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卓然)
近期，重庆北碚区档案馆征集到一张日本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1939年10月拍摄的日本佐濑航空部队轰炸延安的历史照片。并且还征集到了由日本朝日新闻社采写的报道：“佐濑、铃木、松山’各部队在上午十一点半，对红色抗日根据点延安的长翔、共产党第八路军的兵营、陕西大学、共产大学以及第八路军的政治部、外交部，包括其他军事设施进行了空袭。数处的军需品仓库燃起红红大火，延安市街道大部分覆盖在黑烟中，利用山中的窑洞进行掩盖的敌人防空阵地也被我军粉碎，下午也进行了连续大型轰炸”。
实际上，日本已解密公布的侵华日军军史档案之中有多处关于空袭延安的直接记录。这些档案是日本侵略军当时内部的作战文件。通过这些文件可以看到 。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日本华北方面军1939年1月24日的情报记录《方军情第12号》记载，此前的1月21日，日军陆军航空兵宝藏寺部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肤施(延安)、洛川”进行了轰炸(日语之中称为“爆击”)。日军分别出动七架飞机轰炸了延安和洛川，并且记录获取了很大的效果。
 图1 仅仅一个多月之后，日军又出动更多的飞机空袭了延安。
日本华北方面军1939年3月7日的情报记录《方军情第33号》里的这个作战记录显示：3月6日下午十五时，寺仓飞行团下属的原田、服部两部 队共计十四架飞机轰炸了延安。
 图2 然而这仍不是日军当年对延安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
据日本陆军航空兵第三飞行集团战斗要报第8号(1939年9月8日)记载，当天日军出动了六十四架飞机实施空袭。其中，侦察机十八架、轻型轰炸机(日语称之为轻爆击机)十五架，重型轰炸机(日语称之为重爆击机)三十架，运输机一架。“使用”三百二十四枚炸弹，分别是：十五公斤炸弹八十枚、五十公斤炸弹一百零一枚、一百公斤炸弹一百四十三枚，共计二十吨又五百五十公斤。
 图3 图4 这一天的轰炸之中，当时奉命到延安报告工作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钟蛟蟠牺牲。这位曾经在黄埔军校学习，从1927年广州起义时就投入战场，全面抗战初期从平型关战斗起一直战斗在敌后的八路军军官，为抗日事业流进了最后一滴血。
敌后的八路军也给来犯的日军轰炸机以还击。日军战斗要报记录，日军第六十战队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第十二号在“延安攻击途中”，在阜平县、五台县中间的太行山脉上，被地面火力击中，发动机中弹后脱离攻击部队坠落在保定机场西南方约300米，机身严重损坏，机上的日军航空兵曹长、军曹各二名毙命，另有曹长、军曹各一名重伤。
 图5 已公布的档案里还可以看到1941年8月日军空袭延安的记录。日本陆军航空兵第三飞行集团战斗要报第194号(1941年8月4日)之中，记录了 “百二号作战各部队战斗概要”。这份标注了“极秘”的文件里记录了此前第一飞行集团主力投入了对延安的攻击。其中，独立飞行第十六 中队出动两架飞机对延安附近进行了气象侦察；独立飞行第八十三中队主力空袭了延安的无线电台，并且称将之“完全炸碎”。
飞行第六十战队的主力则攻击延安的城区(日语称之为“市街”)。文件里记录炸弹全部命中，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图6 图7 以上几个示例只是日军公布档案里多次轰炸延安之中一部分，却已充分显示，日本军国主义把延安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
在日军对于延安的轰炸之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钟蛟蟠、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金道松、曾任中共安 徽省委秘书长的刘静波(当时在延安待分配)、红色艺术家蔡纫湘等一批干部牺牲，延安军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延安当时只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县城。但是正因为其成为了“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日军不惜一次又一次出动如此多的飞机对这个县城进行名列轰炸，这样可以看出日军对于敌后战场的重视。反过来看的话，这也是敌后战场给予日寇沉重打击的一个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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