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札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指出：“新清史”没有看到或者是故意忽略，在宋代以前中国历史的演变还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这种民族融合与宋代强调民族差异与对抗的历史话语是相互接续的，但又是颇为异质的，不可混为一谈，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观念形成的合法性资源。清朝帝王固然致力于破除宋代“夷夏之辨”对“大一统”观念形成的阻碍作用，包括否定了宋明士人对“中国”概念的狭隘理解，却并未否认宋代以前早已出现过另一种类型的“中国”观，即从先秦“三代”一直延续到汉唐的多元民族共存的“中国观”。杨念群：“新清史”研究的盲点之所在  X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 “新清史”有一个重要论点是，以汉族的历史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中国”认同是近代民族主义话语想象出来的结果。清朝的统治疆域远远超出了汉人控制的面积，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治理目标，也超出了近代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含义的有限界定，因此才遭到清末反满人士的猛烈攻击，他们想通过重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恢复汉人心目中的“中国”版图，这是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革命鼓动策略。 不过，在我看来，“新清史”把“中国”观念形成的时间大大推后了，犯了时代错置的谬误。实际上，对“中国”认同的想象并非源于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近代所有反满的过激言论，毋宁说只是宋代以来就已形成的“夷夏之辨”正统观的一种自然延伸。例如，钱穆撰写《国史大纲》，在谈及明朝立国时仍使用的是“扫除胡尘，光复故土”等古旧字眼，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部著作中则把清朝视为“部族政权”以别于汉人的“士人政权”，使我们颇能感受到夷夏势不两立的历史情结仍存留在其心间（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页12），其撰史动机完全可以看做是宋朝以来“夷夏之辨”观念在近代的一种映射，只不过隐喻针砭的对象从历史上的旧“夷狄”变换成了屡次侵略入境的西洋东洋新“夷狄”。 “清朝”在多大意义上与传统“中国”的形态构造相叠合，还是从根本上就应该区分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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