将进来……（见）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一个穿玉色的少年道：“我们这马先生是天下的大国手……”王太就挨着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厮们看见他穿的褴褛，推推搡搡，不许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道：“你这样一个人，也晓得看棋？”王太道：“我也略晓得些。”撑着看了一会，嘻嘻的笑。那姓马的道：“你这个人会笑，难道下得过我们？”王太道：“也勉强将就。”主人道：“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马先生下棋！”……王太也不推辞，摆起子来，就请那姓马的动着。旁边人都觉得好笑。那姓马的同他下了几着，觉的他出手不同。下了半盘，站起身来道：“我这棋输了半子了。”……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哪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哪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此处所写卖火纸筒子的市井奇人王太战胜围棋国手马先生的情节，应是也善弈的吴敬梓归纳在扬州所听有关“相传”的此类事并经演绎、提炼、加工制作而成。如《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载有清时围棋国手施定庵、范西屏“寓扬州”时乡村遭挫事。其云： 今之言棋者，动曰“施范”，乃二君渡江来扬时，尝于村塾中宿，定庵戏与馆中童子弈，不能胜；西屏更之，亦不能胜。又西屏游于（高邮）甓社湖，寓僧寺，有担草者，范与之弈数局，皆不能胜；问姓名，不答，曰：“今盛称‘施范’，然第吾儿孙辈耳。弈小数也，何必出吾身与儿孙争虚誉耶？”荷担而去。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艺能》也根据“相传”记围棋国手范西屏与担草者弈数局而败事，文字略有不同。考清时扬州棋坛群星荟聚，高手辈出，有“不到扬州对弈不能称好手”之说。亦如《画舫录》此卷记曰：“扬州国工只韩学元一人而已；若寓公则樊麟书、程懒予、周东侯、盛大有、汪汉年、黄龙士、范西屏、何闇公、施定庵、姜吉士诸人，后先辉映。”况且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而藏龙卧虎的民间则更不缺担草者、馆中童子等那样的乡村围棋高手的。堪称围棋好手的吴敬梓时或在扬州，当也听到并留心搜集这类遐迩“相传”之故事，从而着意塑造了市井四位“奇人”之一，即卖火纸筒子的王太，仅“下了几着”对方就“觉的他出手不同”，“下了半盘”，便以赢了“半子”战胜所谓围棋国手马先生，而颇具光彩的人物形象和动人的小说情节。其回，吴敬梓所具体描写的是出身贫贱卖火纸筒子的王太与自小无家无业总在寺院里安身会写字的季遐年、开小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彰显了此四位“奇人”依仗各自技艺谋生，或小本经营，自食其力，而能保持自己人格尊严的“奇行”。吴敬梓热情赞扬了王太等四位奇人的奇行，也明确表现了他探寻理想的目光，已全然从同阶层读书人的身上转移至下层劳苦人民之中。这对生活在那个社会时代而又出身于士绅阶层的文人学士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儒林外史》于书尾部分饱含激情所写“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这一回目故事情节，通过塑造王太等一系列下层人物的奇言奇行，体现了吴敬梓思想发展的轨迹，展示了他新的思想觉悟和寄寓的新的做人理想，以及贯彻他一生不懈的新的探求。 从上述三则《儒林外史》中有关人物、情节素材的考探中，既足见吴敬梓广泛收集材料和精选、提炼、加工、创作的非凡功力，也可窥作者与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关系非凡、情缘至深之一斑。应当指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都是社会时代的产物，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永不枯竭之源，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正是对包括扬州在内的广阔地域社会时代生活的生动反映和折射。当时的扬州是中国十八世纪上半叶清代封建社会的缩影，在这块地方发生的人和事及其背景等，为“出游江淮间，留扬最久”、多次交游熟悉且曾生活于这片热土的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提供了丰富而充足的素材，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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