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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以下簡稱錢穆）撰有《古三苗疆域考》一文具體考證堯舜禹時代的三苗氏族生活的區域。考證的結論是： “古者三苗疆域，蓋在今河南魯山嵩縣盧氏一帶山脈之北，今山西南部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帶山脈之南，夾黃河為居，西起蒲、潼，東達滎、鄭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廣運數百里間也”。錢穆所論證的這一三苗的疆域正是夏王朝氏族的常住地域，直到夏桀滅亡之時，這一地域仍是夏人居住地。這當然是一個錯誤的結論。 三苗始見文獻記載為： 《史記·五帝本紀》載：“歡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鲧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于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鲧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依據以上兩則文獻記載，三苗氏族是因為在江淮（今安徽）和荊州（今湖北）作亂危及了虞舜一朝的百姓而被舜王強行遷往今甘肅西部敦煌以東的三危（山）地區的。西遷的三苗被分成數塊居住地分而治之，目的是“別其部落，離其黨類，以銷其勢也”，這就是遠古歷史上的“分北（背）三苗”。 虞舜爲什麽要將三苗驅逐到三危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首先它說明虞舜時期的人們對于三危到中原之間的地理情況是非常熟悉的。其次將三苗遣送三危地區可以有效節制三苗的為患中原，因為在三危的三苗和中原之間（岷山、渭南、岐山、荊山、內方、巫山等地）廣泛居住的夏氏族的子民。 然而這個當初“在江淮、荊州數爲亂”的三苗，他們在黃河以南或者長江以北一定有一個聚居地。這個聚族而居的地域一定是距離荊州和江淮不遠的地方。以今天的地理分佈看，三苗之居的疆域應不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河南五省。 古今學者研究三苗疆域最重要的參考資料就是《戰國策·魏策》中吳起對魏武侯的一段話： 吳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但是在司馬遷的《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這段話被做了明顯的改動： “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 兩書記載大同小異。《戰國策》記載較為詳盡，《史記》的記載較為簡約。兩者不同之處在洞庭和彭蠡兩湖的方向正相反，這是不難理解的。吳起說這段話時正是在黃河西河上看三苗，當然是“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而司馬遷熟悉地理又身臨兩湖之間，故而是“左洞庭，右彭蠡”。問題出在吳起說“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而嚴謹的司馬遷在引用時刪除了這句話。于是就產生了後世學術史上的一段公案：三苗被逐三危之前的疆域到底在哪裡？ 遠古史上習慣認定川北的岷山又叫做汶山，衡山則一般是指湖南的南嶽衡山。但是這裡的“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顯然與吳起所述的三苗之居的地理方位截然相反。這應該就是司馬遷刪除不錄的原因吧。上述兩個歷史文獻都指出三苗之居是一個地勢險要之地。如果是從岷山到衡山這一隔空幾千里的廣闊地區，就毫無險要可談。何來三苗恃險一說呢？另外小小的三苗氏族也不可能佔據諾大的地盤。且大禹之世自岷山（汶山）沿漢水而下直至長江北岸這一區域都是夏氏族的聚居地。 遠古三苗疆域不僅存在著上述疑慮，在彭蠡、洞庭兩湖的記述上也還存在著另一個學術問題：中國地理告訴我們，如果東為洞庭湖的話，西邊對稱之處今天應該是鄱陽湖，則三苗疆域正是在這兩個湖之間。但是上述史料卻都以洞庭和彭蠡相提並論。這又是爲什麽呢？這是因為在這個堯舜禹時代鄱陽湖還不是一個獨立的湖泊。當時的洞庭湖也不是今天的洞庭，而是湖南方言中的雲夢澤的別名。 《尚書·禹貢》涉及大禹治水的路徑時有這樣的記載：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時的九江是由雲夢澤散播出去的九條江河。 《史記·禹本紀》云：“嶓冢道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水經》載：“彭蠡澤在豫章彭蠡縣西北”。酈道元注：“《尚書》所謂彭蠡既豬（潴）。陽鳥攸居也”。 對比上述歷史文獻的記載，可知當大禹治水之時尚無鄱陽湖的記載。其實這個鄱陽湖最早的歷史記載是在東晉才出現。原因是遠古長江並不是一條水道分明的江，而是保持著地球原生態的一條沼澤、漫灘式的水道。那時的長江在北緯30度線上有兩個毗鄰的大澤：一個就是著名的雲夢大澤，這個包括今天的洞庭湖在內的雲夢澤地跨長江兩岸，方八百里；另一個就是著名的彭蠡大澤，它是由一條水道聯通了今天的位居江南的鄱陽湖和江北的龍感湖、大官湖、黃湖、泊湖和武昌湖在內的諸多湖泊群。在雲夢澤和彭蠡澤之間則散播著九條大河，這就是九江。江西的九江市以此而得名。“隋唐時期，由于海平面上升及地質作用的影響，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水等“五河”所流入鄱陽湖的水，由于受到長江水的強烈頂托，流水不暢。在長江水的相互作用下最終形成今日（獨立的）鄱陽湖，距今大約1400－1600年。”引自2013年2月27日《潯陽晚報》 鄱陽湖形成獨立的湖泊以前是地跨長江南北的彭蠡湖的一個組成部份，它們見于史料中只有一個統一的名稱——彭蠡澤。 《水經》：“沔水（即漢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水經注》：“《尚書·禹貢》：‘匯澤也。’鄭玄曰：‘匯。回也。漢與江闘。轉東成其澤矣’。”可見由于漢水進入長江，兩者相激轉而東流。大禹治水時在下游不遠處設置了“彭蠡障”以改變了江水的方向以阻擋江水東流，因此長江上游的回水在此形成了彭蠡澤。此一舉措使彭蠡澤下游的安徽沿江和江淮地區產生了大量的宜居土地。 堯舜禹時期的彭蠡澤包含了今天的鄱陽湖等諸多湖泊不是空穴來風。同一歷史時期類似的水文現象還出現在長江上游的雲夢大澤。雲夢澤也是一個包含了洞庭湖、洪湖等在內的一個方八百里的大湖。當時的長江先後流進又流出雲夢澤和彭蠡澤這兩個大湖，然後經由北江流入東海。這說明當時長江的水位很高，所以長江回水可以經由湖口倒灌彭蠡（即今天的鄱陽湖）。長江的高水位導致洞庭和雲夢融為大雲夢澤，彭蠡和鄱陽融為大彭蠡澤。 大禹治水時期的史書沒有鄱陽湖名稱的記載無非兩種可能：一是鄱陽湖尚未形成。鄱陽湖平原當時名為敷淺原，尚未蓄積長江之水。大禹爲了治理長江下游水患在彭蠡澤修築彭蠡之障，江水因受阻于彭蠡之障而轉由湖口向西南方向進入鄱陽湖平原，從而形成了鄱陽湖；二是此時彭蠡澤地跨大江兩岸。今天的鄱陽湖當時僅僅是彭蠡澤的一部份，長江的北江穿彭蠡澤而過。 據《水經注》記載，在酈道元生活的北魏時期，鄱陽湖和彭蠡澤還是相通的。不過北魏時期還沒有鄱陽湖這個地理名稱，而彭蠡澤已經被稱之為大雷，即大雷池。彭義訓為大，蠡音訓為雷。所以大雷是當地的方言對彭蠡的叫法。 《水經注》：“《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為湖。’……又西南歷尋陽，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江北之彭蠡），一水西南流注于江。”其中“西南流，水積為湖……又西南歷尋陽”說明此一時的湖水一直延伸到湖口附近。這個後來被稱為鄱陽湖的大湖和雷池之間北魏時期仍有一條河道相通。這是酈道元在北魏時期的記載。舜放三苗時期則早在此二千五百年前。那時的長江水位要大大高于北魏時期。因為大禹時的雲夢大澤（含洞庭湖）是“方八百里”，它的下游的彭蠡澤的水位也足以使江南的鄱陽湖和江北的諸多湖泊匯成一個長400里的大湖。準確地表達，長江是漫過彭蠡澤然後流入東海的。 自《尚書·禹貢》之後中國遠古史研究中關于洞庭湖和雲夢澤究竟在江南還是江北？彭蠡澤和鄱陽湖究竟在江南還是江北？可以說一直爭論未休。其實這是兩個偽命題，遠古時代雲夢澤和洞庭湖是同一個湖泊；彭蠡澤和鄱陽湖也是同一個湖泊。它們之所以今天看來分屬長江兩岸是因為幾千年來長江的江水由于海平面的下降而不斷退縮的原因。從遠古的長江入海口位于今天的揚州和鎮江一線便可理解這一點。 大禹曾修筑彭蠡之障，其具體的功績現在很難考證。在《尚書》中僅有數字：《水經》：“彭蠡澤在豫章彭蠡縣西北”。酈道元注：“《尚書》所謂‘彭蠡既豬（潴），陽鳥攸居’也”。這就是說在大禹治理彭蠡之後，彭蠡開始攔截上游來水，候鳥也紛紛遷往此地過冬。 戰國諸子之書也留下了這樣兩則記載： 《淮南子·人間訓》：“禹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闕，修彭蠡之防。” 《呂氏春秋·愛類篇》：“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于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 無論是“彭蠡之防”還是“彭蠡之障”目的都是爲了擋住長江水和蓄水彭蠡澤的，這一點和《尚書》所說的“彭蠡既豬”三文獻的記載是相互吻合的。從以上三則記載可知大禹在彭蠡曾修築過一條大堤或者攔水壩。使彭蠡攔截并蓄積了長江的江水，從而使長江下游的“東土”水患大為改觀成為宜居樂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功績。後來大禹在會稽山的“禹會萬國”時，這千八百國的諸侯一定都自願參加了。不過從安徽含山縣淩家灘遺址的發掘成果看，環巢湖一帶當時多是夏氏族的子民，也就是大禹的子民。 自大禹治水之後，由于地質、氣候、水文以及水道通暢等諸多原因，長江水位繼續下降，到了東漢時期，原來地跨長江兩岸的大彭蠡由于水位下降萎縮而與長江分離。江北安徽境內聯為一體的龍感湖、大官湖、黃湖、泊湖和武昌湖依然叫做大雷。而上游400里的和大雷一江之隔的江南那片湖泊從隋朝開始被稱之鄱陽湖。鄱陽可以解釋為從番水得名，也可以解釋為在彭蠡之陽。鄱（po）和彭（peng，安慶方言發音pen）旁轉可通，鄱陽即為在彭蠡之陽，即彭蠡之西——意為在彭蠡澤西邊的（另一個）湖。 雲夢澤和洞庭湖的分離也是這個道理。兩者的發音在訓詁學上也同樣有聯繫。 清人《崔東壁遺書》有載：“《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彭澤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番陽在彭澤南，而云在西，則彭蠡自別一地，非番陽明矣。又云：‘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蠡稱番陽而稱湖漢，則番陽自名湖漢，非即彭蠡，又明矣”。 這個考證至少說明當彭蠡澤由于兩漢時期長江的萎縮而被分為江南江北兩湖以後，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江北的大湖仍稱彭蠡，而江南的大湖則被稱為湖漢水。隋朝時才改為鄱陽湖之名。但是在大禹時代南北兩湖實屬一湖，就沒有必要將其硬性分為彭蠡和湖漢水之名耳！ 其實就崔東壁將湖漢水硬性附會鄱陽湖是缺乏科學依據和歷史文獻依據的。湖漢水顧名思義應該是湖水和漢水交匯之地。則該湖只能在雲夢澤下游的漢水入長江處。然而無論鄱陽湖還是彭蠡澤歷史上都不會和漢水交匯。 由于地質、水文、氣候和大禹治水的種種原因，這樣兩個大湖——雲夢澤和彭蠡澤遠古時期就存在著。而三苗就是以這兩個大澤為東西疆界的。實際上以今天的地理分佈看，是“左鄱陽，右洞庭”的格局。但是以大禹時代的地理分佈看，應該以“左彭蠡，右雲夢”的提法更為準確。雲夢、彭蠡兩湖名稱均見于《尚書·禹貢》和《史記·夏本紀》中。這個區域的特點是沿長江向上經漢水可以進入荊山以東的內方地區；沿長江向下游不遠就是江淮平原和江南丘陵。所以這就很符合《史記·五帝本紀》的“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的三苗氏族犯罪的歷史記錄。 上述三苗歷史疆域的東西疆界學術史上並無太大的爭議。爭議較大的是它的南北疆界：“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準確地說就是汶山和衡山到底是指那兩座山存在着較大爭議。 針對上述《禹貢》的導山路徑，清人胡渭的《禹貢錐指》引吳澄的批評說：“岷山南至衡山，至為荒遠，相距數千里，不知山脈何以相承？若謂治山旁水，更不可通。又衡山在江南，九江在江北，敷淺原又在江南，其文參錯，經意尤難究悉。”誠如吳澄所言，那麼其路徑當然是混亂的，無序可尋的。 《史記·封禪書》記載：“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琊”。可見西漢時的彭蠡湖面積依然很大，漢武帝是先到尋陽下樅陽，后過彭蠡繼而北赴琅琊的。說明彭蠡湖的東境在今安徽樅陽以東。此地沿江上溯約400里才是今天的鄱陽湖區。所以遠古的彭蠡是一個全長400里的大湖（雲夢澤更大，為方八百里）。漢武帝封天柱山為南嶽說明西漢武帝時以長江為南疆界。同樣是《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錢穆將其斷句為“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事實上秦始皇是溯長江而上，先至江西的幕阜山，繼而到達湖北的荊州，再行浮江至湘山祠。但如錢穆所斷：南郡既然在長江北岸那麼衡山順理成章也一定在江北。但是史載有秦一代未見有衡山南郡這一建置，只有南郡（郡治為湖北荊州）。承上之《史記正義》曰：“《括地誌》云：‘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言欲向衡山，即西北過南郡，入武關至咸陽。”張守節這裡的衡山指的是南嶽衡山。所以他無法自圓其說，只好含糊其辭地說：“言欲向衡山，即西北過南郡”。但是吳起所述的三苗之居是“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則推斷該地域當在湖南衡山以南，依此推理更有汶山當地處南嶽衡山更南方的今廣西的九萬大山中了，這顯然是不符合當時歷史記載的。 地處江北的安徽潛山境內的天柱山，漢武帝也曾封之為南嶽。天柱山自古曾用名有潛山、皖山、皖公山、萬歲山、萬山等，但是沒有用過衡山這個名稱。所以遠古三苗之居與今天安徽境內的南嶽天柱山無關。 而遠古三苗國疆域我們可以初步推定其地理範圍是：東為鄱陽湖，西為洞庭湖（遠古為雲夢澤），南部疆界音讀作汶山，北部疆界為音讀作衡山。位于三苗疆域東端的彭蠡和西端的洞庭地理位置不會改變，但湖水有漲縮盈虧。同理，位于三苗疆域北邊的衡山和南邊的汶山的地理位置更不會改變。從地形圖上分析，同時能夠滿足“甲山在其南的汶山，而乙山在其北的衡山”這兩個條件的山是哪兩座山呢？ 此外還必須有一個附加的條件，這就是《魏書》中吳起所說的：恃此險也。說明這個遠古三苗之居是一方據險可守的戰略要地。五個必要條件中兩湖我在上文考證已經確定，現在我們來考證後面三個條件：①南山其音讀為汶山；②北山其音讀為衡山；③該地區必須是據險可守的戰略要地。 ①南為汶山：在今天鄱陽湖和洞庭湖之間的山脈均在江西省境內，它們從北到南依次是幕阜山、九嶺山和于山。三條山脈大致平行且均呈東西走向。其中最南面的于山應該就是文山。見《辭海》文山條：“山名，在江西吉安東南。宋文天祥取以為號”。江西吉安的東南只有一座大山就是長達250公里的這座于山。宋文天祥（號文山）正是江西吉安人，所以取文山為號。 《方言》于，大也。故于山即大山之意。于古音可讀wei，故旁轉可通wen。見《儀禮·聘禮》：“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為”。則于山古音就是文山或為山者。 這一文山的地理位置完全符合《戰國策》中吳起的“文山在其南”的說法。 ②北為衡山：三座山中最北的一座山今稱幕阜山。幕阜山江西當地人稱之為桓山。古音恒、桓相通。所以桓山的音讀和衡山為一聲之轉。比較一下漢字系列字的洹峘狟絙和系列字恒姮可知，這兩個系列是有一個共同的遠古發音的。這一註音現象說明遠古音韻中huan和heng對轉可互通。這一衡山（即幕阜山或桓山）的地理位置也是完全符合《戰國策》之“衡山在其北”的說法的。大禹治水曾沿長江下豫章雉縣，留下“血馬祭衡山”的故事，見《水經注》。這些字採用亙（gen）作為聲符，同時漢字中又有亙系列字刯堩暅絙縆。這一現象說明遠古聲母g、h曾經歷過一個分化的過程。 經過一番尋找，我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終于找到了衡山就是江西幕阜山的有力的證據： “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為三楚者也。” 這一記載中的衡山地處楚國。其南楚自衡山（亦即幕阜山之最東端的廬山）開始，經由九江、江南（今鄱陽湖平原）、豫章（今南昌以南丘陵）到楚國的南部疆界長沙為止。南楚地域並不包含今天的南嶽衡山。從地理位置判定：《史記》中的上述南楚之衡山所處的地理位置正是今江西境內的幕阜山脈。 大禹治水過程中曾經在衡山上鐫刻有千古流芳的《大禹碑》，也叫做《岣嶁碑》，這方摩崖石刻至今雖然拓本和摹刻較多，但是始終沒有發現原始碑刻。有一個原因就是大家都在湖南南嶽衡山上去尋找。網傳已經發現了很多石跡或者殘石。我認為《岣嶁碑》是不可能出現在南嶽衡山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的過程中根本就沒有去過南嶽衡山。而先秦的一干古籍文獻所說的涉及大禹的衡山實際上我已經證明它就是江西的幕阜山，所以如果這方大禹鐫刻的《岣嶁碑》在世間還存在的話，它最有可能被發現的地方就是大禹“血馬祭衡山”的江西衡山，也就是今天江西北部的幕阜山。幕阜山在《山海經·中次十二經》中稱之為柴桑之山，反切音為常，民間可能另有名字叫做常山。民間方言中的恒山因歷史上的幾個皇帝名字的避諱改恒山為常山了，這種做法歷史上已見于北嶽恒山的改名為常山。 ③該地區是據險可守的戰略要地：遠古三苗之居的南北是條狀山脈，東西是兩個大湖。簡稱為“北幕阜，南文山，東彭蠡，西洞庭”。這樣的封閉區域具有很好的軍事防禦性。是易守難攻的戰略要地。所以吳起譽其為“恃此險也”。其實盤踞在這裡的三苗氏族是進可以“在江淮、荊州數爲亂”，退可以“恃此險也”，確保自身的平安。 既然幕阜山以南已經是三苗之疆域，所以大禹也就順幕阜山向東，開始治理廬山腳下的彭蠡湖了。 重要的是這一地理區域不僅同時滿足了吳起所列舉的五個條件，同時還很好地解釋了《尚書·禹貢》的如下記載：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史記·夏本紀》的記載基本相同。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中的衡山正是指現在江西境內的幕阜山（桓山）。幕阜山可以說是阻隔在鄱陽和洞庭（即遠古之雲夢）兩湖之間的一條山脈，它的東端餘脉正是著名的廬山（即《山海經·中次十二經》的尾山榮余之山），而它的西端終點則是洞庭湖邊的幕阜山主峰。所以說“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正是說大禹治水由北到南，繼而轉向東方的一條水路。大禹從治理漢水開始，向南到達幕阜山腳下，繼而轉東沿長江治理九江，一直到了敷淺原。 上文引《禹貢錐指》中吳澄的批評：“衡山在江南，九江在江北，敷淺原又在江南，其文參錯，經意尤難究悉。”顯然是因為吳澄誤將彼南嶽衡山當做此衡山了。上述“衡山（即幕阜山或桓山）” “敷淺原”兩個地名均在長江以南，“九江”正是連接兩地的江河。三者均未脫離《尚書·禹貢》中大禹治水的路徑。 這個敷淺原正是今天的魚米之鄉——鄱陽湖平原，它的中心就是鄱陽湖。大禹之時並沒有鄱陽湖的地名，而只有彭蠡澤和敷淺原的地名。彭蠡澤地跨長江南北，長約400余里。 附帶探討一下敷淺原，顧名思義敷淺原應該是一片平原，其實它就是一片平原——今稱鄱陽湖平原。但是這一片平原有其特殊性，因為它正處于地質上的鄱陽湖盆地。所以當長江水位較高的時候，長江水經由湖口倒灌進入盆地。江西境內的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水等五河也是流入鄱陽湖的，這就必然導致鄱陽湖平原成為長江流域的一個天然的行洪區。那麼，遠古所謂敷淺原的本義是什麽意思呢？ 《說文》：“敷，施也。……《周書》曰：‘用敷遺後人’。”敷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政績。 《說文》：“淺，不深也。從水戔聲。” 《說文》：“原，高平曰原。人所登。” 《爾雅·釋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 敷淺原的地名歷史上首次出現是在《尚書·禹貢》一文。意思是經過（大禹）治理的有淺水的廣闊的平原。這個平原就是我們今天俗稱“兩湖熟，天下足”的兩湖平原之一——鄱陽湖平原。它的水位歷史上一直很淺，今天的鄱陽湖水最深的地方也只有十幾米深。 【結論】遠古堯舜禹時期的三苗氏族居住之地域是：北起今天的江西幕阜山（當地人稱桓山），南至江西的于山（當地人稱文山）之間，其東為鄱陽湖（古稱彭蠡澤），其西是湖南的洞庭湖（遠古為雲夢澤的一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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