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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桦:龚容在一五九三年刻印的三本书撮谈

 看见就非常 2015-06-27

中国印刷技术工作人用中国的印刷技术出版基督教教义书,给了西班牙殖民当局带来了效益,但西班牙殖民当局并不因此感谢菲律宾的中国人,恰恰反相的,就是他们要用双倍的定价把书卖给中国人

引言

始自明朝永乐年间,中国与菲律宾群岛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和交往频繁的崭新阶段。一五六五年菲律宾群岛大部分地区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后,中菲之间的传统历史关系中断,但,坚决反抗西班牙侵略者的苏禄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加强了。与此同时,侵占了菲律宾的西班牙和中国政府也有往来。在十六世纪七十年至十九世纪初的马尼拉和墨西哥之间的大帆船贸易时期,菲中贸易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最重要环节。在大帆船贸易时期,西班牙殖民地当局残酷地迫害菲律宾的中国人,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没有菲律宾的中国人就难使菲律宾经济正常运转。菲中贸易推动彼此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中国人移居菲律宾和他们在菲律宾的经济活动。移居菲律宾的中国人,把华夏文明传播到菲律宾群岛,也将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传递到中国去。西班牙传教士Juan Cobo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在马尼拉印刷出版,就是个实例。这本书介绍地理学和生物学知识,而地圆之说,实比利玛窦更早传入中国。

菲律宾印刷的始祖龚容

研究菲律宾历史的史学家认为,中国印刷术,在大帆船贸易开始后才由中国人传授给菲律宾人。萨拉剎主教在一五九0年六月廿四日写给西班牙国王报告中说:「当我写此报告时,我手上就有一本由中国人印刷装订的拉丁文的Latin version nabaro」。这一点正好印证了史学家认定之正确。

十六世纪九十年代,龚容(Keng Yong)(注一)是马尼拉从事印刷出版的著名中国印刷师。现任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Rosa M. Vallejo说过,「没有人会知道,最早传到这群岛的印刷品的来源,历史学家只能猜测它可能是来自墨西哥,日本或印度,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菲律宾的印刷始祖是一位名为胡安.德'维拉的中国人,他就是曾得到Francisco Blancas de San Jose神甫的教导与鼓励的龚容(Keng Yong),他洗礼成基督教徒,取名为Juan de Vera」(注二)。

中国华侨大学专门研究华侨历史的李天锡教授推测,龚容很有可能来自晋江或石狮籍的中国人,因为菲律宾华侨华扔以晋江、石狮籍者居多,而晋江、石狮均有龚氏的主要聚居村落,且有不少华侨。笔者翻阅过庄为玑、郑山玉编《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一书中的《沙堤蓬莱龚氏家谱》和《西偏西房龚氏家谱》,但这两本谱牒所记的都是清朝以来的出国的华侨。现只能特书备考。

虽然在中国还没发现关于龚容(Juan de Vera)的资料,但在菲律宾却有不少有他的史料。有关他的记载,最早见于天主教主教兼历史学家者阿杜阿尔特(Diego Aduarte 1570-1637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cto Rosario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Philippinas, Japon y China一书,书中写道:「在这一个先称为Binondo后改为Minondoc的镇中,居住着许多可以作为生活楷模的中国人。胡安'德'维拉不仅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常常去祈祷的男人,而且又是一个能引导家人和他一样的男人。每逢弥撒,他都参加。在出席教会这方面,他也非常有规则。因为他懂艺术,所以用悬挂物和图画把教堂装饰得更漂亮。他认为,通过印刷出版圣教和书籍,他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遂致力在这块土地上制造一台印刷机。在这里没有任何印刷机可供借监,也没有任何欧洲式印刷术(它与中国的印刷术迥然不同)可供他学习的情况下,他的虔诚意愿得到上帝的帮助。胡安'德'维拉不懈地、千方百计地、全力以赴,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他成为这群岛上的第一个印刷师。此对一个商人来说,能够使他在商业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但他从不贪财,而且毅然放弃他的利润,只选择为上帝服务,把圣灵传播给土著。……中国人的基督徒胡安·德·维拉在神甫布兰卡斯(Blancas de San Jose)的指导下工作,终于成为菲律宾活版印刷机的第一个制造者和半个发明者。」(注三)

一五九三年六月二十日,菲律宾总督哥斯麦庇列斯·达斯马列那斯(Gomez Perez Dasmarinas)曾在从马尼拉写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的信上写下这样一段话:「陛下,臣前鉴于急需,曾呈准在菲律宾印刷出版天主教要理书。兹已印刷完竣,谨呈两本,一本是此群岛上最好的语言泰加禄土语版,另一本是中文版。从此以后,要向土著和中国人传教,将会更方便。现岛上百物昂贵,这两本书定价每本四惹礼,如何之处,谨候陛下指示」。

菲律宾总督哥斯麦庇列斯·达斯马列那斯(Gomez Perez Dasmarinas)这封信所提到的那两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先后被发现。与此同时期,历史学家也发现了另一本在一五九三年印刷出版的天主要理的中文书籍。在菲律宾至今所发现中,这三本书是最早出版的三本亚洲语版传播天主教教义的书籍。

治史与拿来主义

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三本书都是龚容(Juan de Vera)刻印出版的。这三本书的发现,受到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尤其是菲中学者,他们就此发表许多论述。这些学者的论说,曾多次被研究菲中文化关系、菲华历史或中国印刷史的学者引用。不过在引用这些史料时,有的学者能够从更宽广的角度,和更多信息中去观察,使无声的史料被新的生活光辉扫射,再度发言。然而,有的却是「囫囵吞枣」,甚至是「张冠李戴」,例如在《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中,黄滋生把JUAN DE VERA和龚容误作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去立传;此间一位对华人问题素有研究的专家在二00五年六月十一日的《马尼拉时报》发表了题名为Don’t judge a Tsinoy by his surname的文章,他同样把JUAN DE VERA和龚容视为两个不同的人物去介绍。又如:在介绍这三本书的论述,许多人把书扉页内所印的西班牙文字当作书名,这些都是实例。这些人之所以犯这种毛病,皆因其治史态度是拿来主义。

为了让无声的史料被新的生活光辉扫射,能够再度发言,似乎就有撮述这三本书的必要。那么就让我们从这三本的发现说起。

菲律宾最早出版三本的发现

一九二四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梵谛冈图书馆发现了一本中文刊本(注四)。这本书扉页印着六行西班牙文字,第一行是Dotrina Christiana第二行是en letra y lengua China,// compuesta por los第三行是Padres ministros de los Sangleys, de la Orden 第四行是de Santo Domingo. 第五行是Con licencia, por Keng Yong, China, 最后一行是en el Parian de Manila

曾在马尼拉圣多托马斯大学任数据保管的Fray Jose Ma. Gonzales,在一九四八年在梵谛冈图书馆看到了这本书,据Jose Ma. Gonzales神甫说,他看到这本中文版本的天主教义书的封面是皮面,采用中国棉纸印刷,每页九行,每行十六字,一共有六十一页,它的装钉是中国旧书籍装钉式,但这本书未标中文书名及刊印的年款(注五)。这是一本用闽南语以记载着信经、天主经、圣母经、十诫及圣教会四规,以浓缩方式道出天主教基本教义的播道书(注六)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客座研究员、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潘吉星把这六行西班牙文翻译为「天主教义//由桑格莱神甫奉圣多明戈之命用汉文编成。//大明龚容刊于马尼拉之巴连」(注七)

潘吉星教授翻译时,也许不知道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把菲律宾岛上的中国人称之为Sangley,所以将Sangleys误当人名去直译。如果根据传统的中文书扉页规范去翻译这六行西班牙文,那么,第一行就是这本书的书名:「天主要理」,第二行是:「中文版本」;第三行为:「多明戈教会专在中国人群中牧灵工作的神甫编译」第四行是:「中国龚容奉命刻印」第五行是:「于马尼拉八连」。

一九五一年,J. Gayo Aragon研究了这本书,又由多明格斯(Antonio Dominguez)翻译成西班牙文发表,经考证为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在一五九三年六月廿日给西班牙国王信上说的中文版基督教教义书。现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历史收藏室藏有此书的影印本。

一九四六年,一本西班牙文和泰嘉禄语的双语版的基督教教义书在意大利被发现了,此书长为九英寸,宽七英寸,共有七十四页。该书的书名页的下半页印六行西班牙文: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nola ytagala, corregida por los Religiosos ce las Ordenes. Impressa con licencia, en S. Gabriel, de la orden de S.Domingo. en Manila, 1593

当时有一位名为Lessing J. Rosenwald美国费城富商和收藏家随即买下此书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的伊凡'胡佛二世(Edwin Wolf 2nd)为这本书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他敲定这本书也是由龚容(Juan de Vera)在一五九三年刻印出版的。

伊凡'胡佛在西班牙的印度群岛档案中发现菲律宾总督达斯马列那斯(G,P Dasmarinas)于一五九三年致西班牙国王的另一封信的手稿中写有这样的一段话:「现在,此间印刷出版了基督教入和教义问答的书,一种是西班牙语和土语泰嘉禄语,另一种是中文,正在上呈给陛下。泰嘉禄语版本定价为两个雷阿尔,而中文版是四个雷阿尔,希望此会带来很大的效益。」(注八)

透过菲律宾总督达斯马列那斯(G'P.Dasmarinas)信中的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到的两点讯息是:(一)、这本西班牙语和泰嘉禄语的双语基督教教书,并不是该总督在一五九三年六月二十日信中所说的那本泰嘉禄语版的基督教教书,也就是说,当年出版了一本定价为四个雷阿尔的泰嘉禄语版基督教教义书,另一本则是西班牙语和泰嘉禄语的双语基督教教书,其定价为两个雷阿尔而已。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就是这本定价为两个雷阿尔的双语版。(二)来自中国的中国印刷技术工作人用中国的印刷技术出版基督教教义书,给了西班牙殖民当局带来了效益,但西班牙殖民当局并不因此感谢菲律宾的中国人,恰恰反相的,就是他们要用双倍的定价把书卖给中国人。泰嘉禄语版的基督教教义书,也是定价四个雷阿尔,这凸显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亚洲人敌视,及其强取巧夺本质。

Bernard-Maitre,Henri在上海出版的《华裔学志》的1942年第7期(Monumenta serica,1942,7)发表了题名为Les origins Chinoises de l`imprimerie aux Philippines的论文。这位学者指出,他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菲律宾在一五九三年印刷出版的另外一本中文版基督教义书。(注八)十一年后,台湾大学方豪教授曾对这本书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证实这本书确实是一五九三年在马尼拉出版的中文版基督教义书(注十)。

从Bernard-Maitre Henri所拍的照片,显然可以得知这本中文版基督教义书的中文书名是:《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全书共九章,前三章与宗教有关,后六章介绍地理及生物学知识,包括地圆说。书的下半页分为十行,每行十字。它的第一章开始的文字是:「大明先圣学者有曰率性之道.修道之谓教,性道无二至也……」而在书页的右边直书着:「新刻僧师高母羡撰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章之一」左边则有行:「此书之作非敢专制乃旨命颁下自和尚王国王始就民希蜡召良工刊者此版系西士一千伍百九十三年仲春立」。

这本有当时任总督秘书Juan de Cuella的签名,它和泰嘉禄语版的基督教教义书一样,定价为四个雷阿尔,但没有标明为龚容雕刻的。但历史研究学者认为,这本书也是龚容刻印的,并认为它的西班牙文书名应该是Tratado de la Doctrina de la Santa Iglesia y de Ciencias Naturales

三本书的正确书名

马尼拉的中国人在一五九三年刻板印刷的三本有关基督教教义的书之发现,震动学术界。接踵而至的许多有关论著的出现。

刘芝田在《中菲关系史》介绍中国人在菲律宾最早印刷的书时,把西班牙文和泰嘉禄文合编的《天主教要理》的西文名写为“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nola ytagala, corregida por los Religiosos ce las Ordenes. Impressa con licencia, en S. Gabriel, de la orden de S.Domingo. en Manila, 1593”,而中文版的《天主教要理》的西文名则写作:“Do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 compuesta por los Madres ministros de los Sangleys, de la Orden de Santo Domingo. Con licencia, por Keng Yong, China, en el Parian de Manila”〈注十一〉。除此之外,一个名为Christus Rex et Redemptor Mundi的网站,在介绍菲律宾西班牙当局出版那本中文版《基督教教义》的西班牙文书名,同样,像刘芝田那样书中扉页内所印的西班牙文通通抄录下来"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 compuesta por los madres ministros de los Sangleyes, de la Orden de Sancto Domingo. Con licencia, por Ken Yong, China, en el Parian de Manila".〈注十二〉

其实,那本西班牙文和泰嘉禄文合编的《天主教要理》的西文名只是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nola y tagala这么几个字而已,至于中文版的《天主教要理》的西文名则是: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七个字。

由于一五九年三出版的中文版宣传基督教的书有两本,因此,有的学者在论说时会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潘吉星教授在介绍时把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国家图书馆藏有现存的这本于一五九三年刻印的中文版基督教义书时,把这本书称为Doctrina Christiana,这显然是把这本收藏在马德里国家图书馆的中文版本和梵谛冈收藏的版本混淆不清了。

那个名为Christus Rex et Redemptor Mundi宗教宣传网站在介绍梵谛冈图书馆藏有的中文版本时,用罗马拼音,把《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书页内右边的「新刻僧师高母羡撰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这十八个写出来。这无疑,与潘基德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菲律宾最早出版的中文

诸多可靠的史料证实了菲律宾西班牙当局在一五九三年出版了两本有天主教教义的中文书──《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和《天主教要理》。在这两本书中,哪一本是先版的呢?在我所翻阅的资料中,似乎还没有学者明确地指出这一点。然而,如果我们根据诸多史学家所提供的资料,及其研究后得到正确的结论,去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那么,甚有可能得到可靠性的答案。虽然历史学家普遍认知《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是龚容(Juan de Vera),但从该书正文页左方印有:「此书之作非敢专制乃旨命颁下自和尚王国王始就民希蜡召良工刊者此版系西士一千伍百九十三年仲春立」。如果我们将这两行加上标点符号,那么它应该是「此书之作,非敢专敢专制,乃旨命颁下自和尚王、国王,始就民希蜡(马尼拉的旧译法)召良工刊者。此版系西士一千伍百九十三年仲春立。」

此书刻印于一五九三年仲春,「仲春」的「春季的第二个月」,所以那应该在一五九三年二月刻版。这样,如果《天主教要理》确实也是在一五九三年刻印,那么,《天主教要理》就是在《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成书后再刻印的。

这样的推断,还有个可以立足的理由,那就是:从无到有是事物的发展的规律。刻有年款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与西班牙总督秘书签名,却没提到雕刻者的名字,而《基督教要理》却明确地标刻是龚容所刻刊的。这正是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

西班牙天主教神甫阿杜阿尔特(Diego Aduarte)说,龚容(Juan de Vera)是这群岛上的第一个印刷师,而且他在尚未成为第一个印刷师,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了,那么教会的「召良工」,所指的应该就是非龚容(Juan de Vera)莫属。但,此时的西班牙对这位中国天主教徒的虔诚还是持怀疑的态度。当《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印刷与装钉成为书后,龚容成为菲律宾群岛上的第一位印刷师,但,他却放弃致富发达的机会,继续用其技能为上帝服务。他的虔诚感动了上帝,西班牙和教会当局才允许标明是他刊印的。教会之所以这样决定,目的就是要藉此扩大天主教在中国人间的传播,所以选择了「龚容」而不用其洗礼后的西班牙名字。

总而言之,《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的成书,早于《基督教要理》,它才是菲律宾最早出版的一本中文基督教义书。

注释

(注一):龚容是从菲律宾史籍中的Keng Yong翻译过来的,在中国书籍中,都是这样翻译。至于他是否姓龚名容呢?这已难以考证了。

(注二):Rosa M. Vallejo,Books and Bookmaking in the Philippines,http://www./about_cultarts/comarticles.php?artcl_Id=195

(注三):译自Edwin Wolf 2nd,The First Book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s.Manila, 1593. A Facsimile of the Copy in the Lessing J. Rosenwald Collection.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之英文摘译,http://www./files/16119/16119-h/16119-h.htm

(注四):Paul Pelliot:Un recueil de pieces imprimes concernant la “Question de Rites”.T`oung Pao, 1924,23:356

(注五)::刘芝田《中菲关系史》台北,中正书局,1962,第454-456页

(注六):这本书的中文名,通常称《基督教教义》,也称为《天主教教义》,其实比较准确的书名应该是《天主教要理》

(注七):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59页

(注八):http://www./files/16119/16119-h/16119-h.htm

(注九):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

(注十):Rosa M. Vallejo,Books and Bookmaking in the Philippines,http://www./about_cultarts/comarticles.php?artcl_Id=195

〈注十一〉:刘芝田《中菲关系史》台北,中正书局,1962,,第452-454页

(注十二):http://www./www1/pater/JPN-spanish-ear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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