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对我国文艺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来说，他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88年在我国首次出版，到六卷本《巴赫金全集》1998年在我国一次推出，十年间我们对巴赫金的认识和研究经历着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从复调小说理论、文学狂欢化理论、超语言学理论，到对话理论，人们对巴赫金的文艺学美学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些年来经过一番思考，我更关注巴赫金诗学研究对文艺学建设的意义。
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讲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问题，在我看来，这部专著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不如说是巴赫金的诗学：巴赫金是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分析来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多方面，他在自己著作中提到的诗学就有社会学诗学、体裁诗学和历史诗学，当然还应当包括文化诗学。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总体性的诗学研究，他不是孤立地研究单一的诗学，而是在各种诗学的相互联系中对诗学进行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尽管如此，在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中，文化诗学研究占有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地位，他对文化诗学研究下的功夫最大，影响也最大。他的两部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特别是后一部，完全称得上是20世纪文化诗学的名著。
 
巴赫金为什么关注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是当代诗学研究的热点，而巴赫金则在本世纪初就下大功夫进行文化诗学研究。伊格尔顿认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始于俄国形式主义，他说：“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科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拓荒性论文《艺术即手法》。”[1]当形式主义诗学在俄国崛起时，巴赫金就同它展开积极的对话，这种对话既是通过《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也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进行的。他肯定形式主义的积极意义，并没有全盘否定形式主义。他认为形式主义坚持的是“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并把形式主义诗学称之为“非社会学的诗学”。巴赫金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他主张诗学研究应当从文学内部结构入手，从文学体裁和形式切入，但又不应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在他看来，既“不能把诗学同社会历史分析割裂开来，但又不可将诗学溶化在这样的分析之中。”[2]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经历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语言学转向，现在又回到了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从内部研究又回到了外部研究。而这个历程巴赫金在本世纪20年代早已完成了。巴赫金对诗学的思考和对文化诗学的关注，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巴赫金对文化诗学的关注是同他对文艺学建设的思考相联系的。他始终认为文艺学和诗学的一大不足是没有同文化史的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没有“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也就是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因此，当代的文艺学就有一定局限性，只根据官方化了的文学得出的理论概括无法深刻阐明象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些渗透民间狂欢化文化的作家的创作本质。巴赫金这种对文艺学和文化诗学关系的理论思考是从他的两部专著开始的，到他的晚年——70年代，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不断深化。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敏锐地指出以往的文艺学没有能够揭示出作家创作的本质，原因就在于没有看到作家创造了复调小说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而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思维又是源于民间狂欢化文化。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巴赫金也指出以往的文艺学没能够猜透拉伯雷创作之谜，原因就在于没有看出拉伯雷怪诞的现实主义同民间笑文化的内在联系，而企图将拉伯雷创作置于官方文化的框架里。这两部专著的特色和贡献，就在于力图在民间文化的潮流中理解拉伯雷的创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同时，巴赫金也通过对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和民间文化关系的研究，引发出对文艺学的不足的反思。
    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40)的导言中，巴赫金指出民间的笑文化“始终没有成为稍许认真和深刻的文化史研究、民间创作研究和文艺学研究的对象”，人们仅仅用与其格格不入的现代美学概念套用于它。[3]
    在《拉伯雷与果戈理》(1940)一文中，巴赫金明确指出：“现代文艺学的一个主要不足，在于它企图把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整个文学全纳入官方文化的框架内。其实，拉伯雷的作品只有放到民间文化的巨流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民间文化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是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并形成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和形象反映世界的独特形式。”[4]
    在《〈拉伯雷>补充与修改〉(1944)一文中，巴赫金更是尖锐地批评“欧洲的文学理论(诗学)，是在很狭窄、很有限的文学现象的材料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为“它形成于文学样式和民族标准语逐渐稳定的时代；这时文学和语言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震撼、危机、斗争和风暴——早已逝去，相关的回忆已经淡漠，一切都已得到解决，一切都已稳定下来，当然只是积淀在官方化了的文学和语言的上层”，而象希腊化、文艺复兴晚期这样一些时代的文艺生活却“没有能反映到文学理论中”。[5]在巴赫金看来，欧洲文学理论(诗学)的偏窄主要在于只反映社会稳定时期的官方化了文学现象，没有能反映社会变革和转折时期的渗透了民间文化的文学现象。
    到了晚年，巴赫金对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文艺学和文化史研究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带总结性的看法。1970年，他应《新世界》编辑部的邀请，对当代文艺学的现状和所面临的任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6]他首先肯定俄罗斯的文学理论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有一大批才华出众的文艺学家，有巨大的潜力。但又指出当代文艺学未能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主要是缺乏流派的斗争和大胆的开拓，“不敢大胆提出基本的问题，在广阔的文学世界中没有开拓出新的领域或发现一些重大的问题。”他认为“文艺学实际上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文学又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因此文艺学的研究没有什么类似灵丹妙药的方法，对文艺学的研究只能“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只有这样做才能加深对文学现象的理解，揭示出文学现象新东西。
    巴赫金正是从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观点出发，从文艺学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观点出发，强调要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提出“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文学与文化关系问题上，在文艺学和文化史关系问题上，巴赫金提出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第一、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文学不能脱离开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在这一点上巴赫金反对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强调文学的特殊性，把文学同其余文化割裂开来；二是反对越过文化把文学与社会经济因素直接联系起来。在他看文化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文学的中介，社会经济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
第二、各种文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仅文学与文化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各种文化领域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它们之间界限的划分在各个时代也各不相同。在巴赫金看来，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封闭的，而是对话的，开放的；各种文化的对话和交融正是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他特别指出“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领域的封闭的特性中。”
第三、要“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来揭示“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潮流)”。在巴赫金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潮流。在分析一个时代的文学过程时，不要只注意报刊的喧闹、文学流派表面的斗争，而要抓住对作家创作真正产生强大而深刻影响的文化潮流，其中他特别强调要重视底层的民间文化潮流对文学进程的重大影响，如果不这样做，就“难于深入到伟大作品的底蕴”，文学就会让人觉得是一种委琐的而不是严肃的事情。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巴赫金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理解，对文艺学与文化史关系的理解相当深刻，他倡导的是一种整体的文化观，认为不仅要重视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且要重视文化作为一个“有区分的统一体”对文学的影响，其中特别要重视民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他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理论基础，同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巴赫金文化诗学的实证分析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不是一种纯理论的研究，而是通过作家研究进行的，他的文化诗学研究具体体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这两位作家小说研究中。他在自己的两部专著中，是根据自己对文学和文化，特别是文学和民间文化的深刻理解，深入揭示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同民间文化，同民间狂欢化文化和民间笑文化的内在联系。
    l、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民间狂欢化文化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认为以往关于这位作家的浩繁的著述只关注他的作品的思想，而忽视了作家“艺术创新的根本所在”以及这种艺术创新同民间文化的联系，所以无法真正揭示作家创作的本质。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则性的艺术创新就在于他创造了有别于传统独白小说的复调小说。他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她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7]这种复调小说的基本特点是主体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它强调主人公独立的自我意识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人物之间和作者与人物的平等对话。复调小说所体现的这种对话，不仅体现在人物的对话之中，而且体现一种新的艺术视觉，新的艺术思维。
    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来看，巴赫金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复调小说这种小说体裁，还在于阐明复调小说的历史源头，揭示复调小说同民间狂欢化文化的深刻内在联系。他认为小说体裁有三个基本来源：史诗、雄辩术和狂欢节，由此形成了欧洲小说发展的三条线索：叙事、雄辩和狂欢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型的复调小说正是属于狂欢体这条线索，是狂欢体的一种变体。从历史上看，对狂欢体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庄谐体体裁，其中包括苏格底对话和梅尼普体。作为庄谐体，有三个共同特点：十分尖锐的时代性；形象是建立在经验和自由虚构的基础上：拒绝单一和统一，充分体现杂体性和多声部。苏格拉底对话，特别是梅尼普体，作为一种庄谐体的体裁，巴赫金指出它的深刻根源是民间狂欢化文化。他认为狂欢式是阶级社会有异常生命力和不衰魅力的文化现象，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狂欢式有一系列的范畴，如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俯就、粗鄙，也有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的仪式。透过这些范畴和形式，体现出一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一种平等对话的精神和交替和变更的精神。在巴赫金看来，这就是民间狂欢化文化核心，它不仅决定作品的内容，而且决定作品体裁的基础，具有构成新文体的力量，换句话说，欧洲文学传统中的狂欢化体裁是同千百年来人民大众的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紧密相连的。这种狂欢式的体裁传统深刻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庄谐体文学、中世纪诙谐文学和讽刺摹拟文学，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高峰，它的代表便是拉伯雷和塞万提斯创作所体现的狂欢化体裁传统。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熟悉欧洲文学狂欢化的几个基本来源，其中包括在希腊罗马时期的狂欢化文学、中世纪时期的狂欢化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化文学，以及体现在18、19世纪作家身上的狂欢化文学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正是受到这一传统的深刻影响，是这一文学体裁传统的继承和变体。
    2、拉伯雷的小说和民间笑文化
在《拉伯雷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中，巴赫金指出拉伯雷是最具独特魅力的伟大作家，又是最不被理解的作家，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应有的评价，其原因在于拉伯雷笔下的形象既有特殊的“非文学性”，它们不符合自16世纪末至今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性标准和规范，有某种特殊的“非官方性”，它们同一切教条主义、专横性和片面严肃性完全不相融。在他看来，拉伯雷创作的源头在民间，要解开拉伯雷创作之谜，就必须弄清楚拉伯雷创作同民间诙谐文化，同狂欢式的笑的内在联系。
巴赫金在书中首先从拉伯雷小说中的广场语言入手，探讨了民间节日形式和形象，以及与此相关的筵席形象、经证人体形象、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研究了拉伯雷笔下的形象与他那个时代现实的关系。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创作是“一部完整的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拉伯雷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怪诞的现实主义”。这种“怪诞的现实主义”主要特点是降格，是贬低化、世俗化和肉体化，“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性的和抽象的东西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层面”。[8]然而这种“怪诞的现实主义”对崇高事物的降格和贬谪又绝不只有形式上的、相对的性质。贬低化、世俗化，既是埋葬又是播种，它指的下部是指向孕育和诞生新生命的下部，因此这种贬低化不具有纯否定的性质，而且有双重性。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这种“怪诞的现实主义”所固有的特点，正是民间诙谐文化、狂欢式的笑文化所固有的特点的体现。
巴赫金在书中对民间诙谐文化作了认真的研究，他指出民间诙谐文化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各种仪式—演出形式(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广场诙谐表演)；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各种形式和体裁的广场言语(骂语、咒语、誓语)。在这些形式中，最能体现民间诙谐文化实质的是狂欢式的笑。长期以来，民间诙谐文化或者被认为是否定性和讽刺性的，或者被认为是娱乐性的，而巴赫金却对它作出全新的理解。狂欢式的笑的本性是复杂的，它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众的笑)，包罗万象的(针对一切事和人，包括狂欢节参加者)，同时又是具有双重性的(既否定又肯定)。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式的笑的精髓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在于“与自由不可分割的和本质的联系”[9]。狂欢式的笑摆脱官方和教会的一切等级、禁令和束缚，显示了人们从种种压抑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渴望，“人回归到自身，并且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的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10]第二，是在于它具有深刻的双重性。狂欢式的笑既是欢乐又是讽刺，既是否定又是肯定，“它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相对性意识”。这种狂欢式的笑弘扬交替和更新，反对凝固和僵化，因此具有巨大的生命力量和创造力量。
巴赫金的专著虽然不是直接研究民间诙谐文化的，但它深刻揭示了拉伯雷的“怪诞的现实主义”同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联系，使我们真正感觉到“只有从民间文化角度来看，才能够揭示真正的拉伯雷，即通过拉伯雷来表现拉伯雷。”[11]
 
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蕴含
 
    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这两位伟大作家的创作同民间文化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还在于通过这种文化诗学实证分析所显示出的哲学层面的、文化层面的和文艺学层面的理论蕴含和理论价值，而这一切充分体现出一位诗学大师的理论激情和理论震撼力。
    从哲学层面来看，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化是有别于现实生活的“第二种生活”，也是一种世界观，它体现了“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12]这种感受，一是提倡平等对话精神，使世界接近人、使人接近人，这是同一切等级、专制相对抗的；二是为更替和演变而欢呼，为一切变得相对而愉快，这又是同一切循规蹈矩的官腔，同一切仇视新生和更替的教条，同一切把生活现状和社会制度现状绝对化的企图相对抗。有别于西方有些人对狂欢化的片面理解，巴赫金认为通过狂欢化所体现的民众的世界感受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大众的，它不仅是对专制和教条的颠覆和解构，而且是一种创造、一种建构，它体现了全体民众的一种乌托邦理想，洋溢着一种快乐的哲学。在这个基础上，巴赫金还进一步提出应当把狂欢化所体现的世界观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领域中，他说： “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而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向来主要就是某个统一的和唯一的独白意识所拥有的领域，是某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自身内向发展的精神所拥有的领域(如在浪漫主义中)。”[13]显然，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化文化对高级的思想精神领域应当有巨大的冲击力，在思想精神领域应当反对教条、封闭和僵化，反对思想的独白，应当弘扬对话、开放、创新，提倡思想的对话。在他看来，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也是对话，只有对话的思想才能给思想带来生命和活力，而独自的思想只能使思想僵化和枯萎。提倡生活的对话，特别是思想的对话，这是巴赫金文化诗学最高层面的追求，也是他毕生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苦苦追求。
从文化层面来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体现出一种整体的文化观，一种多元和互动的文化观。首先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其根本原因在于同一个时代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思维体系，于是便有不同的文化意识和不同的文化。他以中世纪为例，指出“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14]他认为如果不了解这两种生活和两种思维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更替和排斥，就无法了解中世纪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
其次，他认为一个时代文学的深厚根源在于民间文化强大潮流。民间文化体现了人民大众的世界感受和审美感受，是最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它以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艺术形式和语言形式，向官方文化、上层文化提出挑战，发起冲击，有力地动摇了单一文化的垄断地位。其结果是使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对立逐渐模糊，同时使它们在相互碰撞中又相互渗透。第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对话、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以文艺复兴时期为例，巴赫金认为一方面是民间诙谐文化“从民间深处带着民众的(“粗俗的”)语言闯入正宗文学和高级意识形态领域，在创作诸如卜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小说、塞万提斯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正剧和喜剧等世界名著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5]另一方面诙谐文化由于同时代最先进的人文主义和高超的艺术技巧的结合，本身也获得新的创作力和新的变化，“它的全民性、激进性、自由不羁、清醒和物质性已从自身近于自发的存在阶段转向艺术自觉和具有坚定的目的性状态”。[16]巴赫金这种整体、多元和互动的文化观是符合文化发展的实际的，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当代多元的文化现象也极富启示意义。事实证明，一个时代不同的文化和文学正是在对话之中得到激活和发展的。
    从文艺学层面看，巴赫金认为民间文化、民间狂欢化文化对文学发展有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容方面又有形式方面，其中我认为最有理论价值的是狂欢化对作家艺术思维形式的影响和狂欢化对体裁形成的影响。
    首先，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文化“对文学艺术思维产生异常巨大的影响”，[17]民间诙谐文化“对整个文学、对人类的形象思维产生强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几乎完全未得以揭示”。[18]他把民间狂欢化文化既看成是民众的一种生活存在和生活方式，称之为“第二种生活”，更重要的是还把它看成是一种思维方式，他特别把它称之为“狂欢式的思维”。[19]在他看来，这种狂欢式的思维是同由官方文化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民间的狂欢式的思维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以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具体感性、活泼生动的思维体系，它暗示一种现存生活、现存秩序和现存真理是可以变更的信念。而官方文化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则是一种抽象的思维体系，他在谈到中世纪的官方文化时说：“中世纪官方文化以其全部形式、形象及其抽象的思维体系，暗示着一种相反的信念，即现存世界秩序和现存真理是不可动摇和不可改变的信念，总之，整个现存世界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20]巴赫金认为由民间狂欢化文化所形成的狂欢式思维对作家的艺术思维、艺术视觉有重要的影响，它能帮助作家去发现、揭示和表现生活中至今未认识的新事物。他指出：“狂欢化——这不是附着于现成内容上的外表的静止的公式，这是艺术视觉的一种异常灵活的形式，是帮助人发现迄今未识的新鲜事物的某种启发式的原则。”[21]狂欢化把世界颠倒来看，正反面一起看，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成型的事物给相对化了，体现出一种交替和变化的精神，一种除旧布新的精神，它能帮助作家深入揭示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深层的东西。在这种狂欢式思维的影响下，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惊人地有效地揭示了急剧变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表现人的性格和思想的双重性。他指出，在民间狂欢化文化，在狂欢式思维影响下所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他称之为“复调艺术思维”，并认为，它在人类艺术思维总的发展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这种思维能够研究独白立场的艺术把握所无法企及的人的一切方面，首先是思考着的意识，和人们生活中的对话领域。”[22]以往，我们在研究艺术思维时，比较关注艺术思维和原始思维、神话思维的关系，我认为，艺术思维和民间文化思维的关系也是一个有相当大难度又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课题。
其次，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化对文学体裁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民间狂欢化具有构成新的文学体裁的力量，狂欢体己经成为文学体裁的一种传统。他说：  “狂欢化具有构筑体裁的作用，并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23]从宏观角度看，民间狂欢化影响了欧洲文学狂欢体文学传统的形成，最早是古希腊罗马的庄谐体(苏格拉底对话、梅尼普体)，之后是中世纪的诙谐文学、讽刺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小说、塞万提斯小说，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从这些文学中都可以看到狂欢化的影响，听到它的历史回声。就文学体裁本身而言，巴赫金认为小说是最具有狂欢性的体裁，它同民间狂欢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从传统的眼光来看，史诗是高贵的体裁，小说是低俗的体裁。在这两种体裁当中，巴赫金特别看重小说体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看重小说体裁中民间文化所带来的生命活力、它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他认为小说是唯一未完成的体裁，“小说不仅是诸多体裁中的一个体裁。这是早已形成和部分已经死亡的诸多体裁中间唯一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体裁。”[24]在他看来，小说的本质就是反规范性，“小说从本质上说就不可用范式约束。它本身便是一个可塑的东西。这个体裁永远在寻找自己，在探索自己，并不断改变自己形成的一切形式。”[25]而小说体裁的另一大特性则是杂语性，它可以包容社会的杂语，包容不同的体裁。在小说文本内部，在小说文本和其它文本之间永远隐含着对话，这就使得小说文本永远成为开放的文本。总之，小说体裁固有未完成性、易变性、反规范性、多样性、杂语性，都是同民间狂欢文化所体现对话精神和更新精神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
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的特色
 
就世界范围的文化诗学研究而言，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这种特色既是源于巴赫金的学术个性和学术追求，也源于俄罗斯诗学研究的伟大传统，它构成了巴赫金文化诗学研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学术魅力。这种特色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是同其他诗学研究相联系的，他追求的是一种整体诗学研究。他的文化诗学研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同体裁诗学研究、历史诗学研究、社会学诗学研究紧密相联系的，是在各种诗学的联系中进行诗学的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巴赫金文化诗学的核心问题民间狂欢化文化，民间诙谐文化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和拉伯雷创作的关系。狂欢化是文化诗学的问题，他在谈到狂欢化的问题时，非常明确又非常耐人寻味地指出：“我们认为，文学狂欢化问题，是历史诗学，主要是体裁诗学的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26]巴赫金指出文学狂欢化主要是体裁诗学问题，是同他对诗学研究的看法相联系的，他极力主张“诗学恰恰应从体裁出发”，[27]应当深入到文学的内部，离开文学内部结构的研究，离开体裁和形式的研究，就算不上诗学研究，但他又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的研究，而且是自觉地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既是体裁诗学，又是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它重点研究的是作为体裁形式的复调小说的特点，同时又深入揭示这种体裁产生的文化历史根源。
    第二、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化土壤，具有强烈的民众意识。文化诗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而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则是侧重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作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他同俄罗斯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一生虽然历经磨难，但始终热爱俄罗斯的土地。他热爱俄罗斯人民，关注民间文化，深入探讨民间文化所渗透的和所体现的民众的世界感受、生活理想和思维方式，并揭示它们对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正是有了这一种独特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视角，他才有可能与众不同地深刻地揭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和拉伯雷创作的奥秘和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不是贵族式的、经院式的，而是贴近人民、贴近民间根基的，他是带着千百年积淀起来的非官方的民间文化闯入了诗学的研究领域。他的文化诗学研究在世界诗学研究中是独树一帜的，也是俄罗斯诗学人民性传统的历史回声。
（原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