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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十兄弟
 考古十兄弟 这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
1928年至1937年，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科学发掘之一，“考古十兄弟”就是当时在这近十年的科学考古中，在李济先生、梁思永先生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才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还能记起他们，即使是在考古界，人们也未必能准确地说全他们的名字了。按当年十兄弟的排序，他们是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燿（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遗憾的是，对他们的出生年月以及生平，有些已很难查究了。
从1928年起，这“考古十兄弟”先后来到殷墟发掘工地。来的最早的是王湘，1928年殷墟的第一次试掘他就参加了。到1934年10月殷墟的第十次发掘时，十兄弟中的前八位，已先后来到殷墟工地。因朝夕相处，又志趣相投，再加上年龄相仿，于是就按年龄大小“老大”、“老二”地叫起来。他们的出生年份分别是：李景聃，1900年；石璋如，1902年；李光宇，1904年；刘燿（尹达），1906年；尹焕章，1909年；祁延霈，1910年；胡厚宣，1911年；王湘，1912年。到了1935年9月，殷墟第十二次发掘，高去寻、潘悫二位又加入了发掘的队伍，虽然年龄并不排在最后（如高去寻是1910年出生，潘悫出生年月不详，但也应比胡厚宣大），因来得迟，也只好屈居老九、老十。这之后，他们又参加了殷墟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发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文物西迁，他们才分手。这一分手，他们有的人到死也没有再见过面。
分手后，这“考古十兄弟”，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去了延安，如刘燿（尹达）、祁延霈、王湘；有的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或中央博物院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如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胡厚宣、高去寻、潘悫；有的去了延安又转到中央博物院，如尹焕章（在延安抗大短暂学习）。留在史语所的，后来也劳燕分飞，如李景聃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任职，胡厚宣则于1940年转到齐鲁大学任教。在那战争年代里，有两位逝世，一是祁延霈，1939年病逝于新疆；一是李景聃、1946年病逝于南京。1949年后，他们更是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留在了大陆。至于学术造诣也各不相同，留在大陆的刘燿（尹达），则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考古所所长，主持着大陆的历史和考古的研究工作；胡厚宣则成了研究甲骨文的一代宗师；尹焕章仍然坚持在南京博物院（前中央博物院）考古第一线，成就斐然，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去了台湾的石璋如、李光宇、高去寻、潘悫四位，一直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继续着殷墟考古资料的整理，石璋如、高去寻后来都成了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考古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现在，“十兄弟”中只有年龄最小的王湘先生还健在，已98高龄了。
为了纪念逝去的前辈，特为“考古十兄弟”各辑小传如下。 李景聃
李景聃（1900——1946），字纯一，安徽舒城桃溪镇人，其父李紫晟于民国元年创办桃溪高等学堂。李景聃曾就读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考入南开大学，1923年毕业，毕业后准备赴美国深造，但因父积劳成疾，李景聃受家乡父老挽留，接任了父亲的校长之职，主校6年。1929年春赴沪经商。因其曾修过李济先生的课，深受李济先生器重，经李济先生介绍李景聃于1933年加入史语所，任助理员，并先后参加了殷墟第八、九、十二、十三次发掘。在殷墟发掘的间隙，1934年11月，他主持了安徽寿县古遗址调查和发掘工作，著有《寿县楚墓调查报告》。他还辗转于瓦埠湖畔和淠河东岸，先后发现和试掘了魏家郢子等12处遗址。1936年冬，他主持了河南商丘永城造律台、黑孤堆、曹桥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写有《豫东商邱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一文。这次发掘查清了出土器物及其排列情况，为研究楚国青铜器找到了标准器。1937年春，他又和郭宝钧共同主持了辉县的考古发掘工作，而且在该县琉璃阁墓地发掘了完整墓葬多处，出土青铜器物多件。
抗战爆发，李先生随史语所迁至昆明。李先生有子女八人，史语所的薪水难以维持一家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他离开史语所赴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合作社襄理，后至弥渡任滇缅铁路财务处总务主任。1942年，又先后在桂林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桂林筹备处第一科科长、在江西大庾新城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十九工程处一等稽核。1943年，因战事而移往福建长汀。李先生虽然离开了史语所，但心中总怀愧疚之情。
抗战八年，中央博物院南京旧址多处遭到破坏，抗战结束后，李景聃先生应李济先生之招，回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担任专门设计员，参与修复该院的工作。在修复过程中，他用心经营策划，不惧风雨艰辛，1946年的11月，李先生因积劳成疾，高烧不退，且精神渐失常态，不幸于同年12月10日逝世，享年47岁。 石璋如
石璋如（1902——2006）是十兄弟中年寿最高的一位，他2006年3月1日逝世，享年104岁，被称为“考古人瑞”。
石先生是河南偃师人，1931年在河南大学读大三时，安阳殷墟发掘在当地遭到阻挠，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与当地政府交涉，住在河南大学。傅斯年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演讲，石先生亲逢其会，深受影响。河南省为谋求与中央学术合作，遴选学生参与发掘，作为河南大学三年级学生的石璋如被派往安阳参加殷墟的第四次发掘，从此与考古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同时被派去的还有刘燿（尹达）。
1932年石先生从河南大学毕业，入史语所为研究生，1934年研究生毕业，留所为助理员，1940年为副研究员，1949年为研究员。去台后，1952年为台湾大学兼任教授，并继续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石先生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安阳殷墟发掘阶段。自1928年至1937年，殷墟共进行了十五次发掘，石先生参加了殷墟的第四次以后的各次发掘，并主持了第十五次殷墟发掘，成为继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之后第五位安阳殷墟发掘的主持人。二、“西北史地考察团”阶段。抗战开始，石先生随所西迁。1942年开始与向达等人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在宁夏、甘肃一带考古，并至敦煌对敦煌文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三、在台初期阶段。去台后，他先后调查及发掘了台北圆山、新竹红毛港、台中营埔、南投大马璘和洞角、台南六甲顶、高雄半屏山、屏东恳丁、台东卑南、花莲、平林及花冈山等遗址，并且在台北圆山及台中水尾溪的若干遗址地层中，首先发现并确认了文化堆积的层次，给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层次序列提供了可资比对的标尺，为整个台湾史前年代学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四、整理殷墟资料阶段。61岁后，石先生渐渐退出田野考古，专事整理、研究由大陆带来的安阳殷墟出土的资料。他最大的成就，是依据殷墟地面上及地面下的建筑遗存及墓葬的研究，复原了地上的建筑物，并将复杂的考古现象加以关联，以探求殷代的营造程式、兵马战车的组织及宗法礼制等，力图重现当时的制度。
因其一生的卓越贡献，石先生于197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在77岁高龄时出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石先生的著述，只能用浩如烟海等词语来形容，据史语所网站统计，截至1998年，有专著17部，其中与殷墟有关的达10部；论文100篇，其中与殷墟有关的达五六十篇；另外还有书评6篇，其他杂著24篇。
1998年，石先生著《刘燿先生考古的五大贡献》一文，纪念已经逝世15年的刘燿。他们1937年分手后，一直未能相见，分手61年后，石先生写此文，想必心中定是感慨万千。 李光宇
李光宇（1904年——？），字启生，湖北钟祥人，李济先生的远房侄子。卒年不详，生平行状知之甚少，亦不知其何年入史语所，但1930年11月，李济主持山东城子崖考古发掘时，他就与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王湘等人参加了此项工作，因发掘地点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龙山文化”这一概念即由此而来。1931年3月，李光宇参加了殷墟的第四次发掘，在该次发掘中，李光宇与吴金鼎一道负责四盘磨工作点的发掘工作，开探沟21处，面积约100平方公尺，发掘了灰坑、墓葬，遗物以陶、骨、石器为多。此后他又先后参加了殷墟的第六、七、八、十一、十二次的发掘，先后在小屯、候家庄西北岗等地从事考古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李先生随史语所西迁昆明后，1940年由史语所派去长沙，将所存文物迁至重庆和昆明，同年又随所迁至川南李庄。抗战胜利后随所回到南京。1949年去台湾，一直在史语所服务，后任史语所考古组保管部主任，直到退休。
光宇先生在史语所近五十年，主要担任助理以及文书、资料和照相室的管理工作，在田野活动中亦以参加辅助工作为主，但他的勤恳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深受全所同仁敬佩。他培养了一个大有名气的孩子——李前鹏博士。前鹏先生是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太空船（宇航船）的主要设计人之一，并参加美国第一个宇航站的设计，蜚声全球，现为美国宇航局约翰逊航天中心工程部航天科学处资深工程师，此亦有光宇先生悉心培养之功。
刘燿（尹达）
刘燿（1906——1983），字照林，河南滑县人，1928年入河南大学本科，先修哲学，后转入国学系。1931年，他以河南大学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1932年入史语所为研究生，边学习，边从事殷墟及其他田野考古发掘，1934年毕业，留所为助理员，继续参加殷墟及其他古代遗址的发掘。他先后参加了殷墟的第四、五、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其间还参加了1932年史语所考古组和“河南古迹研究会”在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地和大赉店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其中大赉店发掘由他主持，后来写成考古报告《河南大赉店史前遗址》。1936年，他和梁思永、祁延霈在山东滕县安上村、日照两城镇作考古发掘，得龙山文化遗存；刘燿撰写的发掘报告，已完成十分之九，后因抗战爆发，他离开史语所赴延安，该报告最终未能完成，其未完稿现存台北史语所资料室。
刘燿的哥哥赵毅敏，为中共党员，后任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在这位哥哥的影响下，刘燿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共产党的刊物。1937年抗战爆发，刘曜随史语所西迁，11月抵达长沙。在长沙他设法领取了一张中央研究院的“特别通行证”，告别师友，改从母姓，化名尹达，投奔延安，之后便以尹达名世。
他在离开史语所时，在他未能完成的山东滕县安上村、日照两城镇考古报告上留言：
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在参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敌人铁蹄踏过东北的时候，内在的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这样的纯粹学术事业！……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跟着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一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的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加重，真不能再埋头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 不愿意舍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
到延安后，尹达先生先在短训班学习，不久马列学院开学，进入第一班学习，并于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教，后又调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并兼陕北公学总教员。1941年调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出版科科长，1946年任北方大学教员，1948年任华北大学教务处长，1949年任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长。
这期间，尹达先生也未完全脱离考古工作，如1942年，他在延安附近大砭沟发现龙山文化遗存，1946年，他在邯郸附近清理汉墓，首次发现散乱的玉衣片。这期间，尹达也仍记挂着他未完成的山东滕县安上村、日照两城镇的考古报告，还想去做考古的学问。1945年，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与尹达曾有一晤，1946年尹达致信傅斯年：
孟真先生：
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发现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碍旅行中作此调查耳。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于学术，未审所中师友愿否？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 二月十五日。
信中所谓“未完之书”，即指那份考古报告。
解放后，1950年，尹先生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1953年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后协助郭沫若筹办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1954年创办并主编《历史研究》，并参与编辑《考古学报》，还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尹先生学术生涯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作为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其学术成果有论文《关于社会分期问题》，考古发掘报告《河南大赉店史前遗址》，及未完成的山东滕县安上村、日照两城镇考古发掘报告。第二阶段，在延安，其学术成果有1940年协助范文澜编著《中国通史简编》，负责秦汉至南北朝部分。1943年出版专著《中国原始社会》，因为这部书，尹达被夏鼐称为“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同时还写有论文《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1947年3月此文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同时发表。第三阶段，1949年后，其学术成果有1955年出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1963年增订改名为《新石器时代》，该书是他从事考古事业二十多年来的成果汇集。1956年，与吴晗、谭其骧一起负责组织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1958年起代表郭沫若组织编写《中国史稿》，并协助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60年代初，写有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强调要使考古研究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在文革中，尹达一度被“提拔”为中央文革成员，但很快就因在批判对象上与陈伯达意见相左，被陈视作“保皇派”而逐出，并受到数年批判。第四阶段，文革后，他组建了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室，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中 国史学史的研究，主编了《中国史学发展史》。
1978年初，李济先生在致张光直的一封信里，还专门问了一句最近去北京“见到尹达了吗？”表达了他对尹达的关注之情。
1983年6月19日，尹达先生病逝，享年78岁。遵其遗愿，他的骨灰洒入黄河。 尹焕章
尹焕章（1909——1969），字子文，河南南阳人。1924年入南阳省立第五中学念书，甲骨学家、考古学家董作宾正是他这个时候的老师。1928年入河南大学预科。1929年，年轻的尹先生想离开家庭自立，赴北平半工半读。恰好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北平，董作宾在所内任职，经董先生介绍，尹焕章考入史语所为书记，在史语所下属的史学组工作，并在徐中舒先生具体指导下，参加了史语所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工作，当时指导档案整理的导师还有朱希祖、陈寅恪、陈垣等大师。有趣的是，五十多年后，尹先生的小女儿嫁给了朱希祖的孙子。
1930年秋，因在整理档案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尹先生又经董作宾推荐、傅斯年允准，进北京大学旁听明清史等课程，每周三天，薪水减半。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风声渐紧，史语所为防止明清档案被毁，精选一批，于1932年11月派尹先生押运至南京。1933年5月，尹先生从史学组调到考古组，被派驻在安阳殷墟学习考古。是年10月，调赴河南浚县辛村作为实习生参加发掘成周时卫墓，指导者为郭宝均先生。郭先生为尹先生父亲小学时的同学，当时已是我国考古界的重要人物，也是史语所考古组的研究人员，还兼管河南古迹研究会的工作。1934年3月尹先生作为正式考古工作人员，开始参加安阳殷墟发掘，直到1937年6月，他连续参加了殷墟第九至第十五次发掘，先后在后冈、侯家庄南地、侯家庄西北冈、小屯村北等工作点工作。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进行了艰难的国宝西迁。9月，尹焕章先生奉史语所命，赴开封协助郭宝钧先生将河南辉县、浚县、汲县等处出土的铜器押运至汉口，在郑州火车站,尹先生下车办手续，恰遇日机轰炸，尹先生以为文物不保，号啕大哭，然而车站工作人员已冒死将文物调运到安全地带，才算逃过一劫。 11月，文物运抵汉口，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当时，史语所已迁至长沙，为了同仁的安全，史语所决定，家庭所在地还未沦陷的，就先回家；家庭所在地已经沦陷的，可以跟着史语所走，也可以自便。于是除有任务在身的人外，史语所同仁暂时星散。尹先生也于此时致信李济、董作宾请假暂回南阳。
投笔从戎是当时年轻人普遍的想法，其时史语所考古组殷墟发掘团同事中刘燿（尹达）、祁延霈、王湘已在延安，于是尹先生也率前妻和刚会走路的儿子，于1938年秋奔赴延安。他们经西安抵三原县，与当时任三原县八路军联络站站长王湘（其时名王元一）联系，由王湘介绍，尹先生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1年1月，因前妻坚决要求返乡，尹先生又携妻、子返回南阳。
1939年8月，通过老师李济和董作宾先生的安排，尹先生辗转到达重庆，进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被派驻乐山安谷乡保管中博近千箱珍贵文物，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尹先生随中博文物回到南京，继续专职文物保管工作。1948年底，中博的文物开始迁台，本应派尹焕章先生押运，但因故临时换了高仁俊，据高仁俊说，当时以为这次去台最多半年就能回来，谁知一去竟是60年。
解放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更名为南京博物院，尹先生留任，为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员。1951年2月12日，杨宪益先生将加拿大人明义士收藏的甲骨2390片，交到尹焕章手中，入藏南京博物院，尹先生作《本院新获甲骨喜讯》一文，登载于1951年5月30日的《南博旬刊》上。尹先生集自己多年保管文物的经验，撰长文《南京博物院的保管工作》，文中规章、图表俱全，后经国家文物局推荐发表在1953年11、12两期《文物参考资料》上，这对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博物馆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推动作用。解放初，随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展开，为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也变得繁重起来，当时成立了治淮文物工作队，曾昭燏任队长，尹先生和赵青芳任副队长，其间，尹先生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田野工作。同时，他还是安徽组的组长，足迹遍及安徽淮河各有关工地。之后，华东文物工作队成立，它仍任副队长，行踪遍及华东各省，其间曾率队赴河南郑州支援河南省的考古抢救工作。在华东文物工作队期间，他着重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先后发表了论文《从发现的文物中谈华东地区古文化概况》、《四年来华东地区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发现》、《江苏丹徒葛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探掘记》、《苏南新石器时代台型遗址的新发现》、《论我国东南地区苏、浙、闽新石器时代文化概况》等多篇论文，并出版专著《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华东大行政区撤销后，南京博物院改属江苏，尹先生又在江苏各地进行以新石器时代为主的各种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宁镇地区的早期遗址更是做过细致的探究，并和曾昭燏先生首先提出“湖熟文化”的概念，1959年他与曾昭燏先生共同发表《试论湖熟文化》一文，1961年又和曾昭燏先生共同发表《关于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一文。两文中所用的考古资料，主要是尹先生从实地考古调查、发掘所得。解放后十余年，尹先生亲自调查过的古遗址，占江苏省遗址总数的70%，且工作日记从不间断，而且都是在现场所记。因其出色的工作和在考古界的名望，尹先生出席了1960年江苏省“群英会”，还当选为南京市第四、五届人民代表。
正当尹先生准备将自己多年的笔记和其他资料整理以事著述时，文革开始了，尹先生在劫难逃。罪名之一是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政府迁台时带走大批文物，而尹先生当时正好在中央博物院从事文物保管工作，那么当然有协助国民党劫掠文物逃台之罪。罪名之二是“逃离”延安。罪名之三便是参加过什么“考古十兄弟”的“反动组织”。1968年冬至1969年上半年，江苏省南京市文化艺术界在南京农学院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有人员一律住在那儿不准回家。尹先生难以接受无休止的批斗、检查、交代，1969年3月29日，自缢身亡，时年60岁。“考古十兄弟”中死事最惨的要算这位“五兄弟”尹先生了。
尹先生死后，尹夫人带着16岁的三子、13岁的幼女下放到苏北农村，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直到1978年组织上为尹先生平反后，他们才回到南京。 祁延霈
祁延霈（1910——1939），又名祁天民，字霈苍，满族，山东济南人。1928年夏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次年，慕翁文灏之名，重新投考清华大学，入地理系。在清华学习期间他参加了北京郊区八大处、斋堂、百花山等3幅地质图的绘制，并对西北边疆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是清华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大学三年级时在《清华周刊》文史专号上发表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帕米尔史地考》。
1933年毕业后，他受聘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参与了殷墟第九至第十三次的发掘工作，并负责了第十二次发掘中范家港工作点的发掘工作。1936年，他还先后参与调查了山东沿海古代遗址、益都铜器时代葬地，并和梁思永、尹达一道进行了山东滕县安上村、日照两城镇的发掘工作，得龙山文化遗存。这段时间，他写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等论文。1937年，他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国地质调查所联合组织的西康古迹考察团，与安特生等人前往今甘孜地区的道孚、炉霍一带，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
1937年，抗战爆发，祁延霈随史语所西迁，在长沙停留期间，他听了徐特立关于中共《抗日救亡十大纲领》的演讲，思想上深受启发，是年冬离开史语所，先往重庆寻找失散的亲人，后奔赴延安，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二期第九队学习，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与新疆盛世才建立起统一战线，需选派一批干部去新疆工作，1938年夏，祁延霈被派往新疆工作，化名祁天民，出任新疆学院秘书兼教育系主任。他与林基路等共产党员，试图把新疆学院办成“抗大第二”，这激怒了盛世才，1939年春他被调往哈密任教育局长。哈密地区3个县只有4所条件极差的小学，在他的领导下，先后办起了27所农牧区公立小学，随后又主办了哈密地区二三百人参加的教师训练班，以解决师资贫乏问题，使区内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60％。1939年11月患伤寒病，住院医治无效，不幸身亡，时年29岁。 1946年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隆重追悼大会，追认祁延霈为新疆死难九烈士之一，8月5日，《解放日报》登载了《向祁延霈同志致祭》的追悼诗文。但直到1982年民政部才正式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胡厚宣
胡厚宣（1911——1995），名福林，字厚宣，后以字名世，河北望郡人，我国著名的甲骨学家，其甲骨文研究的造诣，是继“甲骨四堂”之后，我国甲骨研究第一人。
胡先生，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升入本科史学系。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就发表了《殷商文化丛考》、《匈奴源流考》、《楚民族源于东方考》等论著。因成绩优异，1934年北大毕业时，被傅斯年延揽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并先后参加了安阳殷墟第十、十一次发掘。
第十次发掘刘燿负责1001号墓，祁延霈负责1002号墓，石璋如负责1003号墓，胡厚宣负责1004号墓。后来因经费问题，遂把1003、1004两墓停掘，至1935年3月第十一次发掘开始后，胡厚宣才继续发掘1004号大墓。5月19日，该墓出土了两件大方鼎，即牛鼎和鹿鼎，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土年代这么久远的青铜大鼎，后又土了36捆铜矛。
第十一次发掘结束后，胡先生开始从事整理历次殷墟发掘的甲骨，与“甲骨四堂”之一的董彦堂（作宾）合编了《甲骨年表》，并为董作宾先生的《殷墟文字甲编》作释文。抗战爆发后，胡先生随史语所西迁，先至长沙，再由桂林转至昆明。1940年，正当史语所准备迁往川南李庄时，胡先生离开史语所，受顾颉刚之邀，到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任教，《殷墟文字甲编》的释文工作由此中断。顾颉刚是傅斯年的同学，他们是大学期间同一宿舍的朋友，但后来两人反目。胡厚宣转投顾颉刚，这让一向有学界霸才之称的傅斯年大为恼火。当年顾颉刚未听从傅斯年的安排，离开中山大学转至燕京，傅斯年就致信顾颉刚说：“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可去。”对顾先生尚且如此，何况刚出道的胡厚宣？傅斯年致信齐鲁大学：“至此后关于胡福林个人之行动，自与本所无涉，但该员服务于贵校期间，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难怪学界向有史语所垄断、封锁资料之说。但胡先生居然能从已有的和自己新发现的资料中，开出新路，在1940至1949这十年间，关于甲骨文研究，胡先生发表论文18篇，完成专著8部，其中四集《甲骨学商史论丛》荣膺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科学发明奖。李济先生对胡厚宣离开史语所自然也有意见，但李济先生在其晚年所著的《安阳》一书中，对胡厚宣在甲骨学研究上的成绩仍是充分肯定的，称胡厚宣对甲骨刻辞的研究“表现了客观理解及无偏见地解释殷墟出土原片甲骨刻辞的开始”（《安阳》第157页）。
因为抗战，殷墟发掘中断，私人盗掘一哄而起，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更是抓住这一机会，大肆收罗出土文物，偷运回国。抗战胜利后，胡先生以一己之力，开始不懈搜求散落在民间的甲骨。战争刚结束，他就离开成都远赴平津，奔波于各古玩店和旧货铺，40天时间里，他就得到甲骨2000片、拓本6000张、摹写2000幅。后又南下沪宁，倾其所有，从上海古玩商叶叔重处购得1940年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六七百片，同时还借阅了于省吾先生的甲骨藏品，并一一摹写下来。通过上述努力，胡先生写出《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等重要著作。
在齐鲁大学，胡先生先后担任了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中文系、历史社会系系主任。1947年，受周谷城之邀，至复旦大学任教，并出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解放后，胡先生继续研究着甲骨。1956年，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胡先生应邀参加了规划的起草，他提出出版一部《甲骨文合集》的意见，该意见被采纳并列入历史科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同年，由周恩来亲自下令，调胡先生至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胡先生于1957年到任。
《甲骨文合集》一书，虽是郭沫若主编，但实际主持者却是胡厚宣。该项工作于1959年开始实施，但因运动不断，至1964年就基本停止，1966年文革开始，便完全停止，直到1973年才又重新启动。从1959年开始，到1983年该书出齐，胡先生领着一批年轻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先后走访了全国30多个城市，90多家单位，以及数十位私人收藏者，所到之处，均对该处所藏甲骨精心筛选，精心摹拓，对散失国外的甲骨，也想方设法进行收集，穷二十余年精力，十三册煌煌巨著——《甲骨文合集》终于出齐，该书共收甲骨41956片，为国内外提供了一部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传世甲骨著录总集。
据胡先生的儿子胡振宇统计，胡先生一生，专著（包括翻译）17部，论文194篇，其中绝大多数与甲骨文研究有关，在“考古十兄弟”中，他与石璋如是著述最多的两位。
1995年4月16日，胡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5岁。 王湘
王湘（1912——），字元一，河南南阳人。他虽是“十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如论参加安阳殷墟发掘，他是资格最老的一位，1928年的第一次发掘他就参加了。据各种资料综合统计，他先后参加了殷墟的第一、二、三、四、六、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发掘，是“十兄弟”中参加殷墟发掘次数最多的一位。李济先生曾对王湘负责的殷墟H127坑的发掘大为赞扬，称他“除了有长期从事安阳发掘的经验外，还是最有独创性的田野工作者之一。”
1930年11月，他还与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李光宇等参加了由李济先生主持的龙山镇城子崖的第1次发掘，1931年10月，他又与吴金鼎等人参加了由梁思永主持的城子崖第2次发掘。1934年11月，他和李景聃一起在安徽寿县一带进行史前遗址调查，发现了十二处古文化遗址，写有《安徽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
1937年，抗战爆发，王湘随史语所迁到长沙，其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建临时大学也驻在长沙。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布告学生，凡愿服务于国防有关机关者，得请保留学籍，并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担任了临时大学的军训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长。这样，临时大学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投笔从戎，王湘也参加了这个行列。1938年，王湘到了延安，以字行，名王元一。尹焕章先生赴延安入抗大学习，就是他介绍的，其时王先生任三原县八路军联络站站长。解放初期王先生在中南区重工业部工作，后调在北京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98年改名为科学技术部）工作，直到离休。在文革中，因尹焕章先生1938年赴延安后又离开的问题，南博曾向王湘先生外调，王湘先生实事求是讲了当时的政策和情况，一句违心的话都没有，这份王湘先生亲笔写的材料现在还在尹先生的档案中保存着。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生病在家的王湘先生，还特意托家人捐款，这事见于科技部官方网站。2008年10月，王先生还为纪念安阳殷墟发掘八十周年题了词——“安阳科学考古精神的发展永存”。
王先生是“十兄弟”中仅存的硕果了。 高去寻
高去寻（1910——1991），字晓梅，河北安新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入北大本科史学系。他大学时发表了《殷商铜器之探讨》、《〈山海经〉的新评价》、《读〈前汉书·西域传〉札记》等论文，其毕业论文《李峪出土铜器及相关之问题》更表现出他的才华。1935年，高 去寻毕业，被傅斯年揽入史语所为见习助理员。
1935年9月，安阳殷墟开始了第十二次发掘，高去寻被派往殷墟参加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工作。那次西北冈的发掘，可以说是殷墟发掘以来最大的一次发掘，出土器物也非常多。但因为高去寻为新手，领队梁思永挑选了最有经验的工人给他，让他去发掘几个小墓，使他无缘大墓的实地考察。这之后，高去寻又参加了殷墟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发掘。在第十三次发掘中，他有幸参加了著名的YH127坑的发掘，此坑出土甲骨两万余片，完整龟甲300余版，为中国殷墟发掘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当时，潘悫致信李济、董作宾、梁思永三位先生汇报此事，信中说：“同人日夜工作，石（璋如）、李（景聃）、王（湘）、高（去寻）四君已两夜未睡。夜即坐守坑边，毫无倦怠，精神上至为兴奋。生虽未能参加工作，然亦过度狂喜，竟亦两夜未眠矣。”因为长年埋于地下，甲骨本生有湿度，在出土时如遇阳光照射，水份蒸发，甲骨就会断裂，字就看不清楚。为避免这种情况，几位先生指挥民工沿这批甲骨四周挖了一个深约一米七的环形大坑，使YH127坑内的甲骨和泥土形成一个圆柱体，再做一个巨大木箱套在上面，连土带甲骨将这YH127坑整体运回南京。
1937年7月，高去寻升为助理员，也就是在这个月，抗战全面爆发，高先生随所西迁，经长沙、桂林、昆明，1940年，迁至川南宜宾李庄。1941年升为助理研究员。1943年升为副研究员。在抗战期间，高先生与李济、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王介忱等人一起参加了四川彭山的考古发掘工作。抗战胜利后，复原回到南京，1949年去台，同年升为研究员。去台后，高先生与李济、石璋如等先生一道参加和领导了大马璘等遗址的发掘工作，为台湾的田野考古打下了基础。然而高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则是从1954年开始的。
1935年殷墟第十二次发掘，梁思永先生主持了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这次发掘虽然意义重大，但发掘报告一直未能整理。抗战开始，史语所先迁长沙，再迁昆明，一路上，梁思永先生都在思考报告的撰写，并有了要点和大致的轮廓。但因颠沛流离，报告一直未能着手进行。1940年冬，史语所迁到李庄之后，梁思永先生开始撰写报告，并准备一气呵成。但天不遂人愿，不久梁思永便病倒，而且很重，报告就一直耽搁了下来。直到1954年，梁思永在北京逝世，高去寻先生才受命整理这些材料，并撰写报告。
整理别人的著述谈何容易，李济先生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中说：“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高先生担起了这项工作，他当年没有亲自参加侯家庄西北冈各大墓的发掘，这是一层困难。其次，梁思永先生草书另成一格，颇难认定，且经过岁月磨灭，由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已经褪色，有些还被误认为白纸，这是第二层困难。此外，还要核对原物，翻检发掘日记，总之是苦不堪言。高先生历时二十多年，到1976年终于出版了煌煌七本的侯家庄西北冈发掘报告，完成了不朽的盛业——《侯家庄》。更为可贵的是，高先生只承认这二十多年的辛苦，只是辑补了老师的未完稿，虽然高先生的补写在篇幅上占了80%，但在该书扉页上的题署依然为：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高先生说，他这样做，是在为“史语所还债”。
高先生一生出版的著述除述上述七本《侯家庄》专著之外，尚有21篇论文，另还有四部与侯家庄有关的未刊专著和一部有关殷代小墓的专著。
高先生196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2年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1978年任史语所所长，1981年卸任。1991年10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 潘悫
潘悫，字实君，生卒年不详，籍贯不详，生平行状亦知之甚少，哪年入史语所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入史语所之后，先是在北京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1930年史语所在整理这批档案时，发现其中有明内阁进呈的《熹宗实录》散页，这引发了所长傅斯年校勘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钞本《明实录》的愿望，从而开始了大规模整理《明实录》的工作，潘悫先生参加的就是这项工作。1935年9月。他被派到安阳殷墟发掘现场，参加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后又参加了第十三至第十五次的发掘工作，先后在候家庄西北冈、小屯村北等工作点担任绘图员的工作。在这期间，1936年，他还参加了山东滕县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有论文《山东滕县下黄沟村宋代墓葬调查记》行世。
1937年抗战报发，他随史语所西迁，一路负责押运考古组的文物，先到长沙，再迁昆明，后迁川南李庄。在迁往李庄的行程中，他和王文林为先遣人员，具体负责水路转运的联系、安排行程、接送文物等事宜。在李庄板栗坳，潘悫先生住在柴门口，同住一个大院的还有劳干、逯钦立、岑仲勉、黄彰健、何兹全、董同龢、李连春、芮逸夫等，生活虽艰苦，但一拨文人住在一起到也融融。这段时间，潘先生主要为梁思永先生整理殷墟候家庄西北冈的发掘报告作绘图工作。当时，人手极端缺乏，梁思永致信在重庆的傅斯年，请他招考几个善于绘图的人来，信中说：“三组绘图员一席又虚悬。请兄就便在重庆招考。关于资格，弟意：学历不必限制；年岁在廿五岁左右或以下，年轻一些好；能绘图兼摄影为上选；绘图以钢笔黑墨画为主（尤着重线条）；须能写生兼机械画。三组各报告大致都进行到绘制图版之阶段，此项技术人员之需要甚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应，工作只好让实君（按：即潘悫）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无法估计了。三组现积之绘图工作，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个须能兼摄影。”可以想见其工作之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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