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借助思维捷径（即所谓的启发式思维）思考风险。这里首先产生的问题纯粹与认知相关：可得性启发是否有效。如果大脑曾对某些事件有记忆，那么人们认定这件事情再次发生的概率会较高。记忆引发的联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针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估算。 阿摩司·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指出，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在任何一页英语文件中，以ing 结尾的单词数目要比倒数第二个字母为n的单词数目多。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这句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有多么荒谬。针对风险所做的判断往往会受到可得性启发的影响。人们会过高估计媒体广泛宣传的事件造成的伤亡率，包括机动车辆事故、龙卷风、洪水和肉毒杆菌中毒等，而低估那些媒体较少报道或者受媒体关注较小事件造成的风险，如中风、心脏病和胃癌。正因为如此，个人经历在我们感知风险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04 年针对恐怖主义和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一项调查为这种现象提供了充分的佐证。该调查涉及的对象有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人认定自己遭受恐怖袭击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受到SARS病毒攻击的概率，而加拿大人却认定SARS给自己带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恐怖袭击。美国人认定自身会因恐怖主义遭受严重伤害的概率为8.27%，而感染SARS病毒的概率为2.18%。加拿大人认定自身因SARS遭受严重伤害的概率为7.43%，而遭受恐怖袭击伤害的概率为6.04%。加拿大人认定自身感染SARS病毒的概率虚高，而按照真正精准的统计，加拿大人感染SARS病毒并受到严重伤害的概率仅为0.000 8%，因感染SARS病毒而死亡的概率则只有0.000 2%。客观来讲，恐怖袭击的风险所涉及的相关因素更多，因而更难精确估计。按照美国每年都有可能遭受恐怖袭击且伤亡人数相等来计算，恐怖主义带来的死亡风险概率为0.001%，这个数字虽然只是我们的推测，却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美国人对恐怖主义带来的风险常估计过高的事实。 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毗邻的发达国家对不同事件带来的风险估计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可得性启发是其中的主要原因。美国人对恐怖袭击关注很多，总认定自己会成为恐怖袭击的对象，尤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为在美国尚未爆发SARS，有关SARS的报道也都是其他国家的，所以人们对SARS并没有像对恐怖主义这样的畏惧心理。而在加拿大，在同一时期并未发生什么恐怖袭击，却有人深受SARS的困扰。人们经常讨论SARS，再加上曾有人感染这种病毒，哪怕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加拿大等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概率增加，但加拿大人依然认定SARS病毒再次来袭的概率要高于恐怖袭击的概率。 由于信息不对称，人们喜欢走思维捷径而导致决策错误，高效的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难免犯错。诚然，民间团体会利用可得性启发的力量，强调某起特定的事件将成为巨大危机的先兆。对此，成本效益分析就是最好的矫正方法，因为这类分析能引导人们把注意力放在监管的实际效果上。在个别情况下，它能让人们看清楚政府某项监管收效甚微的真相。成本效益分析奏效了，才能避免人们对风险过高或者过低估计的情况。人们对某类事件记忆犹新，导致过高估计这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概率；相反，若人们从未碰到过这类事件，就会常自以为是，认定此类事件不可能发生，忽略风险。 由此可见，成本效益分析并非反民主的做法。相反，成本效益分析可以确保政府决策不仅能正确对待人们短期产生的恐惧心理，而且能应对考虑周全的公众决策，从而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 《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 中信出版社 卡斯·桑斯坦（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