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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李鸿章，《入都》 丧权辱国。 公元 1958 年，合肥郊区的一个墓园里，狂热的人群将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墓挖开，从黑漆棺木中拉出一具裹着黄马褂的完好尸骨。一番批斗和辱骂之后，意犹未尽的人们干脆开来一辆拖拉机，将尸骨拖在后面开始游街。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尸骨渐渐崩散碎裂，化为残渣，和扬起的灰尘混杂拥抱，不分彼此。 尘归尘，土归土。权倾天下二十年，一手力挽狂澜的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就以这种方式和自己的故乡永远融合在一起。 一百三十五年前，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市肥东县的一个官宦家庭。他的家族并不是那种豪门望族，只是以诗书传家的地方士绅，有还可以的土地和财富，勉强属于合肥的上流社会。李鸿章小时候和家族兄弟们一起受到严格的传统儒家教育，天资聪颖的李鸿章也不负众人所望，学问突飞猛进，十七岁就考中了秀才。 李鸿章十多岁时，他的父亲李文安赴京城赶考，中了进士，留在京城当了个小官。单纯从自身地位来说，他父亲人微言轻，对李鸿章的未来发展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不过，他父亲在赶考时认识了一位同学——湖南籍举子，著名的儒学家曾国藩。 在清末官场上，这种同科考中的关系被称为“同年”，就像如今的大学同学一样，属于四大铁关系之一。在李鸿章二十一岁时，父亲让他也进京，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名师高徒的搭配，要是放在唐宋时期，那必然又会成就一个文坛佳话。 但很不幸，这一对师徒所面临的，是一个极为混乱的末世。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之一，上一个一统天下的元朝，不到百年的时间就被此起彼伏的义军战翻，赶出关外去了。再往前追溯，那些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最后要么全盘汉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欢乐一家人；要么坚守着自己的独立性，最后耗干力气，被赶往北方或者西方。运气好的，能去西域或中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运气不好的，就默默地消失在草原上，成为历史的谜团。 以此为鉴，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一直都战战兢兢、励精图治，生怕同样的历史也发生在清朝身上。在兴文字狱、设满汉大臣、隔绝通婚等一系列手段下，清朝不仅将社会稳定下来，更是在这条独木桥上开创了康雍乾这一上百年的盛世，彻底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是中国的幸运，也是中国的不幸。客观来说，清朝实实在在的将东北、西北、西南的大片土地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从 @ 布哈林他们所做的地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如果不是清朝的开疆拓土，很多地方，今天我们是没法拍着胸脯说“自古以来”的。 从另一面来说，清朝统治阶层以八旗贵族为主，皇帝像是一个部落首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至高无上的天子。铁杆庄稼的政策，更是加速了这个统治民族的整体堕落。几十上百万的满族同胞，绝大部分没能成为中国发展的助益，反而成了提笼遛鸟、听书唱曲的顽主。而八旗贵族们都在忙着压榨吸吮社会的财富，甚至到了无法无天的境地——反正皇帝是我表姐夫家二大爷，只要不是造反夺嫡，其他的那都不是事儿！ 如果这是千年以前的中央帝国时代，那倒是无所谓。大不了这个王朝延续二三百年，随后被另一个王朝所替代。不管王朝如何兴替，中国始终都是那个中国，还是稳踞在天朝的宝座上。 很可惜，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明末到清中期，中国的文化、技术、经济各方面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在原地踏步甚至落后。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正在工业化、科学化的浪潮推动下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明朝晚期的时候，西方传教士还在感叹这个帝国的富庶和强大，但到乾隆朝的晚期，传教士已经开始记述这个帝国的贫困和愚昧。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看到清军装备后，立刻向乾隆宠臣福康安提出建议，认为清军的武器和训练已经大大落后于欧洲诸国，英国非常愿意向这个东方帝国提供新式火器和训练教官。 福康安傲慢地拒绝了。这个在祖先的传说中长大，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年轻重臣，依然沉湎在骑射无双，满万不可敌的神话当中。至于火器这种奇技淫巧，当年入关时也没少见明军使——看起来确实吓人，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我堂堂天朝，还用得着你们蛮夷教吗？ 随着盛世泡沫的幻灭，嘉庆道光之后，清朝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衰退的道路。在这个已经沦为黑暗森林的世界中，衰落所代表的，并不是王朝交替所带来的痛苦，而是亡国灭种的危机——十六世纪， 159 名西班牙火枪手就给印加帝国上了一课。落后的后果，就是国家被灭亡，典籍文字全被焚毁，所有的财富都被掠夺，人民死于饥荒和奴役。 虽然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欧洲曾陷入革命和战争的漩涡，但到了十九世纪后，欧洲各强国彼此之间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阶段。非洲、拉美和南亚的殖民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世界各地的金银矿也大多都发掘完毕。世界上最庞大的财富不在别处，正是东方那个古老帝国历经数千年累积下来，至今还在通过贸易不断增长的库藏。自从马可波罗以来，欧洲人就知道，这个帝国的财力可以用金砖铺满地面，可以用比黄金更珍贵的瓷器建成楼阁！在大皇帝陛下的宫殿里，随便一件珍玩，就抵得上一名贵族的全部家产！好羡慕、好嫉妒、好想要……好想去抢啊！ 这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徒所面对的世界，数千年来前所未有，无比残酷。 二十四岁时，李鸿章考上了进士，成为一名待业官员。一直等了三年，才从待业升级到翰林院编修——也就是一名光荣的官员实习生，算是勉强进入了官僚体系的门槛。虽然这时候老师曾国藩已经升到了司局级，但也已经年近四十了。官道之途，前路漫漫，多少天才终其一生，又能爬到哪一步呢？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等待任何人，也不吝于给有准备的人提供机会。当曾国藩、李鸿章蹉跎于官场的时候，广东有一个屡试不第的穷秀才洪秀全，愤愤地丢下四书，拿起了一本从海外传来的《圣经》。从这本书里，他倒是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人人均等、天下太平”的理想之国。他曾经想加入教堂，成为一名虔诚的修士，但被传教士干脆地拒绝了。愤愤不平的洪秀全，干脆自己成立了一个民间的传教组织：拜上帝会。很快，这个地下宗教组织就在两广一带迅速扩展开来。 1851 年，洪秀全见时机已到，于是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正式反清，自号“太平天国”！两广一带的教徒和穷苦百姓望风景从，纷纷加入，令太平天国的势力急剧膨胀，各州府主官望风而逃。短短两年，太平天国就已经席卷南方各省，并攻下了重镇南京，正式建都。看起来，这很可能和当年朱元璋反元一样，又是一个新朝代的开始。 真的如此吗？虽然在历史课本上，太平天国的身上笼罩着各种各样的光环，但事实中，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杯具的种子： 以教立国，古往今来，没有能成大事的。宗教只能提供一时的狂热，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况且在中华的土地上，宗教是无法与世俗相抗衡的。从太平道、明教、白莲教等诸多教派的下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领导结构不清不楚，东南西北王一大堆，都快凑一副麻将了……洪秀全本身就骄奢淫逸，没有领导能力，手下偏偏又是一帮不省心的。权力的分散，直接导致之后的数场内乱，还没和敌人打就已经大伤元气。 没文化。太平天国的领导阶层都是破落秀才和贫苦百姓出身，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去吸纳那些有能力有远见的人才，这直接导致了天国的跑偏……没文化，就没有情怀，没有梦想，没有团结，形成不了能够自发成长的、锲而不舍的力量。 尽管如此，太平天国的覆灭，还是因为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大乱起时，曾国藩正因为母亲去世在湖南老家守孝。看到太平天国如同砍瓜切菜一样推平各地绿营兵，曾国藩坐不住了。恰好，这时候咸丰皇帝下令各地自办团练自己抵抗，曾国藩就借助这杆大旗，发扬家族在湖南的影响力，纠集数千人，成立了著名的湘军，发誓要和太平天国死磕到底！ 从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理念和宣传有多么重要。和我们印象中后来工农起义振臂一呼，百姓立刻群起响应，分分钟翻天覆地的剧本不一样，太平天国其实受到了各地士绅和宗族力量的很大阻碍。在天国里，根本没给士绅和祖宗们留下位置。对于天国的普通百姓而言，日子过的也并不见得好到哪里去，甚至还有妻离子散的。湘军作为地方、阶级、宗族色彩都很浓重的军队，开始是在劝诱和赏金之下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富贵而战，打着打着就变成了血海深仇。湖南人好勇斗狠的血性一旦激发出来，那真是犹如开了嗜血的蛮子，战力爆表，不死不休。 就这样，湘军和太平军连场大战，开始被压着虐，曾国藩“屡败屡战”，输的几乎要跳河自杀。但逐渐的，太平天国自己内杠不止，湘军则败而不死，在战火中越练越强，双方的形式逐渐逆转。 李鸿章在初期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之一，也加入了湘军幕府，作为曾国藩的参谋和助理。湘军的出身决定了他的地域性和家族性非常强，作为一个安徽人，李鸿章在这个团队中地位虽然不低，但也很不舒心。在历练几年之后，太平天国在湖南这一边的发展受到阻碍，于是转而扫荡上海江浙一带。分身乏术的曾国藩干脆命令李鸿章带着学到的东西和曾国藩的资助回到老家合肥，仿照湘军拉起了另一支队伍：淮军。 也许是年轻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曾国藩的湘军还是一支典型的传统军队，到了李鸿章这里，他就开始大量借鉴西方经验，用西式训练方法、装备乃至教官来武装自己的淮军。靠着上海租界的财富，在各列强和江浙沪包邮的支持下，淮军很快就建立起来，并且成为一支半近代化、战斗力颇强的部队。 湘军和淮军的两面夹击，高层的权利斗争互相杀戮，列强从坐山观虎斗转为全面支持清廷，这一系列力量终于摧垮了新生的天国。十几年醉生梦死之后，洪秀全在天京城破之前自尽，湘军入城放手大屠，军民死伤殆尽。 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短短的时间内，让中国的局势整个为之翻覆。清廷的遮羞布被揭起，明眼人都看到了朝廷的无能、地方驻军的笑话。西方诸列强从此不再尊重中国，不再将中国视为平等的力量。湘军和淮军趁势崛起，百多年来，军权第一次真正掌握在汉臣的手中。朝廷这个庞然大物在野心家眼里已经不算什么了，各地豪强，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准备在未来的天下大乱中分一杯羹。 战后，已经抢够了金银也流够了血的湘军逐渐散去，几万人的淮军成了全国上下最能打的军队。在随后剿灭捻军的一系列战斗中，淮军用战绩坐实了自己强军的名头，实力和影响进一步扩大。作为淮军的主帅，李鸿章的地位也随之巩固，一跃成为数得上的朝廷重臣。这一对师徒，用十几年的征战和杀戮，为自己铺平了直通青云的捷径。在战后的权利瓜分中，曾国藩一系掌握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职权，李鸿章一系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位拿在手中。大权在握，李鸿章立刻展开了自己的革新之道：洋务。 所谓洋务，就是向西方学习。很难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李鸿章对洋务变得越来越热衷。也许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李鸿章就感到了西方列强那种难以战胜的力量。也许是在组建“近代化”的淮军，和洋枪队一起围攻李秀成时，这种感觉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他的纯儒老师曾国藩不同，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李鸿章所看到的，是“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痛定思痛后，他将自己的大半精力都投入到洋务建设中。他的一系列举措，开辟了后来洋务派的先河，给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最早的基础： 开煤矿、开铁矿、办机器制造局、办军工、办招商局、铺铁路、拉电报、开邮局、兴办工商业、建船坞、设翻译局、设军事学堂和洋学堂、派留学生、建北洋陆军、建北洋水师……李鸿章以比穿越者还要积极的态度努力建设着这幅美好的蓝图，在落后的中国硬是开辟出来一条近代化的道路。 这条路满是荆棘。和那个举国上下一心的近邻日本相比， 1860 年以后的中国，已经彻底沦为腐臭的泥沼。一同垂帘的慈安太后暴毙后，慈禧迅速掌握了朝廷最高权力，日益骄奢。奕?等八旗贵族各有异心，小动作不断。朝廷大臣大部分是老佛爷门下，忙着溜须拍马，大建宫室。各省督抚自有打算，开始拥兵自重。士绅目光短浅，就看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百姓愚昧，宁可相信鬼巫神汉，也不愿相信门前的铁路能带来机会和财富。 当然，即使是在这样的末世中，还是有一些或警醒或聪明或真正胸怀忠义的人物，和李鸿章一手带出来的淮军旧部一起，组成了清末中国最庞大的势力集团——北洋。这个团体以李鸿章为首，以职权衙门为主干，以陆军和水师为爪牙，以煤铁军工为动力，以官办商业为血脉，在这个畸形的世道中急剧膨胀。银两滚滚而来，又流水般用到各处，艰难维持着中国近代化的小小萌芽。在李鸿章的持续经营下，陆军和水师都颇有气象，北洋水师更是雄霸亚洲，一度成为世界上数得着的强大海上力量。 就像任何一个同样有权有钱的集团一样，这个团体里，也充斥着各种蠹虫。数以千万的金银，维持了近代化军队的同时，更多的还是养肥了这个团体的高层。比如北洋集团的大管家，“五路财神”盛宣怀，在给北洋挣钱的同时，也没忘记自己致富。他去世时，家产共计白银 1349 万两，相当于清末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聚敛能力可见一斑。 在维持北洋的同时，李鸿章也被委以全盘负责外交的重任。自打鸦片战争以来，和外国人谈判就是个背黑锅的活，办好了是应该，办不好就“诛之以谢天下”。清廷没人愿意，更没人能接下这个烂摊子，也只有让李鸿章这个相比之下对西方列强最有发言权的人出头。 这个盘不好接。从 1842 年的南京条约开始，西方就看清了朝廷的一副怂样。从此，一个接一个的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让你签你就得签，不签就一顿胖揍，揍到你乖乖签字为止。对于清廷来说，签条约这种事，就像是院子里的姑娘接客，第一次扭扭捏捏痛不欲生，等多来几次以后，就无所谓了——有时候，与其给家奴揩油，还不如让友邦爽一爽更有快感啊！ 即使是这种烂盘，李鸿章接的也挺不错。他周旋于各国之间，虽然签下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也能从列强嘴里，抢下几个相对公平，或者是令中国受损较少的约定。在西方世界中，李鸿章也因此声名鹊起，被视为中国的实际掌权者和东方文明智慧的代表，受到西方的一致尊敬——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总的来说，二十年来，李鸿章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颇有建树。因为他和同时期另几位重臣的活跃，大清竟然一扫之前的颓势，显露出一派中兴的气象。热火朝天的矿山，日夜不休的工场，巍峨的铁甲巨舰，都给人一种我大清洋洋千载，老佛爷万寿无疆的观感，仿佛走出了一条有大清特色的近代化改革新路。 既然形式一片大好，既然我们的海军已经亚洲第一，那就没有必要再拿银子打水漂了——老佛爷的心腹如此说道——正好老佛爷万寿将至，不如用钱给老佛爷修个漂漂亮亮的园子，让这位为大清辛苦操劳一辈子的长者可以颐养天年吧？ 就这样，昆明湖、万寿山、一座座巧夺天工的殿宇拔地而起。而北洋水师的巨舰却没钱出海，泊在港内慢慢锈蚀。不但旧船没经费维修，连在英国订购的新船都无力购买，最终被日本买去，作为自己的主力。此消彼长之下，曾经横行东亚的无敌舰队哪还有半点优势！ 看看地图就知道，作为亚洲一隅的岛国，日本唯一的扩张方向，就只有东亚大陆的朝鲜和中国。在当了许多年的小弟之后，通过脱亚入欧完成工业革命的新兴日本看着大海对面那个巨大但垂垂老去的帝国，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可以战而胜之的机遇，以及自己勃勃的野心。在这疯狂的野心促使下，日本倾尽全国之力，榨尽每一滴资源，打造出了一支可以与北洋一战的军队。到了 1894 年时，日军已经完成准备，而日本也已经因为可怕的军费支出踏上了破产的边缘。如果再不动手，日本自己就会先轰然倒塌。既然如此，那就战罢，向那个庞大的不可想象的帝国亮出獠牙！ 甲午！甲午！甲午！ 其实，几年来，所有消息灵通的人都清楚的知道，中日之战不可避免。但问题是，光绪等人想战，老佛爷等人想和，各执一词，上下异心。日本都在朝鲜开打了，这边还没作出决定，更没做好准备。 李鸿章一点都不想打。作为北洋的掌门人，他很清楚在貌似强大的外壳之下，北洋其实不堪一击。在与自己门生的书信中，他明确写道：“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还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足，亦可支吾对付……若必须爽手扯破，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 但随着日军的进逼，在朝廷和民意的巨大压力下，李鸿章只好出兵。不出所料，在平壤，北洋陆军聂士成等部虽然尽力奋战，但统帅叶志超竟然临阵脱逃，导致清军一日即败。在海上，全军出战的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会战于大东沟，激战半日后，致远、经远、超勇等舰沉没、邓世昌、林永升等人全舰殉国，北洋水师损失巨大，只得退守威海母港，并在随后的威海卫之战中全军覆没。海陆均胜的日本席卷而来，各地守将望风而逃，数十万清军，竟不能阻挡日军的锋芒。大清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李鸿章殚精竭虑建立起来的水陆两军，转眼就付诸流水。 大败消息传来，国内一片哗然，二十年来负天下之重望的李鸿章顿时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人欲杀之而后快，仿佛甲午之败，全都是他的过错。杀了李鸿章，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这是何等的讽刺。此时的人们，已经忘记了正是李鸿章亲手铸就了北洋军队，亲手将他们送上战场。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北洋水师以弱旅迎战强敌，还能以五舰沉没换来日军舰队五舰重伤的战果，已经是尽心竭力。在最后的刘公岛，北洋水师更是战斗十几日，直到弹尽粮绝后才无奈投降，丁汝昌，刘步蟾等水师英烈自尽殉国。在陆地上，死战不屈，能给日军造成杀伤的，也是北洋陆军中的部队，更有左宝贵等将领力战而死，甚至尸骨无存。反观日本进军时其他清军的表现，不是不战而溃，就是望风而逃，别说和北洋军队相比，连各地百姓自发组织的义军都大大不如。 甲午之战，其实是一场必败之战。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在此战中都是投入了全国的力量，兵精将锐，上下一心，以自己的百年国运孤注一掷。而在清朝这一边，则是将帅无能，各怀异心，处处掣肘，各地督抚坐看北洋和朝廷的笑话而已。当时的西方报纸曾报道说，日军在刘公岛俘获了北洋水师剩余舰队后，其中的广丙舰竟然通知日军，说本舰其实是归属广东省的，和这场战斗无关，日军应予以放行。 可笑，可悲，可叹。原来，从头到尾，这其实就是李鸿章一人和日本一国的战斗。 大败之后的李鸿章，反而很平静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朝廷并没有放过他，而是给了他一个更为难堪的任务——与日本议和。已经七十多岁的李鸿章只好前往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日夜谈判，受尽屈辱。在马关，甚至有日本浪人刺杀李鸿章，一枪打中左脸，几乎要了他的性命。朝廷和日本想换人，但李鸿章坚持以重伤之身继续和谈，那会还比较要脸的日本高官们理亏之下，只好在谈判中作出了部分让步，让中国在马关条约中所受的损失略有减少。 谈判完毕后，李鸿章被朝廷闲置，只是处理些外交上的事务。连日本都打不过的中国，已经被列强们彻底视为可以随意凌辱调教的对象。最后一层遮羞布撕开，一个个苛刻无比的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李鸿章就是朝廷拿来背锅的最好人选。 1900 年，当老佛爷在义和拳和满洲贵族的蛊惑之下竟然向全世界开战时，听闻此事的李鸿章老泪纵横。他明确地预感到，人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口黑锅，马上就要落在他的肩上。这一次，大清完了，这个国家也很可能就此沉沦到地狱之中，再也不会有翻身的机会。 果然，义和团的神功还是敌不过枪炮。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老佛爷和光绪帝仓皇出逃，在亡命路上恢复李鸿章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身份，让他去和列强们和谈。年近八十的李鸿章竭尽全力在各国间周旋，卖尽自己的脸面，被那些年轻气盛的特使们呵斥的如奴婢一般。在他的努力下，辛丑条约的赔款从十亿两白银降低到四亿五千万两。完成这最后一件工作的李鸿章挣扎着在条约上签字，回来后就大口吐血。在他去世前的一小时，俄国特使还在病床边逼迫他在中俄密约上尽快签字，榨干了他的最后一点生命。 他在临死时写下了自己的绝命诗，读来令人落泪：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虽然去世，但是却留下了一个无比巨大的遗产：北洋。虽然在甲午中一败涂地，但北洋根本犹在，还有着足够的财力、人脉和影响。这份遗产最终为袁世凯所继承，并且在他的手腕下重新成为中国最大最强的军阀集团，将袁世凯推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高位。即使是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所分裂成的奉系、直系、皖系等军阀还掌握着中国的半壁河山。从北洋系所出的各类人才，更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赫的一支力量。当年李鸿章在合肥所建立的淮军，对历史的巨大影响竟然一直到数十年后还未消散。 李鸿章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杯具。他聪明吗？有能力吗？有胆识吗？这些都毫无疑问。他在综合能力上，绝对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出色的。即使是在那个中国人被轻视被蔑视的年代里，欧美和日本的评论者们都将他视为能够和德国宰相俾斯麦并列的强人，以国家元首的规格去接待他，尊重他。而他庄严的容貌威仪、机制敏锐的词锋、骄傲沉稳的态度、无人可比的城府，更是让西方知道，中国也有这样英雄伟大的人物，而不是什么一无是处的劣等民族。十九世纪的诸国都是英雄辈出，而中国的伟人，只有李鸿章一人而已。 他的杯具，在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在于他被局限的思想和眼光。他的一生为国鞠躬尽瘁，但他所忠的，是一个已经没有价值的腐朽朝廷。他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但只能学来别人的皮毛，学不来西方的思想和精髓。他创办新军购置军火，但他的军队用着最新的武器，却还是古老过时的编制。他纵横战场杀敌无算，但所杀的其实都是自己的民族同胞，对真正的敌人鲜有胜绩。他纵横天下捭阖无双，但身居弱国全无后盾，最终只能签下一份份的屈辱协议。他的运气其实很好，但还是抵不过这个国家的沉沦大势，一战之后就此衰颓。他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良多，但生前身后都是骂名，人人都叫他“卖国奸贼”！ 假如他不是生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局之中，他很可能会被历史描写为如同诸葛亮、郭子仪一样的名臣典范，也有可能会被描写成霍光一样的权臣，或者像王安石、张居正一样的改革家。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绝不会像后来一样背上这么多的污水的骂名。某种意义上说，他用自己的杯具指明了那些错误的选择，令后来的英杰们得以绕开悬崖绝壁，引领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对于这个一心只为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老人而言，我相信这就足以令他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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