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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东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硕士生 原文书名：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y Pamela Kyle Crossle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来源：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 “新清史”专栏编辑：蔡伟杰，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博士候选人 本书作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为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历史系教授，专长领域是清史、满族史、中国近现代史、比较历史以及全球史，通晓英、中、满、蒙、日、韩、德、法等多种语言。作者曾以本书荣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并出版其它多部专著。[1]她与罗友枝(Evelyn S. Rawski)、欧立德(Mark Elliott)、濮德培(Peter Perdue)等人同为新清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不仅将清代历史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更引起诸多学术论辩。 ▲柯娇燕 本书除导论与后记外，共分成三部分。导论指出，本书关切清帝国从形成、扩张，到稳定期的历史进程中，历代满族统治者（以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高宗乾隆等皇帝为主）如何建构或改造统治所需之意识形态，以操纵帝国不同民族成员的历史叙事与民族身分（认同）内涵。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虽以清帝国为研究主体，但文中不时将其与同时期的俄罗斯、奥图曼土耳其等近代早期帝国加以比较，讨论它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身分建构上的异同。 全书约略以三个时期分叙清帝国身分认同的政治演变：一是后金国的国家形成期，分析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国的过程中，系以何种政策建立女真族的集体认同，处理满汉关系；二是帝国形成期，讨论皇太极如何巩固皇权，并扩展为一多民族统治的帝国，且发展适合帝国统治所需的民族身分关系；三是帝国扩张完成的稳定统治期，探讨乾隆皇帝如何承继却又改造康熙、雍正时期的民族身分政治，发展以皇帝为帝国中心的普遍主义统治模式(universal rule)。 书中第一部分说明十六世纪晚期至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之后的十年间，努尔哈赤统合东北地区女真各部族、高丽土著与明朝统治下汉人族群的过程。作者以几位明末辽东佟姓成员的不同遭遇为例，比较明、清两朝统治者在身分认同上的观念差异。其指出明朝认为血缘决定身分认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清朝则认为身分认同的重要性远大于血统相连，即使是汉人，亦可对清朝效忠。基于这种身分政治观，满清得以吸纳了大量汉人，为其效力，从而征服辽东。 另一方面，作者谈到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对待汉人的态度不同。前者虽利用汉人协助统治，但仍持续透过各种方式监控他们；后者则更积极重用汉人，创建内三院与汉军八旗等文武体制，赋予早期归附汉人有较高的身分地位，并视其为满族征服者的一员。不过，随着康熙时期具有汉军身分的三藩之乱的发生，皇帝开始着手区隔汉军旗人与满洲人的身分差别，并降低汉军的政治地位与重要性，汉军旗人的族群含混性在政治上随之变得不明确。 第二部分讨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期统治方式的转变。作者指出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国偏向可汗体制，到统治晚期为了稳定政权，推动了诸王共治体制。皇太极即位后，先在汉人的协助下废除诸王共治，以确立皇帝的中央集权。接着，伴随帝国臣民的扩展，皇太极亦开始发展不同的意识形态机制，对帝国不同族群(constituency)强化其统治的正当性：如将女真改称为满洲，重新建构满族的起源神话，以强化女真各部族的集体认同及对爱新觉罗家族的效忠；又如从汉人身上继承了文官统治与儒家文化观，用以管辖中原汉人；再如从蒙古引入藏传佛教文化，作为统治蒙古与西藏的意识形态要件。 第三部分指出，乾隆以前，清朝皇帝对帝国持续扩张的关切，与边区政治、经济及军事的有效经营，并采借各民族的文化元素以正当化其帝国治权。乾隆即位后，开始修正雍正时期的转化主义观点，不再费力证明自己对多民族统治的资格，而视自己为转化力量的来源，形塑皇帝个人成为普遍统治的中心，是所有文化的交会点，更是人类与神明之间的连结点。到了乾隆中期，帝国的扩张基本上已经中止，皇帝在意的不再是版图界限的扩展，而是发展各种文化表征，以营造清帝为广大疆域的普遍主义统治者。 乾隆皇帝一方面透过四库全书的编纂、耶稣会士朗世宁的皇帝肖像画，以及皇清职贡图的编撰等文化活动，将自己塑造为普遍主义统治者的象征。另一方面，更透过各民族字典的编纂、纪念物与纪念活动时各民族语言的并置，以维持满、蒙、汉、藏等民族身分认同的明晰性与独立性，并以自己为中心，将这些民族定位于普遍主义的统治架构内。作者认为这种民族身分政治，深刻地影响晚清以来汉、满、蒙、回、藏等不同民族的民族意识建构，甚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 本书后记讨论两个议题，一是强调晚清以来的民族对立，并非在西方文明冲击下纯粹的近代民族主义产物，而是与到乾隆为止，清帝国长期的身分认同政治有着深厚的历史关联。另一是析论晚清时期梁启超、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观点：前者强调由汉族领导中国境内其他民族的儒家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则主张夷夏之辨的汉人民族主义观。两人观点的差异，除了经学学术派别的相左外，其实也与两人对清朝民族身分认同观点的不同继承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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