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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赵建龙
凡是论文摘要：大地湾遗址，文化分布面积广，文化层堆积较厚，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它涵盖了前仰韶文化部分、仰韶文化以及常山下层类型等。相继迭摄了三千多年的原始古文化遗存，恰似一部原始社会的历史史册。不仅填补了甘肃省史前文化的一项空白；也为泾、渭流域仰韶文化的分期树立了一杆标尺。明确了多年争论不休的半坡、庙底沟、半坡晚期等各期段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而且，也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及其历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列举出十三项最为突出的遗迹、遗物现象与特征进行了介绍和论述。
关键词：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标尺；彩陶；制陶方法；宫殿；轻骨料；度量衡；陶鼓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东北二十七公里处的五营乡邵店村东部，属五营河河川地带的南岸，东距陇城乡七公里，西去莲花城乡十公里。相传此地乃人类之母—娲皇之故里。现陇城乡还建有女娲庙。五营河全长六十余公里，属葫芦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古时称“略阳川”（略阳道属），是关中通河西走廊的必经要道，即丝路古道之一。大地湾遗址则是位于该河流中部地段较大的一处遗址。它座落在邵店村东部第二、三级河床台地上，以及东南部长虫梁北坡山腰间，倚山面河，东西两侧分别有冯家湾、闫家沟两条小溪相夹，构成一片地势较为开阔的活动地带。由半山腰间仰韶晚期的大型“宫殿式”建筑F400、F405、F901房基台地上，极目远眺，东可达陇城乡，西可及郭河村，均在十里之遥；当属原始社会时期的理想集中营地。由于，大地湾遗址，文化分布面积广，文化层堆积较厚（一般为八十至二百五十厘米），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都是其它被发掘过的同类遗址中所少见的。它涵盖了前仰韶文化部分、仰韶文化以及常山下层类型等，相继迭摄了三千多年的原始古文化遗存，恰似一部原始社会的历史史册。故，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大地湾遗址，文化分布面积约一百一十万平方米；共清理发掘的面积约为一万三千八百平方米，仅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一。现共清理出房屋迹二百四十二座；窖穴和灰坑三百二十二个；墓葬七十一座；烧陶窑址三十五座；零星灶坑九十八个；还有部分围沟和小渠等。共出土完整或可复原器物八千余件。大地湾遗址的发掘与整理，不仅填补了甘肃省史前文化的一项空白；而且，也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文化内涵也十分地丰富，其中包括了前仰韶的老官台文化大地湾一期类型；仰韶文化半坡——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以及常山文化的早期类型等。除距今七、八千年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外，还包括了距今六千五百年至四千五百年间的泾、渭流域仰韶文化早、中、晚及常山文化早期的遗存，并有其较强的连续性或继承性，为泾、渭流域仰韶文化的分期树立了一杆标尺。也明确了多年争论不休的半坡、庙底沟、半坡晚期等各期段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大地湾遗址出土材料所提供的突出贡献还有：
一、大地湾一期出土的三座直经二米左右的房屋遗迹， 更清楚地表明了距今七、八千间的泾、渭流域的先民们，则是居住在黄土地上挖出的小圆形深穴，木构攒顶的窝棚式建筑中。其建筑结构当于河南洛阳孙旗屯深穴式早期房屋遗迹相近，又比河南偃师汤泉沟H6房基为晚⑴；正印证了过去古建筑学专家们推想的最早地上房屋建筑的初期形式；即“半穴居的初始化形式为小顶盖（小穴口），为使内部有足够的使用空间，竖穴必呈袋状。所以，从营建技术讲，孙旗屯和汤泉沟两遗构正代表着半坡F37以上的两个发展环节”的观点。实则，大地湾一期阶段的三座房屋遗迹又正处于孙旗屯、汤泉沟的深窖穴式和半坡浅地穴式遗迹结构的中间环节，也是由洞穴居住方式转入地面居住方式地一种初期形式与结构。
二、大地湾一期灰坑H398中出土的炭化粟（谷子）、黍（糜子）颗粒及茎杆，它表明我们的祖先在距今七、八千年间，就已开始了五谷之首的粟（稷）的种植。过去所知仅见西安半坡灰坑H115所出炭化粟粒为最早，今天大地湾一期的发现，把我国的谷物种植史又将提前了近千年。
三、大地湾一期的红色彩陶及彩绘符号的出现和使用， 表明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和标记符号，均始于距今七、八千年间的“老官台大地湾一期类型”的文化时期。在渭河流域同类遗址较多， 如：天水师赵村、华县元君庙、渭南北刘村、白庙、华阴材横阵村、临潼白家、长安芦坡头等诸多遗址，唯大地湾一期的彩陶最盛，符号也较多；可说是我国彩陶文化的最早形式。至少可以称作我国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的“鼻祖”。
四、大地湾一期的“内模敷泥法”制陶方式，也为我国最早的制陶技艺增添了新的一页；它与长江流域同时期的余姚河姆渡、江西万年仙人洞、石门皂市、秭归柳林溪、宜都城背溪、三峡朝天嘴等遗址中发现的“泥片贴筑法”制陶方式并存；略晚于桂林甑皮岩第二层中陶器（距今九千年左右）的一次“挤压成形法”制陶方式。大地湾一期的方式一般为：先用黄土制成一个所需器形的内模，略烧后在模上涂抹一层夹砂泥浆作为器胎，再于外表涂抹一层细泥，待泥凝结之时又在外表用绕有绳子的棒类工具滚压上均匀地绳纹（它既能压实两层泥胎，又可起到外表装饰的作用），然后脱胎，又在内部涂抹一层细泥浆打磨光滑以堵塞砂眼，同时也起到修饰地作用。除此之外，还根据不同的器皿需要另行加足、加口等程序。所制出的器物浑圆匀称，陶胎薄而坚硬，一般陶胎厚度在5毫米左右。从断面也可以看出其不同质地的三坯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但是我国原始制陶工艺中最早地一种制作方式，也是我国陶瓷工业史上的一大创举。
五、大地湾仰韶早期阶段的房屋建筑中，多见有以褐红色颜料涂抹在草泥居住面上的室内装饰手法；和灶坑、门道间设有通风孔道，进行助燃的设施，这些都是其它同类遗址中较为少见的，但在大地湾遗址中却较为普遍地被采用。这种褐红色颜料经初步化验，其主要成分为二氧化铁（FeO2），即一种含铁量较高的赤铁矿粉。用它装饰房屋内部，其主要目的可能用于辟邪或是有防潮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另外还在仰韶早期房屋中，就较多地出现室内窖藏设施，它是私有产物贮存的场所，也是私有制产生的象征之一。可见在大地湾的仰韶文化早期就已产生私有制的萌芽了。
六、大地湾仰韶晚期，较普遍地采用地面式建筑，使人们从阴冷潮湿的穴居生活中解脱了出来。并且其采用的“木骨泥墙体”建筑和大型“宫殿式”屋顶构造，可视为我国最早的一种土木结构的宫殿式建筑。如F405和F901大型宫殿式房屋遗迹，其建筑遗迹范围在二百五十至四百三十平方米以上，若推测复原的话，房F405依据其主室和两侧檐廊的遗迹结构可复原为一座四坡顶重檐式建筑（也有称“四阿重屋”者）。房F901依据其前堂、后室、左右檐廊以及前部的棚式建筑的遗迹结构，可复原为一座两坡顶重檐式建筑。由此观之，它可与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女神庙（距今五千年左右）相提并论。也可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商初宫殿建筑相媲美。
七、大地湾仰韶晚期的房屋建筑中，较普遍地采用料礓石为原料的混凝土铺设地面（即人们常说的白灰面），并有用其粉饰墙壁者；这种混凝土交结材料，经反弹仪强力测验，其强硬度相当于今天的100号矾土水泥。并将过去人们认识到的龙山、齐家文化中才有的“白灰地面房屋”建筑史的认识，提前了近千年。李最雄同志在《关于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房屋地面建筑材料及其工艺的研究》一文中称其为“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
八、大地湾几座大型房屋居住面下，均见铺设有不同厚度的防潮层，其防潮层中所采用的一种混合物，为当时人工加工而成的料礓石质地的轻质管、块等颗粒，即相当于今天建筑材料中常用的“轻骨料”（见注⑺）。说明轻骨料的制造和使用，早在距今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并已使用于房屋建筑之上了。
九、大地湾仰韶晚期房基F411出土的一幅，一点三平方米见方的大型地画，不仅为我们研究当时人们活动的一些现象和思维方式提供了素材；而且，对我国古代绘画史及其绘画技艺的研究，也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该地画位于房基居住面后上方的白灰地面上，是以黑色颜料（炭黑）绘制而成；正上方原似画有三人，今存二人（其中一人漫漶不清）；这二人均为投影式没骨画法，其左臂均上举至头顶，右臂下垂至臀部，似握有棒状物，两腿交叉如行走或舞蹈状；正中一人体态宽厚；其右侧一人体态瘦俏且胸部外凸。身长均三十三厘米左右，体宽约十三、四厘米。正中下方画有一长方形黑框，框内相继绘有两个爬行动物。有人认为它是一幅“狩猎图”；或有人称为“丧舞图”；也有认为其“表现原始舞蹈的群舞动作；人们面对的方框及框内动物，表现俎案上陈牲内容；地画又绘制在房屋居住面正中上方，正是围绕神象进行祭祀舞蹈场面的再现，而非祖神本身”。愚认为：“它应是父系氏族社会条件下的家庭祖神崇拜”。或可认为它是一幅庆祝猎物丰收的欢快舞蹈场景之记忆或写照。宋兆麟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家庭之祭和父系说法是较合乎事实的”。
十、在大地湾地画的左下方还见有一个横竖两笔组成的“丁”字形图案，其勾出的笔锋痕迹十分清晰，还有在地画的一些单线条绘制地中间或末端，都可清楚地看到一些离合不定的丝状线条和分裂线条。从而又存这幅地画绘制的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中国毛笔的产生和使用，将自仰韶文化时期开始；或者更早可追朔到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大地湾一期阶段；因为在大地湾一期的彩陶的彩绘条带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类丝状条痕；特别是绘制于器皿内部的一些图案或符号，更能体显其并非硬笔所绘制，而是一种带毛的软笔所绘制。回头再进一步地观察其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图案，在一些色调浅显的地方也同样可以看出其类似地丝状条痕。这些现象都表明，软笔（毛笔）为我国最早彩陶绘制和书写的一种工具。
十一、大地湾仰韶晚期房F901中出土的一组陶质量具，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量器。大地湾这套陶质古量器，出土于房F901的主室中（前堂）；主要有泥质槽状条形盘、夹细砂长柄麻花耳铲形抄、泥质单环耳箕形抄、泥质带盖四把深腹罐等。其中条形盘的容积约为264.3立方厘米；铲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的自然盛谷物容积约为5288.4立方厘米；四把深腹罐的容积约为26082.1立方厘米。由此可以看出，除箕形抄是铲形抄的二倍外，其余三件的关系都是以十倍的递增之数。为了与古代量具名称相贴切，我们将在其相应容量的名称上冠以升、斗、斛之称谓，即可称为“条升、抄斗、四把斛”等。总而言之，这套古量器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分配制度和度量衡史等，都是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十二、还有在大地湾仰韶早期遗迹中出土的几件骨匕和铲形器上多见有等距离的圆点形钻窝刻度，并在窝内涂有红色颜料，它们应为当时测定某些东西长宽地尺度。包括前述F901内所出的一组陶质量具在内，它们都是我国最早“度、量、衡”器的实物佐证；并将我国度量衡实物史提前了二、三千年。
十三、在大地湾三期（即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阶段，出土了一件较完整地桶状陶器（陶鼓）。该器在泾渭流域仰韶文化中似属首见，在大地湾三期中也为数不多，仅复原一件，余为残片，造型相同，均为泥质橙黄陶，标本编号为T10③:11，直口圆迭唇，深直腹平底，颈部附加四个角状倒勾纽，腹饰交叉绳纹，直径20，高65厘米；它作为普通地生活用器则有些过于细长，内盛食物也不便取及，若将口部蒙以兽皮置于平地正好可屈膝而鼓之；颈部的四个角状倒勾纽，正是为了挂置兽皮而特意设置的，它与山西襄汾陶寺墓地龙山文化时期所出的长颈葫芦形“土鼓”口沿下的十二个圆纽，以及青海民和新民乡下川阳山村墓葬和甘肃永登乐山坪马厂类型早期的墓葬中，所出土的喇叭形陶鼓口沿外不等数量的倒勾形纽，其形制和用途都大致是相同的。所以，它当是古代陶制“土鼓”的一种。又依我国西藏地区等一些少数民族所使用的样式相近地鼓的名称，是将这类一端置地屈膝而鼓的桶状鼓称之为“阿姐鼓”。又从以上几种早期陶鼓的制做特征看，它们多属于单面蒙皮的“单面鼓”。又依其无耳和施加对称双环耳以及一侧施双环耳的不同特点来看，其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期的陶鼓则属于置地而鼓的“阿姐鼓”，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的长颈葫芦形陶鼓则属于悬挂起来打击的“悬鼓”，而青海民和新民乡下川阳山村、甘肃永登乐山坪马厂类型早期的喇叭形陶鼓则属于背挂在身上打击的一种“腰鼓”。
综上所述，大地湾遗址中的文化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发掘出的材料也是十分珍贵的，它为我们研究人类历史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不但为我们澄清了许多历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也为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史，提供了许多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它所作出的贡献远不止这些；如它还表明庙底沟时期的弧线三角纹图案和卷沿曲腹盆，在仰韶早期就已出现；制陶陶转盘（托盘）不仅在仰韶早期就已出现，而且，其早晚变化也较大，并且，晚期“锣式陶转盘”中还附加了陶质扣盆作为一种可以任意变更地工作台面；另外，从其器物演化过程地形制来看，过去人们认识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地代表器物之一的重唇口尖底瓶，是来源于仰韶早期的葫芦形口尖底瓶，是将其葫芦形器口压缩变形而成地等。这些都是考古研究中的新发现。今后还将会有更多的发现与突破。
参考资料：
凡是1.《洛阳涧西孙旗屯古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凡是2.《河南偃师汤泉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年第11期。
凡是3.杨鸿勋《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探讨》，《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4月版。
凡是4.《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凡是5.俞伟超《中国早期的“模制法”制陶术》，《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凡是6.《秦安大地湾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年11期。
凡是7.《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2期。
凡是8.《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凡是9.杨鸿勋《初论二里头宫室的复原问题》，《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4月版。
凡是10.李最雄《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大地湾仰韶文化房屋地面建筑材料及其工艺的研究》，《考古》1985年第8期。《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的发现》，《文物》1986年2期。
凡是11.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注，《文物》1986年8期。宋兆麟《室内陆画与丧迁风俗—大地湾地画考释》，《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特刊号1986年。
凡是12.赵建龙《大地湾古量器及分配制度初探》，《考古与文物》1992年6期。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凡是13.《青海阳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凡是14.彭云《论阳山墓地出土的喇叭状陶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第7期，1985年12月。
凡是15.尹德生、魏怀珩《原始社会晚期的打击乐器——兰州市永登县乐山坪陶鼓浅探》，《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
《引自中国彩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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