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远古三苗疆域考》

远古三苗疆域考

 

    钱穆先生（以下简称钱穆）撰有《古三苗疆域考》一文具体考证尧舜禹时代的三苗氏族生活的区域。考证的结论是：

   “古者三苗疆域，盖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西起蒲、潼，东达荥、郑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广运数百里间也”。钱穆所论证的这一三苗的疆域正是夏王朝氏族的常住地域，直到夏桀灭亡之时，这一地域仍是夏人居住地。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结论。

三苗始见文献记载为：

   《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既然舜“窜三苗于三危”，说明三苗在被流放到三危之前是不在三危山地区的。

    《史记·五帝本纪》载：“欢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爲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爲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依据以上两则文献记载，三苗氏族是因为在江淮（今安徽）和荆州（今湖北）作乱危及了虞舜一朝的百姓而被舜王强行迁往今甘肃西部敦煌以东的三危（山）地区的。西迁的三苗被分成数块居住地分而治之，目的是“别其部落，离其党类，以销其势也”，这就是远古历史上的“分北（背）三苗”。

    虞舜爲什麽要将三苗驱逐到三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首先它说明虞舜时期的人们对于三危到中原之间的地理情况是非常熟悉的。其次将三苗遣送三危地区可以有效节制三苗的为患中原，因为在三危的三苗和中原之间（岷山、渭南、岐山、荆山、内方、巫山等地）广泛居住的夏氏族的子民。

    然而这个当初“在江淮、荆州数爲乱”的三苗，他们在黄河以南或者长江以北一定有一个聚居地。这个聚族而居的地域一定是距离荆州和江淮不远的地方。以今天的地理分布看，三苗之居的疆域应不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河南五省。

    古今学者研究三苗疆域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就是《战国策·魏策》中吴起对魏武侯的一段话：

吴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这段话被做了明显的改动：

   “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

    两书记载大同小异。《战国策》记载较为详尽，《史记》的记载较为简约。两者不同之处在洞庭和彭蠡两湖的方向正相反，这是不难理解的。吴起说这段话时正是在黄河西河上看三苗，当然是“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而司马迁熟悉地理又身临两湖之间，故而是“左洞庭，右彭蠡”。问题出在吴起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而严谨的司马迁在引用时删除了这句话。于是就产生了后世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三苗被逐三危之前的疆域到底在哪里？

    远古史上习惯认定川北的岷山又叫做汶山，衡山则一般是指湖南的南岳衡山。但是这里的“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显然与吴起所述的三苗之居的地理方位截然相反。这应该就是司马迁删除不录的原因吧。上述两个历史文献都指出三苗之居是一个地势险要之地。如果是从岷山到衡山这一隔空几千里的广阔地区，就毫无险要可谈。何来三苗恃险一说呢？另外小小的三苗氏族也不可能占据诺大的地盘。且大禹之世自岷山（汶山）沿汉水而下直至长江北岸这一区域都是夏氏族的聚居地。

     远古三苗疆域不仅存在着上述疑虑，在彭蠡、洞庭两湖的记述上也还存在着另一个学术问题：中国地理告诉我们，如果东为洞庭湖的话，西边对称之处今天应该是鄱阳湖，则三苗疆域正是在这两个湖之间。但是上述史料却都以洞庭和彭蠡相提并论。这又是爲什麽呢？这是因为在这个尧舜禹时代鄱阳湖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湖泊。当时的洞庭湖也不是今天的洞庭，而是湖南方言中的云梦泽的别名。

《尚书·禹贡》涉及大禹治水的路径时有这样的记载：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此时的九江是由云梦泽散播出去的九条江河。

《史记·禹本纪》云：“嶓冢道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

《水经》载：“彭蠡泽在豫章彭蠡县西北”。郦道元注：“《尚书》所谓彭蠡既猪（潴）。阳鸟攸居也”。

    对比上述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知当大禹治水之时尚无鄱阳湖的记载。其实这个鄱阳湖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在东晋才出现。原因是远古长江并不是一条水道分明的江，而是保持着地球原生态的一条沼泽、漫滩式的水道。那时的长江在北纬30度线上有两个毗邻的大泽：一个就是着名的云梦大泽，这个包括今天的洞庭湖在内的云梦泽地跨长江两岸，方八百里；另一个就是着名的彭蠡大泽，它是由一条水道联通了今天的位居江南的鄱阳湖和江北的龙感湖、大官湖、黄湖、泊湖和武昌湖在内的诸多湖泊群。在云梦泽和彭蠡泽之间则散播着九条大河，这就是九江。江西的九江市以此而得名。“隋唐时期，由于海平面上升及地质作用的影响，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五河”所流入鄱阳湖的水，由于受到长江水的强烈顶托，流水不畅。在长江水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形成今日（独立的）鄱阳湖，距今大约1400－1600年。”引自2013年2月27日《浔阳晚报》 鄱阳湖形成独立的湖泊以前是地跨长江南北的彭蠡湖的一个组成部份，它们见于史料中只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彭蠡泽。

   《水经》：“沔水（即汉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水经注》：“《尚书·禹贡》：‘汇泽也。’郑玄曰：‘汇。回也。汉与江闘。转东成其泽矣’。”可见由于汉水进入长江，两者相激转而东流。大禹治水时在下游不远处设置了“彭蠡障”以改变了江水的方向以阻挡江水东流，因此长江上游的回水在此形成了彭蠡泽。此一举措使彭蠡泽下游的安徽沿江和江淮地区产生了大量的宜居土地。

    尧舜禹时期的彭蠡泽包含了今天的鄱阳湖等诸多湖泊不是空穴来风。同一历史时期类似的水文现象还出现在长江上游的云梦大泽。云梦泽也是一个包含了洞庭湖、洪湖等在内的一个方八百里的大湖。当时的长江先后流进又流出云梦泽和彭蠡泽这两个大湖，然后经由北江流入东海。这说明当时长江的水位很高，所以长江回水可以经由湖口倒灌彭蠡（即今天的鄱阳湖）。长江的高水位导致洞庭和云梦融为大云梦泽，彭蠡和鄱阳融为大彭蠡泽。

    大禹治水时期的史书没有鄱阳湖名称的记载无非两种可能：一是鄱阳湖尚未形成。鄱阳湖平原当时名为敷浅原，尚未蓄积长江之水。大禹爲了治理长江下游水患在彭蠡泽修筑彭蠡之障，江水因受阻于彭蠡之障而转由湖口向西南方向进入鄱阳湖平原，从而形成了鄱阳湖；二是此时彭蠡泽地跨大江两岸。今天的鄱阳湖当时仅仅是彭蠡泽的一部份，长江的北江穿彭蠡泽而过。

据《水经注》记载，在郦道元生活的北魏时期，鄱阳湖和彭蠡泽还是相通的。不过北魏时期还没有鄱阳湖这个地理名称，而彭蠡泽已经被称之为大雷，即大雷池。彭义训为大，蠡音训为雷。所以大雷是当地的方言对彭蠡的叫法。

     《水经注》：“《尚书》云：‘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者也。西南流，水积为湖。’……又西南历寻阳，分为二水：一水东流通大雷（江北之彭蠡），一水西南流注于江。”其中“西南流，水积为湖……又西南历寻阳”说明此一时的湖水一直延伸到湖口附近。这个后来被称为鄱阳湖的大湖和雷池之间北魏时期仍有一条河道相通。这是郦道元在北魏时期的记载。舜放三苗时期则早在此二千五百年前。那时的长江水位要大大高于北魏时期。因为大禹时的云梦大泽（含洞庭湖）是“方八百里”，它的下游的彭蠡泽的水位也足以使江南的鄱阳湖和江北的诸多湖泊汇成一个长400里的大湖。准确地表达，长江是漫过彭蠡泽然后流入东海的。

    自《尚书·禹贡》之后中国远古史研究中关于洞庭湖和云梦泽究竟在江南还是江北？彭蠡泽和鄱阳湖究竟在江南还是江北？可以说一直争论未休。其实这是两个伪命题，远古时代云梦泽和洞庭湖是同一个湖泊；彭蠡泽和鄱阳湖也是同一个湖泊。它们之所以今天看来分属长江两岸是因为几千年来长江的江水由于海平面的下降而不断退缩的原因。从远古的长江入海口位于今天的扬州和镇江一线便可理解这一点。

    大禹曾修筑彭蠡之障，其具体的功绩现在很难考证。在《尚书》中仅有数字：《水经》：“彭蠡泽在豫章彭蠡县西北”。郦道元注：“《尚书》所谓‘彭蠡既猪（潴），阳鸟攸居’也”。这就是说在大禹治理彭蠡之后，彭蠡开始拦截上游来水，候鸟也纷纷迁往此地过冬。

战国诸子之书也留下了这样两则记载：

    《淮南子·人间训》：“禹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

    《吕氏春秋·爱类篇》：“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

    无论是“彭蠡之防”还是“彭蠡之障”目的都是爲了挡住长江水和蓄水彭蠡泽的，这一点和《尚书》所说的“彭蠡既猪”三文献的记载是相互吻合的。从以上三则记载可知大禹在彭蠡曾修筑过一条大堤或者拦水坝。使彭蠡拦截并蓄积了长江的江水，从而使长江下游的“东土”水患大为改观成为宜居乐土。“所活者千八百国”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功绩。后来大禹在会稽山的“禹会万国”时，这千八百国的诸侯一定都自愿参加了。不过从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的发掘成果看，环巢湖一带当时多是夏氏族的子民，也就是大禹的子民。

自大禹治水之后，由于地质、气候、水文以及水道通畅等诸多原因，长江水位继续下降，到了东汉时期，原来地跨长江两岸的大彭蠡由于水位下降萎缩而与长江分离。江北安徽境内联为一体的龙感湖、大官湖、黄湖、泊湖和武昌湖依然叫做大雷。而上游400里的和大雷一江之隔的江南那片湖泊从隋朝开始被称之鄱阳湖。鄱阳可以解释为从番水得名，也可以解释为在彭蠡之阳。鄱（po）和彭（peng，安庆方言发音pen）旁转可通，鄱阳即为在彭蠡之阳，即彭蠡之西——意为在彭蠡泽西边的（另一个）湖。

    云梦泽和洞庭湖的分离也是这个道理。两者的发音在训诂学上也同样有联系。

清人《崔东壁遗书》有载：“《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番阳在彭泽南，而云在西，则彭蠡自别一地，非番阳明矣。又云：‘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蠡称番阳而称湖汉，则番阳自名湖汉，非即彭蠡，又明矣”。

这个考证至少说明当彭蠡泽由于两汉时期长江的萎缩而被分为江南江北两湖以后，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江北的大湖仍称彭蠡，而江南的大湖则被称为湖汉水。隋朝时才改为鄱阳湖之名。但是在大禹时代南北两湖实属一湖，就没有必要将其硬性分为彭蠡和湖汉水之名耳！

其实就崔东壁将湖汉水硬性附会鄱阳湖是缺乏科学依据和历史文献依据的。湖汉水顾名思义应该是湖水和汉水交汇之地。则该湖只能在云梦泽下游的汉水入长江处。然而无论鄱阳湖还是彭蠡泽历史上都不会和汉水交汇。

     由于地质、水文、气候和大禹治水的种种原因，这样两个大湖——云梦泽和彭蠡泽远古时期就存在着。而三苗就是以这两个大泽为东西疆界的。实际上以今天的地理分布看，是“左鄱阳，右洞庭”的格局。但是以大禹时代的地理分布看，应该以“左彭蠡，右云梦”的提法更为准确。云梦、彭蠡两湖名称均见于《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这个区域的特点是沿长江向上经汉水可以进入荆山以东的内方地区；沿长江向下游不远就是江淮平原和江南丘陵。所以这就很符合《史记·五帝本纪》的“三苗在江淮、荆州数爲乱”的三苗氏族犯罪的历史记录。

    上述三苗历史疆域的东西疆界学术史上并无太大的争议。争议较大的是它的南北疆界：“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准确地说就是汶山和衡山到底是指那两座山存在着较大争议。

针对上述《禹贡》的导山路径，清人胡渭的《禹贡锥指》引吴澄的批评说：“岷山南至衡山，至为荒远，相距数千里，不知山脉何以相承？若谓治山旁水，更不可通。又衡山在江南，九江在江北，敷溤衷诮希湮膮㈠e，经意尤难究悉。”杖镦浅嗡裕屈N其路径当然是混乱的，无序可寻的。

《史记·封禅书》记载：“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琊”。可见西汉时的彭蠡湖面积依然很大，汉武帝是先到寻阳下枞阳，后过彭蠡继而北赴琅琊的。说明彭蠡湖的东境在今安徽枞阳以东。此地沿江上溯约400里才是今天的鄱阳湖区。所以远古的彭蠡是一个全长400里的大湖（云梦泽更大，为方八百里）。汉武帝封天柱山为南岳说明西汉武帝时以长江为南疆界。同样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钱穆将其断句为“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事实上秦始皇是溯长江而上，先至江西的幕阜山，继而到达湖北的荆州，再行浮江至湘山祠。但如钱穆所断：南郡既然在长江北岸那么衡山顺理成章也一定在江北。但是史载有秦一代未见有衡山南郡这一建置，只有南郡（郡治为湖北荆州）。承上之《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嵝山，在衡州湘潭县西四十一里’……言欲向衡山，即西北过南郡，入武关至咸阳。”张守节这里的衡山指的是南岳衡山。所以他无法自圆其说，只好含糊其辞地说：“言欲向衡山，即西北过南郡”。但是吴起所述的三苗之居是“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则推断该地域当在湖南衡山以南，依此推理更有汶山当地处南岳衡山更南方的今广西的九万大山中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当时历史记载的。

 

地处江北的安徽潜山境内的天柱山，汉武帝也曾封之为南岳。天柱山自古曾用名有潜山、皖山、皖公山、万岁山、万山等，但是没有用过衡山这个名称。所以远古三苗之居与今天安徽境内的南岳天柱山无关。

而远古三苗国疆域我们可以初步推定其地理范围是：东为鄱阳湖，西为洞庭湖（远古为云梦泽），南部疆界音读作汶山，北部疆界为音读作衡山。位于三苗疆域东端的彭蠡和西端的洞庭地理位置不会改变，但湖水有涨缩盈亏。同理，位于三苗疆域北边的衡山和南边的汶山的地理位置更不会改变。从地形图上分析，同时能够满足“甲山在其南的汶山，而乙山在其北的衡山”这两个条件的山是哪两座山呢？

此外还必须有一个附加的条件，这就是《魏书》中吴起所说的：恃此险也。说明这个远古三苗之居是一方据险可守的战略要地。五个必要条件中两湖我在上文考证已经确定，现在我们来考证后面三个条件：①南山其音读为汶山；②北山其音读为衡山；③该地区必须是据险可守的战略要地。

①南为汶山：在今天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的山脉均在江西省境内，它们从北到南依次是幕阜山、九岭山和于山。三条山脉大致平行且均呈东西走向。其中最南面的于山应该就是文山。见《辞海》文山条：“山名，在江西吉安东南。宋文天祥取以为号”。江西吉安的东南只有一座大山就是长达250公里的这座于山。宋文天祥（号文山）正是江西吉安人，所以取文山为号。

《方言》于，大也。故于山即大山之意。于古音可读wei，故旁转可通wen。见《仪礼·聘礼》：“贿在聘于贿”注曰：“于读曰为”。则于山古音就是文山或为山者。

这一文山的地理位置完全符合《战国策》中吴起的“文山在其南”的说法。

②北为衡山：三座山中最北的一座山今称幕阜山。幕阜山江西当地人称之为桓山。古音恒、桓相通。所以桓山的音读和衡山为一声之转。比较一下汉字系列字的洹峘狟絙和系列字恒姮可知，这两个系列是有一个共同的远古发音的。这一注音现象说明远古音韵中huan和heng对转可互通。这一衡山（即幕阜山或桓山）的地理位置也是完全符合《战国策》之“衡山在其北”的说法的。大禹治水曾沿长江下豫章雉县，留下“血马祭衡山”的故事，见《水经注》。这些字采用亘（gen）作为声符，同时汉字中又有亘系列字刯堩暅絙縆。这一现象说明远古声母g、h曾经历过一个分化的过程。

经过一番寻找，我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终于找到了衡山就是江西幕阜山的有力的证据：

“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是为三楚者也。”

这一记载中的衡山地处楚国。其南楚自衡山（亦即幕阜山之最东端的庐山）开始，经由九江、江南（今鄱阳湖平原）、豫章（今南昌以南丘陵）到楚国的南部疆界长沙为止。南楚地域并不包含今天的南岳衡山。从地理位置判定：《史记》中的上述南楚之衡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今江西境内的幕阜山脉。

大禹治水过程中曾经在衡山上镌刻有千古流芳的《大禹碑》，也叫做《岣嵝碑》，这方摩崖石刻至今虽然拓本和摹刻较多，但是始终没有发现原始碑刻。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在湖南南岳衡山上去寻找。网传已经发现了很多石迹或者残石。我认为《岣嵝碑》是不可能出现在南岳衡山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去过南岳衡山。而先秦的一干古籍文献所说的涉及大禹的衡山实际上我已经证明它就是江西的幕阜山，所以如果这方大禹镌刻的《岣嵝碑》在世间还存在的话，它最有可能被发现的地方就是大禹“血马祭衡山”的江西衡山，也就是今天江西北部的幕阜山。幕阜山在《山海经·中次十二经》中称之为柴桑之山，反切音为常，民间可能另有名字叫做常山。民间方言中的恒山因历史上的几个皇帝名字的避讳改恒山为常山了，这种做法历史上已见于北岳恒山的改名为常山。

③该地区是据险可守的战略要地：远古三苗之居的南北是条状山脉，东西是两个大湖。简称为“北幕阜，南文山，东彭蠡，西洞庭”。这样的封闭区域具有很好的军事防御性。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所以吴起誉其为“恃此险也”。其实盘踞在这里的三苗氏族是进可以“在江淮、荆州数爲乱”，退可以“恃此险也”，确保自身的平安。

既然幕阜山以南已经是三苗之疆域，所以大禹也就顺幕阜山向东，开始治理庐山脚下的彭蠡湖了。

重要的是这一地理区域不仅同时满足了吴起所列举的五个条件，同时还很好地解释了《尚书·禹贡》的如下记载：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溤！薄妒酚洝は谋炯o》的记载基本相同。

“岷山之阳至于衡山”中的衡山正是指现在江西境内的幕阜山（桓山）。幕阜山可以说是阻隔在鄱阳和洞庭（即远古之云梦）两湖之间的一条山脉，它的东端余脉正是着名的庐山（即《山海经·中次十二经》的尾山荣余之山），而它的西端终点则是洞庭湖边的幕阜山主峰。所以说“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溤！闭钦f大禹治水由北到南，继而转向东方的一条水路。大禹从治理汉水开始，向南到达幕阜山脚下，继而转东沿长江治理九江，一直到了敷溤

上文引《禹贡锥指》中吴澄的批评：“衡山在江南，九江在江北，敷溤衷诮希湮膮㈠e，经意尤难究悉。”显然是因为吴澄误将彼南岳衡山当做此衡山了。上述“衡山（即幕阜山或桓山）” “敷溤眱蓚地名均在长江以南，“九江”正是连接两地的江河。三者均未脱离《尚书·禹贡》中大禹治水的路径。

这个敷溤墙裉斓聂~米之乡——鄱阳湖平原，它的中心就是鄱阳湖。大禹之时并没有鄱阳湖的地名，而只有彭蠡泽和敷溤牡孛Ｅ眢粷傻乜玳L江南北，长约400余里。

附带探讨一下敷溤櫭剂x敷溤瓒撌且黄皆鋵嵥褪且黄皆穹Q鄱阳湖平原。但是这一片平原有其特殊性，因为它正处于地质上的鄱阳湖盆地。所以当长江水位较高的时候，长江水经由湖口倒灌进入盆地。江西境内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五河也是流入鄱阳湖的，这就必然导致鄱阳湖平原成为长江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行洪区。那么，远古所谓敷溤谋玖x是什麽意思呢？

《说文》：“敷，施也。……《周书》曰：‘用敷遗后人’。”敷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政绩。

《说文》：“湥簧钜病乃畱饴暋！

《说文》：“原，高平曰原。人所登。”

《尔雅·释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

敷溤牡孛麣v史上首次出现是在《尚书·禹贡》一文。意思是经过（大禹）治理的有溗膹V阔的平原。这个平原就是我们今天俗称“两湖熟，天下足”的两湖平原之一——鄱阳湖平原。它的水位历史上一直很湥裉斓嫩蛾柡水最深的地方也只有十几米深。

 

【结论】远古尧舜禹时期的三苗氏族居住之地域是：北起今天的江西幕阜山（当地人称桓山），南至江西的于山（当地人称文山）之间，其东为鄱阳湖（古称彭蠡泽），其西是湖南的洞庭湖（远古为云梦泽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