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乘曾做过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的文学侍从，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辞赋。给后世留下影响的是《七发》。 《七发》中提到了广陵观涛，关于“广陵涛”，后来有一场讨论。最初讨论从是这篇文章写于何时，继而延伸到广陵涛在哪里。 唐初注《文选》的李善认为，这篇文章是枚乘作梁孝王客时，怕孝王谋反，用它来借题讽喻。北宋以来，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为了劝谏吴王刘濞而作的。唐代徐坚的《初学记》中说“《七发》‘观涛于广陵之曲江’，今扬州也。”清代梁章钜在《文选旁证》中引用朱绶的话说，《七发》可能是在吴王刘濞的时候写的。扬州本来属于楚的地盘，所以是楚太子。假如是梁孝王怎么能跑到曲江来观涛呢？这一来就引出了广陵曲江在哪里的话题。 清代学者朱彝尊最初提出广陵潮不在扬州，影响最大的也是他。他认为《七发》中说的曲江广陵涛是浙江的钱塘潮，因为《七发》中提到的“伍子之山”和“胥母之场”都在浙江，所以广陵涛实际上是浙江的钱塘潮，钱塘城外还有一座广陵侯庙。所以广陵在浙江。《七发》中写成“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在 “曲江”的前面冠以广陵，是因为当时的吴王刘濞都广陵，而曲江就是浙江，如果要生病的楚太子从今天的扬州到当年的钱塘去观涛，就要“逾越江湖千二百里以至浙江，则病未能也”。朱彝尊还说在元狩三年（前120），江都才改称广陵，那是枚乘已经去世了，不可能把他死后的事写到文章中。后来袁枚赞同朱彝尊之说，写了一篇《三曲江》附和朱彝尊。 扬州学者汪中写了《广陵曲江证》，提出反对意见。汪中说：夫差杀伍子胥，并把他的尸体装在盛酒的皮囊里，扔在江中。这条江是吴江（即今天的吴淞江），离吴国都城仅有50余里。吴越二国战争三十二年，所指的江都是吴淞江一带。老百姓为纪念伍子胥，在江边立祠。伍子之山就是胥山，胥山就在太湖边，去江不远百里。汪中还说为伍子胥“配食大江，为之立庙”，并非浙江一处的专利。江都县就“有江水祠，俗谓之伍相庙也，子胥但配食耳。”可见在江边立庙，将伍子胥配享，已成习俗，不足为怪。汪中还说，广陵这个地名早在《史记》中就记载得十分清楚，怎么能说元狩三年之前没有广陵这个名子？汪中的论据精确有力，掷地有声。刘宝楠的《愈愚录·曲江涛》也引用大量史料说明曲江涛在广陵，不在浙江。争论到此告一段落。 1928年中秋，史学家傅斯年在浙江海宁观潮，看到钱塘潮的壮观，有感于枚乘的文辞，“益觉枚生所称曲江之潮非浙江潮莫当，而所谓‘广陵之曲江’一语，更不能释然于心矣。”写了《说广陵之曲江》，刊登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期（1936年3月）上。从地理形势和历史习俗两方面，对广陵涛就是浙江潮加以论证，以当日傅斯年的学术界地位，影响不可小视。 余冠英先生不同意傅斯年的说法，提出异议。他引用《乐府诗选·长干曲》：“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在诗下注道：“‘广陵潮’在浙江还是在扬子江，向有争议。这首诗还不曾被人当证据引用过。”这首诗既写到广陵潮，还写到船主就住在扬子江边，并且因自己作为女子敢于同广陵潮搏击而骄傲，广陵涛在什么地方、是否存在过，不是一清二楚吗？ 海潮是自然地理现象，非人力可为，要形成这种壮观，入海口必需是喇叭口。20世纪后期，卫星观测和考古挖掘为广陵涛的发生与消失提供了大量有力的证据。约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长江的入海口在今如东掘港一线。春秋末年，扬州南边由西向东的江岸在瓜埠、胥浦、湾头、宜陵、溱潼一线，邗城的西南角滨临长江。当时的长江入海口确实是喇叭形，扬州向东的江面开阔为海湾形状。以后江岸逐渐南移，江心的沙滩也形成陆地，扬州南边的长江便有了大江与曲江之分。在江心形成的沙洲以南是大江，沙洲以北直至广陵南隅是曲江。每逢潮汐之日，特别是农历八月十五，海潮汹涌澎湃上溯至广陵曲江时，因水道曲折，又受江心沙洲的阻挡、羁绊，形成怒涛澎湃之势，扑天而起，这就是为人传诵的广陵涛。 枚乘的《七发》约写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正是广陵涛全盛之时，也是扬子江地形最适合洪涛发育的时期。从汉代开始，长江流域的开发日益加剧，森林遭到大量砍伐，水土流失严重，长江的含沙量愈来愈大，离长江入海口不远的扬子江段泥沙大量淤积，施桥沙洲北水道因水流缓慢终于同北岸连接成陆，广陵潮不断东移，南朝刘宋永初三年（422），檀道济任南兖州刺史，镇广陵时，在每年的秋月，到海陵观涛，那时候的广陵涛已成了“海陵涛”了。到了唐代大历年间广陵涛完全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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