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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一厢情愿会让孩子走弯路 “我为你好”不如“让孩子做主” ■新快报记者 何宁 周浩这段时间赚足了国人眼球。他三年前从北京大学退学,转学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人才储备军到如今还未就业的技术工人,他这一“纡尊降贵”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像去年弃港大复读一年考北大的辽宁省高考状元刘丁宁一样,周浩“弃北大读技校”事件有太多值得教育反思的东西。 反思 1 “我为你好” 反而让孩子走了更大弯路 媒体报道,周浩曾是青海高考理科前五名,一直喜欢机械的他,原先打算报考有许多实用性课程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遭家人反对,他无奈妥协,考入北大。在长辈眼中,周浩的选择无疑正确,但他入学后却始终无法适应,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微观的、侧重理论的生命科学专业,更适合强调动手操作的机械专业。 去年辽宁省高考状元刘丁宁也是在父母老师的建议下报读香港大学,因为“比读中文有更大的概率找到一份高薪体面的工作”。她曾在电视节目上向全国人民表达了自己热爱古代汉语的心愿,可父母却视而不见,总是站在“我为你好”的立场为孩子作所谓的长远规划。刘丁宁和周浩的家长这种“不让孩子走弯路”的心态,恰恰让孩子走了更大的弯路。 在中国,一个年轻人想走自己的路,往往需要履行“周浩模式”。这个模式的步骤大致如下:先妥协,然后用痛苦经历告诉长辈此路不通,之后再争取走自己的路。周浩的幸运在于他成功了,但另外大多数人的命运则没有这么好了。 可是,我们要有多少周浩和刘丁宁的事件发生了,才会唤醒家长尊重孩子的选择呢? 反思 2 “讲面子”催化“读职校不如读高中” 很多人不敢相信周浩的选择,因为在大家眼里,技校和北大相差太远。而其实,这才是我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众人以上名校为荣,太多学生根本不管北大清华是否适合自己。 国家督学、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廖益教授认为,周浩“弃北大读技校”这件事只有在国内才能成为大新闻,“周浩同学的举动如果在国际范围来看,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在欧美一些国家,有的学生选择普通高等教育,也有的学生选择职业性高等教育,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另外,我们还看到,包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在内,一些大学生毕业后又回头去读职业学校。这说明在这些国家,职业教育为学生就业提供了很大的机会和空间,让学生自己去感觉,‘我读了普通高等教育,就业难,但读了职业高等教育,我就业就容易了’。所以从这些国家来看,像周浩这样的选择也就很正常也很普遍。” 廖益作为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聘任的国家督学,不管去外省还是在省内参加督导,都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尽管我们现在要求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的入学比例达到1:1,但许多初中毕业生都更愿意选择读普通高中,哪怕读普通高中后参加普通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在访谈及召开初三学生座谈会时,我问他们为什么都宁愿读普高,很多学生的回答是:读普通高中更有面子!至于高考考得如何,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其实家长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孩子读职业高中,他们会觉得很没面子。所以我们的‘面子思想’、社会氛围和舆论导向等,都让高等教育比职业教育地位高多了。当然,我们也承认,职业教育有自身办学的问题需要改进。” “其实在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职业教育办得特别好的德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社会上享有同等地位,学生在初中毕业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读学术型大学还是读应用技术型的学校,而整个国家也普遍认为,职业不分高低,很多蓝领工人的薪酬待遇比白领高多了。” 反思 3 一入大学就限定院系是不尊重学生个性 廖益认为,周浩的事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我们现在的学生对自己未来发展和职业选择更加理性,能更加自主去思考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我认为‘周浩事件’只是个开始,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发生。这其实在提醒我们的教育要按照学生的发展特点来进行分类。我们的高校一直主要沿用着苏联的模式,按照职业来划定专业,按照专业来培养人才,按照专业来就业……这就完全把学生限定住了。现在我们要转变思路,要从学生的发展需求来对学校类型和专业进行分类,因为学生是主体,学生是消费者,他们应该有选择的主动权。” “也就是说,教育要多元化地提供给学生选择的空间和自由,选择适合学生个性发展的学习阶段。”廖益指出,教育是终身教育,高等教育只是教育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教育阶段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作出选择。 其实周浩发现他对生命科学专业不感兴趣,也有想过转专业,但是在北大,转专业并不容易,周浩想转的工科院和他所在的生科院基本上没交集,周浩知道转院这条路终走不通,接二连三遭受打击,曾一度陷入绝望。 一入学就限定院系,是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受人诟病的一点,也是不尊重学生个性选择的重要表现。“如果学生进大学后发现自己不适合当初选择的专业,学校是不是要考虑让学生有多种选择的权利与机会?让学生有选择的自由?”廖益说,他发现欧美大学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问校长或院长某个学院有多少学生,他们总是无法回答。“但我们国内的院长总能把各个系或专业的人数回答得非常精确。因为我们的大学学生从一入学到毕业都在同一个专业,人数很好统计,而欧美很多大学大一大二是通识教育,不分专业,大三确定课程模块,到了大学快毕业时才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也是到了学生快大学毕业了,院长才能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个专业毕业。我们的学生都有‘专业户头’,专业具有规范的功能,而西方大学中主要依靠课程的作用,专业只是‘统计的意义’。所以,我们应该反思,高等教育该如何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如何遵循和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如何切合我们学生的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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