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和是春秋时期的秦国人。《左传》《国语·晋语》记载道，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有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嬴石派遣医和就诊。医和诊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就是说，平公的病自己不能治好，因为近“女室”多了，惑以生蛊！平公问道：“女不可近乎？”医和答：“节之。”并对疾病的机理做了阐释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他针对平公的疾病和提问，进一步解释说：“女阴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医和后来还把这玄妙之论告诉了赵孟，赵孟问：“何谓蛊？”这个神秘的仁者解释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 赵孟听了称赞说：“良医也！”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典故，其实是为女色扣上了一顶悖论的帽子。媚术在修炼成美女的技术美学之前，应该是男权为其设置了蓝图的。蛊基本上是一种精神动物，而媚术近于放蛊，甚至一度被认为是蛊的策源地，这就将蛊的队伍，扩大到了女色的范畴内。蛊精通媚术，蛊主司淫事。尽管它外貌平平，却装扮妖冶，善制媚物，如相思红豆、媚草、媚蝶等等。《易经》上说“女惑男谓之蛊”，每当妇人不得其夫宠爱，就可以求助于它，它会用一种药物或咒术来引诱浪子回头。蛊尽管在物质上子虚乌有，但使用“精神也是物质”的诡辩，蛊就被赋予了一种具体的虫形面具。文化还为其制定了出与入的生存方式，并归纳了蛊诸种作恶的手段。 因此，蛊的形态主要表现为四类：毒虫蛊、动物蛊、植物蛊和器物蛊。依附其间的各种神秘观念，都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并与社会以及畜蛊者的目的有直接联系。 《搜神记·卷十二》就具体提出了蛊的表现形态：“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家，或为虫豚，其人皆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而《说文解字》段玉裁也注道：“枭磔死之鬼亦为蛊。……强死之鬼，其魂魄能冯附于人，以为淫厉。是亦以人为蛊而害之也。” 在文字层面出没的蛊有多种涵义，主要的一种作“腹中虫”解，从虫，从皿。皿是一种日常用器，饭钵、饭碗或盛其他食物和饮水的用具均是，而古汉语的虫字象征好几只虫。陈年谷仓里，谷壳会变成一种飞虫，古人也称它为蛊。《左传》昭公元年就耸人听闻地记述道：“谷之飞，亦为蛊。”这就进一步妖魔化了蛊无处不在的威力。在蛊飞舞的空域中，影响最大的解释是《本草纲目》的说法：造蛊的危险人物捉一百只虫，放入器皿中。这一百只虫以大吃小，最后活在器皿中的一只大虫就叫作蛊。这固然是符合进化论的原则，但弱肉强食的进化论似乎在恶毒世界显示得更为生动和具体。 毒蛊多在中国内陆南方各省养成并盘踞，种类很多，有蜣蜋蛊、马蝗蛊、金蚕蛊、草蛊和挑生蛊等。放蛊的人趁他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蛊放入食物，吃了以后，就会染上蛊毒，染了蛊毒的人会染患一种或慢性、或急性的怪病。令人奇怪的是，蛊虫从不见于汉语之外的语境。即使古埃及坟墓中的吃人怪虫也没有蛊的高超技能，因为它们毕竟是有形的。而东瀛的蛊，则多是他们在阅读汉籍以后的联想，或者说是一种字蛊，除了加害于想象，似乎并没有大规模作恶的可能。这就可以发现，蛊是典型的中国虫，或者叫汉字恶物，因为它施展恶力的地域，只能局限在字面，逸出字面的谋杀，多半是具体毒物的本事了，不值得蛊出手。蛊要杀人于无形，必须是对付极高明的角色。 从历史典籍里可以得知，汉代以降，人们逐渐把蛊毒与各种巫术联系起来，蛊毒变得复杂和神秘。汉武帝时代的“巫蛊之祸”， 造成历史上的著名冤案。《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说：“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多病，“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于是指使酷吏清查巫蛊，严刑逼供，形成空前的大狱，有数万人冤死，这就是著名的“巫蛊之祸”。洪迈在《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写道：“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可见，十分重要的在于权力者“心术既荒，随念招妄”，并且“迷不复开”，也是巫蛊孕生的温床。而到东汉时，有人为蛊驱傩，魏晋南北朝时犬蛊传播狂犬病。尤为荒唐的是隋炀帝以蛊来窃美女，唐代以蛊在宫廷斗法。甚至人们把蛊奉为蛊神或药王，认为祀奉蛊神或药王，即可获得佑护。 著名的放蛊方式叫“拍花”，这种臆造充满了男权历史对女性的歧视。她们的打扮总是有些近似：有些逃荒的妇人，头上裹一块蓝布，走到一处人家，与人寒暄的时候握着他的手，在他的手心拍几下，并说“好，好”。第二天，这个被她拍过手心的人就会忽然仆地。有人发生过这种情形，请郎中治疗，才发现这个人中了蛊，服药后他口中竟吐出几十个纸团，这种纸团就是蛊。但是，为什么单单要指出这是逃荒的妇人呢？这应该还是传统卫道士们苦思出来的勾当。不过是为了让男人们警惕单身女人，路边的野花不要碰，更不要企图去打什么歪主意。 但是，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女人在从事这一诡谲的职业呢？ 云南作家杨明渊用《“蛊女”的命运》一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位美丽的苗族少女因为被诬为蛊女，老少众人畏而远之，没有朋友，没有人追求，就像生活在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谬世界。最后不得不与一个麻子（苗人认为这是很大的身体缺陷）结婚。作家说“若要问人，得到的回答是无可奉告。因为‘蛊妇’是不能明指的，也不能言传，只能心中会意。你若在一个村寨住久了，就会发现，有一个妇女，人们见了她就远远避开，路遇就绕道，碰面不说话”。可见，被文化妖物遮蔽的女性，处境是悲惨的。 这让我们联想到西方传说里的神奇植物。在《女巫——撒旦的情人》一书当中，提到一种名为“康帕内”的植物的根部，是为了使人遭受爱的诅咒术而被使用的。将康帕内的根部，与苹果、香料加以混合，掺入一些水。这种在圣约翰节的前夕被掘起而制成的春药，被称为“夏娃”，人们相信，它作为使不肯屈从、无法诱惑的对象，成为爱的俘虏的药物，是很有效的。在法国中世纪的情诗《杜利斯达尔伊柔尔黛》之中，“夏娃”帮助女人获得了国王的爱情。这种类似于蛊毒的植物混合液体，也有些近于汉语中的植物蛊，尽管其效用南辕北辙——西方人是获得爱，东方人是报仇雪恨。 中国历史上，附会于蛊毒的事件多如牛毛，而且言之凿凿。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宫廷内巫蛊作祟的事件。例如汉武帝时丞相公孙贺之子和阳石公主被朱安世所诬陷，指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通奸危害武帝，在武帝经常通过的驰道上埋木偶为巫蛊。武帝信以为真，就把三人处死了。可见人们对巫蛊能害人之事是深信不疑的。后来隋朝宫廷也发生过一次无形的蛊乱。隋代大将军独孤迤的家里，有一个名叫徐阿尼的丫头，有拜猫鬼的习惯，每天深夜子时，她偷偷地起床，备供品焚香向猫鬼祭拜，（子属鼠，子时拜猫，暗示以鼠祭猫），据说她越拜越灵，猫常把别家的财物搬给她。独孤迤还没有做官的时候，在家闲居，成天饮酒，他的妻子不肯给钱买酒，独孤迤只得向徐阿尼讨酒。阿尼回答说自己也没有钱。独孤迤说：“你为什么不叫猫鬼到越公家取钱买酒？”阿尼只得暗中祈祷，不到一个时辰，买酒的钱就送到了，独孤迤就这样贪而无厌地不断叫阿尼向猫鬼取钱买酒。这件事被人向隋文帝参了一本。文帝说：这是一种妖怪。下令把徐阿尼赶走，不久独孤迤被处死刑，他的弟弟向文帝哀求，才免官为庶人，而猫鬼也消失了。 其实，旧律对蛊毒的处罚是比较苛酷的，比如汉代的法律对于巫蛊的查禁，规定就非常严厉，动辄以“弃市”或“诛族”的办法予以惩罚。至清一代，法律中也还有详尽的蛊毒记载。这就从国家法律的角度，把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动物予以了反复落实，但反过来说，蛊毒，俨然成为了防范人们邪念滋生的虫子。 王建新先生在《论古代文献中的“蛊”》一文里总结说：“蛊”是一种无形的假想之虫，是人们对不可直接认识的病因的一种猜想和概括。之所以会把致病因素假想为虫，这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有关：剧烈腹痛后可能排出或吐出蛔虫，于是有了疼痛与虫相关的联想。齿病疼痛，且病齿残缺，与物品为虫所噬的形貌相似，这样就很容易把齿病与虫的蛀蚀联系在一起了。卜辞中另有“龋”字，像口齿间生虫，可证殷人确实把虫噬当作齿病的病因了。而骨病也有明显疼痛，同样被猜测与虫噬有关。人们把这种假想的致病之虫称为“蛊”，因“蛊”而致的疾病也称作“蛊”。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蛊是典型的“阴谋理论”的产物，是阴鸷人心的宠儿，也真实地体现了人有怨恨、心魔立生的规律，也体现了弱力者过分压抑仇恨，必然异化为怨毒、异化为蛊毒的精神弱力现状，他们不敢指望通过锋刃与鲜血来一洗深仇，只能寄希望于那悄然无声的精神动物来雪耻解恨。鉴于弱力者众多，因此，蛊与巫术、叫魂等等浑然一体，还将护卫着阴暗的人心。所以，从隐喻上讲，蛊也，谄也。章炳麟作《訄书》，鲁迅当时虽然有“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的话，但书中对扰乱经学正统之风的那种“不通六艺、炫耀辞辩”的文人之气，而且民众盲从，视之为“学蛊”，也属于经学大师章炳麟的个人怒火吧。 文 | 蒋蓝 题图 | 蛊雕 本文选自《媚骨之书》，原标题《蛊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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