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尧舜禹的传说与唐虞时代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程有为
中国古代多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为“五帝”，尧、舜是五帝中的后两位。由于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于是人们又称尧舜所在的时代为唐虞时代。《尚书》中有《尧典》篇专门记述尧舜的事迹，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对尧舜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帝尧和帝舜被后世尊为帝王中的圣贤，唐虞时代一直被儒家推崇为中国上古的盛世。大禹是唐虞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大禹治水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称颂，“禹传子，家天下”，废除禅让制，开创世袭制，建立夏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本文首先从文献记载的尧、舜、禹的传说切入，然后探讨与唐虞时代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最后采用“双重证据法”，将史前传说和考古资料相结合，阐述尧舜时代中原地区的社会状况。 一、文献记载的尧舜禹传说尧、舜、禹的传说多见于古代文献，我们首先对这些传说予以梳理和分析。 （一）帝尧的传说 传说帝尧是帝喾和陈锋氏女庆都所生。《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放勋是尧之名。《索隐》引皇甫谧云：“陈锋氏女曰庆都。”由此可知，帝喾的生母是陈锋氏之女，名庆都。帝尧的母族生活在伊祁山，地望在今河北顺平县西。帝尧的父族是帝喾，帝喾之都在今河南偃师。《竹书纪年》说：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尧的出生地丹陵不知在今何地，当距伊祁山不远。 关于帝尧的封地，《竹书纪年》说：尧“封于唐”。笺按：“汉中山国，唐县也。”唐县在今河北唐县北。《路史·疏仡纪·陶唐氏》说：尧“年有十三，佐挚封植，受封于陶”。其注说陶即定陶，今属山东。可见，关于尧的初封地，一说在今河北唐县北，一说在今山东定陶西北。可能是先封在定陶，后来迁到河北唐县一带。 关于尧建都之地，《竹书纪年》说：“元年丙子即位，居冀。”笺按：《孔传》曰： “尧即帝位，都平阳，乃冀州地也。”平阳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史记·五帝本纪》言：“帝尧为陶唐。”《集解》引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矣。”引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是也。”引皇甫谧曰：“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此外，“今山西霍州市西有‘唐城’。《水经注·汾水》说汾水“又南过永安县西，”郦道元注“历唐城东。瓒注《汉书》云：尧所都也。”总之，尧居冀州，这是一个范围较大的地域。具体而言，一说都平阳，即今山西临汾；一说国于中山，即今河北唐县；一说都于唐城，在今山西霍州西。关于帝尧的活动地域，由于时代久远，历史文献记载歧互，令人莫衷一是。西晋人皇甫谧言：“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为唐国，是尧以唐侯升为天子也。”[1]皇甫谧弥合众说，以为帝尧的活动地域包括今河北中部、山西中部和南部一带。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为尧都平阳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佐证。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可能是一座王都。陶寺文化的时代大体与帝尧时代相当，文献记载的尧都与考古发现的地理位置也基本符合。因此我们认为，河北唐县可能为尧的始封地，或者说早年的活动地域，尧的都城应该在山西南部，尧都平阳是可信的。 关于尧的葬地，《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曰：“尧冢在济阴城阳。”引刘向曰：“尧葬济阴，丘垄皆小。”引《吕氏春秋》曰：“尧葬于谷林。”引皇甫谧曰：“谷林即城阳。”《正义》引《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冢，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括地志》还说：“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汉书·地理志》济阴郡城阳：“有尧冢、灵台。”《水经·瓠子河注》引《帝王世纪》：“尧葬济阴城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2]现此地有明嘉靖二十四年“祭文碑”和清光绪二十九年“帝尧陶唐氏墓碑”。上述诸说基本一致，尧的葬地在雷泽县，或城阳县。即今山东鄄城西南。《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说：“尧陵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十五里富林乡赵仟村南二里。而在山西临汾市东北郭行乡北郊村亦有尧陵，土冢直径 综上所述，帝尧的活动地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范围之内，特别是河北中部、山西南部及山东西部是尧部族活动的中心区。 关于帝尧其人，《尚书·尧典》记载较详。《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尧的内容与之大体相同，但文字较通俗：“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飭百官，众功皆兴。”此外，帝尧又为民分忧，派人治水。年老时选贤任能，禅位于舜。总之，帝尧德行高尚，既仁且智，能整齐家族，治理国民，平和天下。制定历法，以授民时；治理洪水，为民纾困；选贤任能，明扬侧陋。他作为一位古代帝王，可谓道德高尚、业绩卓著。 （二）帝舜 《史记·五帝本纪》说：“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舜之先辈七世“皆微为庶人”。司马迁以为帝舜是黄帝、昌意、颛顼的后裔，说他出于华夏族团。但是《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以为帝舜属于东夷族团，生地诸冯即今山东诸城。《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语曰：“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也。”《括地志》说：“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三十里。”姚墟在今山东菏泽市东北。《史记·五帝本纪》谓“舜，冀州之人也。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厉山一说在晋南，即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南雷首山，或者在垣曲县东北；一说在鲁西南，今山东菏泽市东，或云即山东济南是南郊千佛山。雷泽及雷夏泽，在今山东菏泽市东北。寿丘在今山东曲阜市东北。负夏在今山东兖州市东北，一说在今河南濮阳市东南。顿丘在今河南浚县西。综合以上舜生姚墟、耕历山、渔雷泽、作器寿丘、贩于顿丘、就时负夏等经历，舜的活动地域主要在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东北部一带。 但是舜后来迁至晋南。《史记·五帝本纪》称帝尧令四岳举可代己者，众人举舜。帝尧妻之二女，以观其德。“舜飭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集解》引孔安国曰：“舜所居妫水之汭。”皇甫谧云：“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厉山西。汭，水涯也”。《正义》引《括地志》云：“妫汭水源出蒲州河东南山。”关于舜的建都地，《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潘，今上谷也。”蒲坂在今山西永济西南，很可能是虞舜活动的中心地区。而有关舜的葬地，更有湖南零陵、河南东部的陈留、河南北部的濮阳、江苏的东海、山西南部的安邑等。舜之所以有多处葬地，可能与其后裔的迁徙有关。 舜虽生活于民间，从事耕、渔、陶、商诸事，却有和五典率百官而齐政之才。他将禹、皋陶、契、后稷、伯夷等人分职行政，各司其事，又“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帝舜的功绩主要在政治方面。《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在帝尧老年摄政，“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群牧，班瑞。……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决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他又举用八恺八元，流四凶与四裔。即帝位后，又设置司空、司徒、作士、共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官职，举用二十二贤人，居官相事。三岁一考功，三考黜陟，远近众功咸兴。可见舜时，已有了职官，并对官员实行考绩。舜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其孝道厚德。他在晚年亦效法帝尧，将权位禅让给受民拥戴的大禹。 （三）鲧和禹 《史记·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可见，禹是黄帝族团的后裔。 关于鲧，《国语·周语下》说：“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尧用殛之于羽山。”韦昭注：“鲧，禹父。崇，鲧国；伯，爵也。”崇在何地？《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注：“崇，嵩高山也。夏居阳城，嵩高所近。”嵩高山即中岳嵩山，阳城即今登封告成。由此可见，鲧的封国或者活动地域在嵩山一带。《世本·帝系篇》说：“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鲧娶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志，是生高密。”据文献记载，有莘国或莘地一在豫东、鲁西，即山东曹县和河南陈留（今属开封），一在陕西关中东部和河南三门峡一带。高密一说是大禹的字，一说是大禹的封国名。可见，鲧的妻族也在中原地区。鲧是尧舜联邦中的成员，活动地域在中原地区。 《吕氏春秋·行论》：“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下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说鲧之被杀是因为在联邦中争权夺位。另说鲧因治水失败而被杀。《史记·五帝本纪》称：“四岳举鲧治洪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舜向尧建议：“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正义》引《括地志》说：“羽山在沂州临沂界。” 《史记·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正义》：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也。”《国语·周语下》说：大禹治水成功后，“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但是也有文献记载禹是西夷之人，出生在四川西部。如杨雄：《蜀王本纪》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钮。”然此地即四川西部的汶川县，距中原地区过于遥远，可能性不大。 由上述记载可知，鲧、禹为代表的夏部族是华夏部族的一部分，主要活动在中原地区的嵩山一带。 鲧、禹父子的主要事迹就是治水。鲧治水失败被杀，禹治水取得成功。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大禹治水主要是“导九川”，就是疏浚弱水、黑水、河水、汉水、江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其中河水（黄河）、济水、淮水、渭水、洛水都在中原地区。而对于导黄河记载最为具体，“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不仅涉及黄河干流，对于黄河的支流渭水、洛水也有记载。《吕氏春秋·爱类》：“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野，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可见大禹治水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除了黄河及其支流外，还有济水、淮水以及江水（长江）和汉水等。在黄河中下游沿岸至今还流传有据说是大禹留下的许多治水遗迹，如龙门、砥柱、伊阙等。 大禹认真总结其父治水的经验教训，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并找到伯益、后稷和共工氏的后代四岳等部落首领做助手，努力探索新的治水办法。《韩非子·五蠹》说大禹“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股无腋，胫不生毛”，带领人民，艰苦奋战，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制服了汹涌的洪水。《论语·泰伯》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又“浚畎浍而致之川”。由于水土平治，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农田面积扩大，农业生产发展。禹又“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反映治水促进了水稻的种植。大禹治理洪水取得巨大成功，被尊崇为治水英雄，世世代代为人们所赞颂。《左传》昭公元年载春秋时人刘夏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矣!”《荀子·成相》也称颂道：“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 大禹治水的故事是中国上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先民的印象中尤其深刻，不但一代代口耳相传，而且还被后人刻金铭石，以垂后世。《吕氏春秋·求人》曾盛赞大禹之功绩：“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这说明吕不韦等人在当时已见到不少有关大禹治水的石刻和青铜铭文。郭沫若在研究了齐侯钟的铭文 “成唐(汤)，有严在帝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后指出：“由此可知在春秋时代一般人之信念中，确承认商之前有夏，而禹为夏之祖先[3]”。肯定了大禹其人的真实性。最近发现的制作于西周中期随国的“随公盨”铭文也明确记述了禹治河川的事迹。这说明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故事曾在民间流传甚广。在先秦文献《尚书》中有多篇记述了洪水和大禹的事迹，如《尧典》、《舜典》、《大禹谟》、《益稷》、《禹贡》等。其中的《禹贡》，按照《说文》的解释：“贡，献功也”，禹贡，就是禹的功绩。据此，周秉钧认为，禹平定洪水后，万民安居乐业，史官写下这篇文章，以表扬大禹的功勋，故名之为《禹贡》[4]。总之，上古时期洪水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和记述，虽有某些夸张或神化的色彩，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概貌，是大致可信的。 大禹治水的活动及传说在我国水利史上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方法得当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大规模的治水活动，谱写了我国治水历史的第一页，揭开了我国水利科技史的序幕，因此，它是我国水利科技史的开端。《禹贡》中将大禹治水后形成的河道加以记述，被后人称为“禹河故道”，大禹治水中开创的疏川导滞的治河方略几千年以来一直指导着我国的治水事业，是治水方略中的重要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禹治水中表现的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一直鼓舞着后人与滔滔洪水等自然灾害作英勇顽强的斗争，并成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它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过了水利本身。
二、与唐虞时代对应的中原考古学文化研究远古的社会，史前传说固然可以提供重要线索，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百年来的田野考古为人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证资料。但是哪一种考古学文化与唐虞时代对应，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下面就此进行探讨。 （一）关于唐虞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问题 关于五帝时代，苏秉琦说：“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为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为第二阶段。先秦儒家言必称尧舜，《尚书》就是从《尧典》开始编纂的。墨家常是虞、夏、商、周连称，把尧舜的历史同三代相联系而与以前的历史相区别。在其余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5]严文明也说：五帝中的“前三帝代表了较长的一段时期。后两帝情况颇不相同……按照《尧典》所记，尧舜是先后相继的最高政治和军事领袖，辅佐他们的有四岳、十二牧、司空、后稷、司徒、士、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官职。这已是初具规模的政府机构了。当时已有一套刑法，所谓‘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省灾肆赦，怙终贼刑。’这说明当时已有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不得不制定一套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刑法。有刑法有军队就可以四方征讨，威加海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6]总之，他们认为黄帝、颛顼、帝喾是五帝时代的前段，帝尧、帝舜是五帝时代的后段。
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中原地区进入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阶段，称作中原龙山文化，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又称河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又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其早期，主要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期河南龙山文化进入其繁荣期，分为许多地方类型，如分布于嵩山周围的王湾类型，洛阳以西的三里桥类型，豫北的后岗类型，南阳盆地的下王岗类型，豫东的王油坊类型（又称造律台类型）。龙山文化晚段，在黄河以南有以登封王城岗遗址为代表的豫南类型，黄河以北有汤阴白营为代表的豫北类型。而在山西南部的临汾盆地，有陶寺类型文化。 关于唐虞时代和那一种考古学文化对应，严文明说：“到公元前2600年前后，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然在曾经比较沉寂的若干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却开始了激烈的变革，其剧烈程度，大大超过了此前阶段的那些地方社会。直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的建立的五六百年，是值考古学分期上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又叫龙山时代，而从古史传说的内容看，大致相当于尧舜时期。”[7]唐虞时代那样的“社会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所表现的情况是相合的。所以龙山时代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唐虞时代。”[8]
严文明认为整个龙山文化时期都属于唐虞时代，对此苏秉琦表示怀疑。他说：“龙山时代有五六百年，而尧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继承关系，时间就会短得多。除非不是个人的直接继承关系，而是不同部落禅递掌权，否则难以简单比附。”[9]
许顺湛说：“黄帝时代大体与仰韶文化对应，或可延伸到龙山早期，高辛氏火正祝融基本与龙山文化中晚期对应。”[10]他依据《春秋命历序》记载，以为颛顼共历“九世三百五十年”，而“帝喾年代当始于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4550年；帝喾年代终于尧，当在公元前22世纪，即距今4150年。这个年代正与龙山中晚期相吻合。”[11]笔者认为，《春秋命历序》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所历年所并不一定可靠，但是认为颛顼、帝喾时代与龙山文化中期相当，却大体不误。
河南龙山文化后岗二期类型是龙山中期分布在豫北和冀南的一个文化类型，主要遗址有安阳后岗、大寒南岗、八里庄、汤阴白营等，其绝对年代为距今4850年～3890年。王湾类型也是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主要分布在伊洛河流域至郑州一带，主要遗址有郑州大河村、登封王城岗等。王湾类型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900年～3800年。河南龙山文化中期的后岗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应该是颛顼和帝喾时期的文化。王震中也认为：河南龙山文化后岗类型是颛顼族文化[1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将整个龙山文化时代视为唐虞时代，则显得时间过长。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及山西南部陶寺类型文化应该属于唐虞时代的文化。 （二）龙山文化晚期的中原考古学文化 1、河南境内的煤山类型文化 晚期河南龙山文化首先发现于汝州煤山，因而称之为“煤山类型”文化。这是中原龙山文化由盛而衰，逐渐转变为另一种新型文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址已发现数百处，主要分布于豫中的嵩山周围地区，在豫北、豫东、豫南也有发现。重要遗址有郑州大河村龙山晚期、牛砦、站马屯三期，新密新砦，登封王城岗、程窑，禹州瓦店三期、吴湾，汝州北刘庄，偃师寺沟、崔河，孟津小潘沟三期，洛阳东杨村二期、西吕庙晚期、矬李三期，伊川马徊营、土门、白元一期等。豫北有济源苗店，焦作府城，汤阴白营龙山晚期；豫东有商丘坞墙五层，沈丘青堌堆，项城高寺，淮阳平粮台三期，太康槐寺，扶沟支亭寺，豫南有郾城郝家台四期、驻马店杨庄二期三段、党楼等。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前2000年间。这一阶段河南各地龙山文化的面貌区别不如中期那么明显，大致可分为豫南和豫北两大文化类型。
豫南的王城岗类型以登封王城岗遗址为代表，是在王湾类型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分布的中心区在嵩山周围。王城岗类型陶器群的种类与王湾类型基本相同，但其形制有明显变化。陶器仍以轮制为主，大部分器形不如中期规整。陶质仍以泥质灰陶为多，夹砂灰陶比例增大。陶胎较前加厚。陶色不如以前纯正。磨光陶器减少。出现黑衣陶，橙黄色陶增多。纹饰仍以篮纹为主，纹多斜行，浅而宽，不大规则，方格纹增多，或呈菱形，出现篮纹与方格纹同饰的现象。鼎、罐等陶器口沿发展了前期形制，折沿突出，沿面内凹；另有部分鼎和罐口部折沿由锐角变为钝角，沿面平直，呈现出退化现象。炊器仍以罐和鼎为主，斝的数量减少。定的形制是敞口、宽折沿、束颈、深鼓腹、圜底，下附三个乳钉状小足，最大腹径接近底部，它是这个类型的标准器形之一。盛储器以瓮为多，其形制为直口、高领、耸肩、小平底，通体饰篮纹，也是这个类型的典型器之一。大圈足盘比较流行，双腹盆已较少见。食具以碗、豆为多，新出现一种胖腹碗，豆则向浅盘高圈足发展，钵已少见。水器有大平底盆、刻槽盆及壶等，饮具以单耳杯、杵形杯、觚、簋和盉比较流行。
豫北的白营类型以汤阴白营晚期为代表，是在后岗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个类型的陶器群与煤山类型的基本相同，但也有自己的特点。陶器以夹砂灰陶为多，绳纹比较发达，篮纹和方格纹处于次要地位。陶胎一般较厚，器形口沿折角不明显，沿面多数没有凹槽。炊器以甗为主，其次是罐、斝、鬲和甑。甗的上部为罐形，下部粘接着肥袋状足，甗身多饰绳纹，间有饰篮纹者。饰绳纹或篮纹的瘦长腹罐（又称橄榄式罐）是这个类型的典型器形。鬲的形制是敞口、敛颈大袋足，颈以下遍饰绳纹，基本继承了后岗类型的形制，罐形斝上呈圜底罐形，下附三个乳状足，也是继承前期形制。白营晚期出土的鸭嘴形足鼎和鬼脸式足鼎，可能是山东龙山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后岗遗址出土的水器四足皿也显现出这个类型的地方特征。
2、晋南的陶寺类型 陶寺类型文化因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而得名，有学者称之为陶寺文化，分布于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滏和河流域，即今山西临汾、襄汾、翼城、曲沃等地。主要遗址除陶寺外，还有临汾下靳村、夏县东下冯三里桥类型遗存等。它来源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1900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陶寺遗址东靠塔儿山，西临汾河，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城址和墓葬两部分。早期城址56万平方米，中期城址280万平方米，发掘出早中期王族墓地、早中期宫殿区、中期观象祭祀台、下层贵族居住区、大型仓储区、普通居民居住区、陶窑址及手工业作坊等遗址。发掘墓葬1000多座，其中大型墓6座，中型墓60～70座，小型墓约1000座。墓地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阶级差别和世袭制的痕迹以及最早的礼乐制度。出土的器物中有陶器、玉器、木器、石质工具和少量铜器，并且还水选出稻谷标本。陶器以直口肥袋足鬲、圈足罐、扁壶等众多器类为代表的特别组合。贵族和王墓出土玉器、彩绘陶器、礼乐器组合成比较完备的丧葬礼仪制度，龙盘、鼍鼓、陶鼓、石磬、彩绘陶簋、玉兽面、大厨刀都是王者之气，玉圭、玉璧、玉琮、彩绘陶壶是高级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
三、唐虞时代的中原社会下面，我们将古史传说和考古资料相结合，阐述唐虞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 （一）以原始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 唐虞时代原始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牲畜饲养和手工业发展。《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尚书大传》说：“贩于顿丘，就时负夏。”说明唐虞时代除农耕业外，还有手工业、渔牧业和商品交换。当时“百谷时茂，山泽辟”，尧为舜“筑仓廪，予牛羊”，农业和渔牧业都有发展。 龙山文化中后期农业生产有更大发展，农具有了很大改进，常见穿孔石刀、石镰、蚌镰、骨铲等，出现了挖土工具木耒。耕作农具仍然是石铲或石耜，石铲较轻薄，刃部较窄而锋利。收割工具主要是长方形穿孔石刀，石镰普遍出现，石刀和蚌镰大量增加。农作物种类增多，除了粟、黍之外，还有麦和稻，在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首次发现了小麦遗存，在山西陶寺遗址水选出稻谷标本。粮食产量增多，出现了用于储藏粮食的仓廪。 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更为明显。手工业门类增多，在原来的纺织、制陶、石器、建筑等行业外，新出现了铜器冶铸、漆木器及兵器制作等，出现了生产的专业化，陶寺遗址有官营手工业作坊区。 制陶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陶器普遍使用轮制，约有半数为快轮制造。窑室底部采用多条火道，窑温提高，陶器受热更加均匀。窑口采用封闭饮水技术，使陶器不能氧化，多呈灰、黑色。此外还发明了蛋壳黑陶和用高岭土烧制的白陶。陶器群的种类复杂多样，有罐形鼎、夹砂罐、斝、豆、甑、高领瓮、圈足盘、平底盆、刻槽盆、双腹盆、斜壁碗等，袋状空足器的出现是其显著特征。陶器群以灰色和黑色为主体，器表较多素面磨光，有的有彩绘，以篮纹、绳纹和方格纹为主体的拍印纹饰广泛流行。陶寺遗址大墓出土有彩绘龙纹陶盘、陶壶、陶埙和扁壶等。 铜器冶铸业逐渐兴起。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多处炼铜残渣和青铜器残片：如郑州董砦的方形小铜片，登封王城岗的一件残铜器片，淮阳平粮台遗址灰坑中发现铜渣。临汝煤山的炼铜坩埚残片内壁保留有一层固化铜液，最多的一片上有六层，每层厚约 石器制作仍是当时的主要手工业之一。作为手工工具的石器仍然是斧、锛、凿，也有了一定数量的玉器装饰品。陶寺遗址出土玉器有兽面、琮、璧、圭等。 漆木器制作也是当时新兴的手工业。漆器在贵族生活中已得到较广泛的应用，陶寺遗址的墓葬中发现有木棺椁和彩绘木器，有案、几、匣、斗、鼓等。 兵器制作发展明显，石镞和石钺是主要的武器，同时有少量石矛。远射武器的改进和近距离使用的矛的出现，说明战争行为的加剧。 建筑业有新的发展，建筑技术明显提高，城市建筑已较为普遍。 （二）社会复杂化与国家机器出现 从聚落形态和墓葬制度可以探讨当时的社会状况。 《史记·五帝本纪》称舜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世本·作篇》说：“鲧作城。”就是说，鲧开始筑城。由此可见，尧舜时不但有聚落（村落），而且有城邑，有都城。 龙山文化后期聚落规模扩大，房屋数量增加，分布密集。房屋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多为圆形，也有分间式长方形，面积一般10～20平方米。屋内有灶，房子周围有储藏物品的窖穴。汤阴白营遗址发掘出62座房屋基址，面积在5～20平米之间，适宜于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居住。在汤阴白营、洛阳矬李、汝州煤山等遗址发现有方形或圆形水井，这是中国北方较早的水井。 龙山文化阶段豫西地区的遗址群的分布十分密集，大型聚落和城址如洛阳王湾、禹州瓦店、洛宁西王村、武陟大司马、济源庙街等各居一方，群雄并举。在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温县徐堡、博爱西金城等地发现有10余座城址。平粮台城址平面为正方形，坐北朝南，南门较大，设于南墙正中，设有东西相对两门卫房，中间通道狭窄，便于把守。发现一段下水管道，由陶管套接而成。发掘的十几座房基都是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建筑，有的用夯土做台基，房内有走廊。城的建设规划整齐，防卫设施严密，有公共下水道设施、较高级的房屋建筑、手工业设施和宗教活动遗迹，已经具备早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在龙山文化后期社会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河南西部的王湾文化，发现有登封王城岗和新密古城寨等一系列遗址。新密古城寨的城墙至今还高达 墓葬制度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公共墓地多与住地分开，大多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多寡悬殊。有的墓葬随葬有猪下颚骨，作为墓主人私有财产的标志。有些灰坑中的人骨架呈屈肢状，有些圆葬坑中的人骨架有被砍伤的痕迹，有的身首异处，呈挣扎状。陶寺墓地发掘了1000多座墓葬，其中有大型墓6座，中型墓60～70座，小型墓约1000座。大型墓不仅规制宏大，而且随葬品数量众多，规格高。陶寺墓地已反映出这些现象说明，在父系氏族社会晚期，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出现了贫者与富者，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 唐虞时代的治水活动不但揭开了中国水利史的第一页，也同时揭开了中华文明史的序幕。大禹治水成功，水土得以平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且，在治理洪水的宏大事业中，加强了各个部落联盟的联系和协作。治水需要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原来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被以行政区划分的“九州”所代替。由于治水任务职责的重大和时间的紧迫而赋予领导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都促成了国家机构的产生，出现官制和刑法。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时已有各种官职，司空、司徒、士、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而且对他们“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有了一套考绩黜陟制度。尧时，舜制定典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烖过，赦；怙终贼，刑。” 古国之间格外复杂激烈的冲突中，逐渐酝酿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标志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河南地区产生了被认为是夏文化的新砦期遗存及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河南地区形成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的中心文化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发生质变，由铜石并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传说中的大禹时代正处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从禹开始，禅让的传统被破坏，禹的儿子启夺得王位，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大禹治水的传说不但揭示了治水活动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有力证明了治水活动对国家的产生和文明进步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实现由邦国阶段向王国阶段过渡发生在河南地区，从而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河南地区在全国的中心地位。
（三）精神文化的起源 1、文字的出现 在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三期的陶器上都有刻划符号，三期陶器的刻划符号为“×”。特别是陶寺遗址的一件扁壶上有两个用朱砂、毛笔写的两个字符，一个是“文”字，另一个字符人们的认识不一，分别释为命、昜、尧、邑、唐等。这两个字符已经是真正的文字。 2、天文历法 《史记·五帝本纪》称，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飭百官，众功皆兴。”“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集解》引郑玄曰：“璇玑，玉衡，浑天仪也。七政，日月五星也。”可见当时有专人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定期授民时，让百姓据此安排生产、生活。考古工作者在陶寺中期小城内的大型建筑，发掘者推测为观象台和祭祀坛。[14]当时的天文官站在观象台的观测点上，透过观测缝中线观测对面塔儿山脊日出来判定节令，制定太阳历。陶寺先民将一年分为20个节令，包含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以及农时、宗教祭日、当地气候变化节点等。换出土有测日影的圭尺，它与表（立杆）合用，正午时分可以测量日影，判定节令。 3、祭祀礼仪 《史记·五帝本纪》称：舜“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辨于群神”巡守“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执，如五器，卒乃复。”陶寺遗址有专门的祭祀区，礼仪建筑，在大型墓中出现了多种礼器，甚至有象征权力的鼍鼓、特磬、土鼓、玉钺、玉琮、玉璧和龙盘等。 4、乐舞的出现 《史记·五帝本纪》称：舜“以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尧赠给舜琴。“禹乃兴《九招》之乐”。《九招》即《九韶》，有九成，故名。又曰《箫韶》，舜之乐。在陶寺遗址发现一批乐器，如陶埙、木鼓等。 总之，尧舜时代在经济上是中国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在政治上是中国社会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因而它是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起源阶段。 [1] 张衡：《南都赋》李善注引，梁萧统：《文选》卷四，中华书局，1977。 [2]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967页。 [3] 郭沫若：《评〈古史辨〉》，《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 周秉钧：《白话尚书》，第36页，岳麓书社，1990。 [5]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与重建中国史前史》，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第11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6]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第72、73页，科学出版社，2000。 [7] 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第72、73页，科学出版社，2000。 [9]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与重建中国史前史》，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第11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10]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第5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11]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第57～5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12] 王震中：《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第53～54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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