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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种特殊的毒虫就能左右人的一切，杀人于无形，并获得梦寐以求的财富。这是古代社会对于“蛊”可怕而诱人的想象。然而朗朗乾坤，科学昌明，“蛊”到底从何而来？ 先秦儒家经典《周礼》中，有这么一条:“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繪之，嘉草攻之。”可见，早在周代，就有专门负责“掌除蛊毒”的官职——庶氏，其除蛊手段，一是以祝词祭神，求神除蛊，一是用草药熏除毒蛊。对此，东汉经学家郑玄解释道:“毒蛊，毒物而病害人者。” 看来，先秦时期的“蛊”，大概是自然界中的毒虫，并有专人治理，似乎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然而，除蛊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念咒求神。可见在先人心目中，被叫做“蛊”的毒虫，可不是一般的虫，已具有了某种灵性。 的确，蛊是毒虫，甲骨文里早已明白揭示——殷墟甲骨文的“虫”字，是同一个容器中有两条虫，头尾尖尖，形如蛇蝎。到了战国文字中的“蛊”，器皿中的毒虫已“升级”为三个，代表众多的虫。 毒虫被放到器皿中，似乎是有专人在饲养。在南朝梁顾野王《舆地志》中，已提到有专门的蓄蛊世家，说江南数郡有专门的蓄蛊人家，蛊主以蓄蛊来杀人，方式是放入饮食中，神不知鬼不觉。只是怎么培养，却语焉不详。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早期详细蛊虫培养法，记录在《隋书·地理志》中:“聚百种虫”，百虫相咬，胜者为蛊，这可比金庸小说中的五毒相残，还要规模庞大。这种堪称众毒之王的蛊，具有强大的杀伤力，能杀人，人死后，财产便为蛊主所得。原来养蛊是为了谋财害命。 后世五花八门的制蛊之法，多在此基础上或发挥或变形而来。因此，学者高国藩等人为蛊所下的定义，就是“巫师用一种特殊的毒虫，左右人的一切服务于某一种目的”。 不过，毒虫虽是蛊中之王，却绝非蛊家族的唯一成员。在历史记载中，蛊的种类丰富多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犬蛊、猫鬼蛊等家畜类蛊。明清时期，植物蛊多了起来，树蛊、稻田蛊等是其中代表。动植物还不算，无生命的物品如石头、篾片等，也在陆续加入蛊的大军。 那么，在古人心目中，这些被叫做蛊的东西，为何会具有如此超自然的能力呢? 隋大业年间，一起震惊天下的猫鬼蛊案件在隋宫中爆发，犯罪嫌疑人乃当朝皇后独孤伽罗的异母弟弟独孤陀。他们的父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美男、北周重要将领独孤信。 案件的起因是这样的：皇后独孤伽罗和越国公杨素的妻子郑氏同时染病，医生判定为“猫鬼病”。据成书于隋代的《诸病源候论》解释，猫鬼是老狸野物的精魂，变为鬼蜮，依附于人。人们把它当做蛊一样培育和操控。一旦中了猫鬼蛊，就会“心腹刺痛。食人腑脏，吐血利血而死”。而据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研究，狸就是野猫。因独孤陀素有好左道的名声，又是皇后异母弟，其妻则是杨素的异母妹，与两位受害人都有亲缘关系，因此，隋文帝很快就把嫌疑人锁定在独孤陀身上。 经过一番审讯，独孤陀家的婢女徐阿尼交待了案情：她本是从独孤陀母亲家来的，善于操控猫鬼。猫鬼的饲养，必须在子日的夜间进行，因为子与鼠相对，而众所周知，鼠正是猫鬼的食物。猫鬼每杀人，被害人的财物都会偷偷转移到蓄猫鬼之人的家中。 为了获取更多财富，独孤陀便指使徐阿尼先后向杨素、皇后施法。每次遣猫鬼盗财，徐阿尼都要口念特定的咒语。当要召回猫鬼时，徐阿尼在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呼她的猫鬼：“猫女可来，无住宫中。”随后，徐阿尼脸色发青，好像被什么东西牵曳着，这说明猫鬼已经回来了。 徐阿尼交代完毕，独孤陀的巫蛊罪名算是坐实了。不过因姐姐独孤皇后等人以德报怨、拼死求情，最终，独孤陀被贬为庶民，其妻杨氏则削发为尼。在徐阿尼娓娓道来的描述中可发现，猫鬼从蓄养到放出、收回，都有一整套程序，其中伴随着固定的咒语和仪式。 蓄蛊者相信，有了这些神秘的仪式，“蛊”才能发挥超自然的能力。 如果相信蛊有灵性，那么蛊与蛊主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灵魂上的神秘联系。 《搜神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河南荥阳郡，有一廖姓人家，世代制蛊，靠此累积了巨额财富。后来家中儿子娶媳妇，可能是怕吓到新妇，未把养蛊之事相告。有一日，全家人外出，仅剩儿媳一人看家。儿媳环顾空屋，突然发现大缸一口。一时好奇心起，便打开缸来。不想里面竟窜出一条大蛇。儿媳临危不乱，立马煮来一锅沸水，朝着大蛇劈头盖脸地浇去。不一会儿，竟把蛇给烫死了。家人回来之后，儿媳忙把此事相告。全家人吓得面如土色。不一会儿，一家人齐刷刷地死去，仅剩儿媳一人没事。可见在蛊文化中，人们认为蛊和蛊主的灵肉是相通的，一旦蛊受到伤害，那么蓄蛊人也必遭到反噬。 蓄蛊人还有一个重要禁忌。清代汪森《粤西丛载》转引《永福县志》中写到，带蛊者“遇药发时，遍身瘙痒，必欲毒人而后已”，意思是，如果养蛊到一定程度，没有外人来，就算是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也要下蛊。 学者凌纯声在一份调查中则详细记道：“蛊妇眼红，如不放蛊，自己要生病，脸色变黄。放蛊中一人，蛊妇可保无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树，可保三个月。”可见，在蛊文化的逻辑中，蛊既然有灵性，那么必然如人一样有喜怒哀乐，贪嗔痴欲，一旦培育出这样的暗黑精灵，蓄蛊者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害人以供祭它，否则，同样会遭到反噬。 这样看来，有时候，不是人控制蛊，反倒是蛊操控了人。 然而，有意思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蛊”，似乎都有法可解，而且治疗方案流传很多，中国古代不少书籍都有记载，其中不乏医书。比如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收录有365味药，提示有杀蛊毒功用的有42味。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更单独辟有“蛊毒”一门。 那么，古人是如何解蛊的呢？ 五代王仁裕的笔记小说《玉堂闲话》中，曾详细讲到蛇蛊的治疗方案。郎中颜燧家中有一名女使中了蛊，心肝间总觉得有怪物在啃噬，几年之后，变得皮包骨头，形如槁木。颜燧请来一位名医治疗。医生一见女使，非常有把握地说：“这是蛇蛊，立可出之。”于是命人烧炭一二十斤，又让女使吃下一味药。不一会儿，蛇被药昏。良久，女使又觉喉咙间有物在动，医生忙命她张口，那苏醒的蛇竟忍不住在口中冒头了。于是，医生送上大夹子，将蛇夹了出来，丢入炭火中，将其烧死。 中书舍人于遘则是自己中了蛇蛊，只是医治方法略有不同。医者不用毒药饵之，而是摸清蛇的习性，令于遘早晨起来空腹。结果，这贪吃的蛇无食可吃，竟冒险从喉咙间探出头来觅食，结果被一夹而中，拖出喉管。 可能熟悉《三国志》的朋友已经发现，这类故事的情节似曾相识，很容易找到母本原型：有一日，三国名医华佗外出，遇见一人患喉咙堵塞之病，吃东西难以下咽，家人驱车送他去求医。华佗告诉他们：“刚才我来的路上，有一家买饼的，你们去向店主讨三升蒜蓉和醋，让病人喝下，病自然就好了。”家人依言而行。结果，病人吃下之后，竟吐出一条“蛇”。后来，病人家属前去拜谢，发现华佗屋里北面墙上，悬挂着几十条这样的“蛇”。 文中所说的“蛇”，是取蛇的俗名“长虫”，意为很长的虫。《说文》道：“蛇：虫也。从虫而长。”这里是利用语言的歧义，来誉说华佗的医术。因此，这里的“蛇”，应解读为外形似蛇的长虫。显然，这位病人是患了寄生虫病。所以，以此为原型演化出来的蛇蛊故事，应该讲的也是一种寄生虫病。 其实，不独蛇蛊，在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中蛊者被解蛊的故事，往往都是口吐一物之后，药到病除，其原理就是用药物打掉寄生虫。 不过，中蛊的症状多种多样，不能一概以寄生虫病来解释。比如干宝《搜神记》中的“犬蛊”，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狂犬病。再比如石头蛊，又隐约可看出结石病的影子。 在有些学者看来，所谓的蛊毒，是一种心理作用，是对寄生虫病等疾病的不解和误读。那么，这种在文献和传说中相沿数千年的巫术，只是因为人类的恐惧和无知而幻想出来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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