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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穷家贫、缺衣少食的某一天，我们县城中学门前忽然来了一支车队，十几辆载货大卡车一字儿停靠在公路边，足足有300多米长。内困外患的年月，战备的军车时来时往，不足为怪。这么长的民用卡车队对于一个小县城来说，却稀奇少见。从车上卸下来的有衣服、有米、有面粉、有食油、有肉罐头，统统都是那个年代最紧缺最急需的衣食用品，几百个穿着褴褛的乡亲背的背，抬的抬，挑的挑，好像是蚂蚁搬家。在那长长的车队旁边有无数双贪婪的眼光。食物对于饥饿者的诱惑，或叫吸引力是无穷大的，它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而产生的羡慕甚至是嫉妒也是挺自然的。后来听说这是中央特许进入祖国救济乡亲的物资，物主是青田籍旅居日本的爱国华侨林三渔，这是“华侨”这一慨念第一次进入我大脑皮层并且在大脑深层刻下烙印的大事。
过了两年，一位侨眷同窗因为跟我同桌，给我对华侨带来了新的认识。他周末回家返校时经常换一块进口手表，那时候戴手表是非常稀罕的事，他给我试戴过，感到沉沉的，好像手表就象征着富贵。
我家的前屋就是公社，该公社有一位副主任，他的父亲是侨居法属领地的老华侨，因年事已高，要求儿子出国继承财产，好让自己归根与白发妻子共度晚年。在我的感觉里，华侨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
我曾经接受一位同事的交托，替他写过几封给他国外亲戚的信，这位亲戚侨居国外多年，很有名望，听说积蓄了许多财产。同事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农业户口，孩子大了，不能安排工作，生活出路非常伤脑筋，想请这位亲戚帮忙带一个孩子出国谋生，缓解一下家庭的压力。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家里有一个人去国外就能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摆脱家庭窘境。与文化大革命前截然不同的是，过去害怕有海外关系，怕被戴上“崇洋媚外”的帽子，甚至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对海外亲戚避之尤恐不及。后来则千方百计地寻找海外关系，没有近亲，八棒子打不着的远亲也行。对华侨的估量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不论是长长的车队，进口的手表，还是等待继承的财产，都是两个字“有钱”。华侨与金钱划上了等号。“当华侨就有钱，要有钱就出国当华侨。”这似乎就是那时候我们那块土地的共识。改革开放以后，我也随着出国的大潮到了西欧，也许是应了那句名言。淘金的诱惑谁能抵挡得住？
二
没有亲身领略国外淘金的艰辛，没有亲自聆听到一些老华侨昔日谋生岁月的血泪故事，不会对上述名言产生怀疑。但是事实如何呢？国外并不是“阿里巴巴”的童话世界，而是血泪斑斑的伤心地。
从世界移民史知道，自从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欧洲列强建立了殖民地后，先是有200万欧洲人移居到美洲，随即这些殖民者用最血腥残暴的手段从非洲大陆掠夺黑人作为奴隶运往美洲高价出售，在贩运过程中，黑人备受各种骇人听闻的虐待，死亡率极高，十人中往往只有一人能够活着到达美洲大陆成为奴隶。据学者估计，在西方殖民者长达数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中，非洲大陆黑人减少了一亿人口。
19世纪中，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以后，他们不仅看中了中国的市场和原料，同时也看中了中国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1860年10月至1868年，英、法、美等国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使诸列强掠夺和贩卖华工合法化，条约签订后，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一语泄漏了他们的狂喜之情：“这是一个取得廉价劳动力的条约。”在此后长达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出国绝大多数是直接或变相地以“契约劳工”的名义，被西方殖民者以拐带、欺骗和武装绑架的手段掳掠出去的。
所谓“契约”，实际上是一份“卖身契”，招募者从来不履行契约，签约后的华工完全丧失人身自由，沦为“会说话的工具”，所以又被称为“苦力”或“猪仔”。运送途中，他们被封锁在狭小的船舱里，拥挤得像罐头沙丁鱼，吃的是猪狗食，并受到骇人听闻的虐待、折磨和残杀。
1872年农历
9月23日《申报》报道：“其所谓猪仔者累累登岸，囚首垢体，鹄首鸠面，……兼其人皆疮痞遍身，脓痂汗秽，几不可近。且每人身穿画布衣服，其垢腻狼籍，亦竟与乞丐无异，……各自诉其被拐之事及登舟后遇逼虐待各种情形，有泣下沾衣襟者，有呜咽不能成语者，细验之则人皆生疮，人皆如鬼。设非船主虐待之深，何至如此。”因此，运送“猪仔”的船只又被称为“浮动地狱”，“海上地狱”，死亡率高得惊人。1856年“约翰·加尔文”号装298名契约华工去古巴，中途被打死、病死和自杀的竟有135名之多，死亡率高达45%。死者被扔下大海喂鱼。当难友一个一个被扔下大海，船舱变得“宽敞”了许多，不知自己的明天会如何的时候，他们是否想到了那份“契约”的虚伪和残酷。困兽犹斗，也真有人忍不住人贩子的残暴虐待，在死亡的边缘发起反抗，打死了船长、大副、二副和水手六名，控制船只返航。结果遭到英国和美国军舰的围剿，147名华工惨遭杀害。从1845年起到20世纪30年代止，据学者估算，至少有700多万契约华工到了世界各地。
三
除了700多万的契约华工，还有数百万的自由移民。以我们青田为例，由于地处山区，农民生活极度贫困所逼，有人肩背本地的石雕工艺品，冒险地跨出国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1934年英文版《中国年鉴》载：“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就有少数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经商，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为多，贩卖石制品。”从1798年到辛亥革命前夕一百多年中，青田籍人去日本、俄罗斯、英国、巴西、意大利、墨西哥、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南洋等国贩卖石雕工艺品的有三、四千人之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加入了协约国宣告参战。北洋军阀应允英、法、俄协约国来华招募赴欧参战服役华工达20余万人，仅青田就招募了2000名。想不到应招者非常踊跃。凡报名者全部录取，每人发5元大洋，一套蓝色棉衣。许多人把5元大洋全部交给了父母，忍着悲酸，与父母告别。他们虽然知道战争危险，但不想失去开创未来，寻找新生活的机会。他们的心态值得玩味。他们说，无法摆脱的贫穷比战争更可怕，战争也许还有尽头，而贫困不知何时才是尽头。肯定地说，以生命为代价的豪赌，只有这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才敢下注！
这些战地华工从事的是运武器弹药，挖壕沟，掩埋尸体，帮助运送伤员的前线工作，许多人就死在了战场上。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华工陵园就是历史的见证，还有人获得了法国总统颁发的荣誉勋章。幸免于难的华工战后大多数人要求回国，他们带着那点辛苦积蓄和奖金回到风雨飘摇的故国。大部分青田人面对贫穷的乡土，选择继续留在国外寻找出路。后来他们大多加入到了经商的行列，有的开餐馆，有的摆摊卖杂货，有的开洗衣店，有的贩卖家乡的石雕。
四
不论是“契约华工”，还是自由移民，由于祖国的衰弱，根本得不到保护。他们如被遗弃的孤儿，受人歧视、欺诈、和凌辱，特别是那些早期的“契约华工”，其悲惨命运更是无法描写。这些有幸活着到达目的地的华工，其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劳动强度非常繁重，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比如在古巴的华工，他们被囚禁在植物园里，从事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还经常遭受工头的随意鞭打，折磨，刑罚甚至枪杀。近代诗人容纯祖的一首《猪仔诗八绝》真实地揭露了古巴华人骇人听闻的悲惨遭遇：“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
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地震发生后，中国发起大规模的救灾募捐活动。可在日本国内却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屠杀华人的暴行。地震后的第三天，在日本军国主义扶植下的日本警卫团、社会青年团和在乡军人300余暴徒，以维持治安为名，拥至大岛八町目华人聚居区，将174名温州、处州劳工和商贩赶至空地，佯言即将地震，叫大家卧倒地上，华工们深怀地震恐惧，毫无戒备，刚卧下，即遭到暴徒击杀，血流成渠，尸横遍地。在南千柱、三河岛等地以同样手段杀害华工、商贩在千人以上。
西方殖民者也往往出于政治目的有计划和大规模地镇压和屠杀华人，制造惨案。荷兰殖民者就曾在巴达维亚屠杀了大批华人，鲜血染红了河水，史称“红溪惨案”。
华人的命不值钱啊，杀死一个华人，就像掐死一个无主的小动物，谁会同情，谁能讨回公道？可怜的游魂！
五
著名作家萧乾，二战期间是《大公报》到欧洲各国采访的特约记者，他曾经密切地接触过青田同胞，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没出国之前，听到不少老留学生批评青田商人，说他们如何给祖国丢脸，但屡去法、比、徳与这些漂泊全欧的中国“吉普赛人”接触后，我对青田商人只有脱帽致敬。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许多美德：勤劳、乖巧，凭两只手一个脑袋吃饭，不靠天，也不靠本国政治势力。他们以薄本由家乡出发，有的曾步行西伯利亚到中欧，从此患难相助，踊跃捐输，凭的全是娘胎里带来的聪明。赚钱之后，凭的还有一腔义气，但异于吉普赛人，他们有祖国，而且不忘祖国。”
季羡林老先生在德国留学时也认识了一些“青田商人”，并且在法院当过他们的翻译，被告就是“青田人”，从此他们成了朋友，而且在他的脑子里占据了无法抹去的一角。他编写的《留德十年》曾经这样写：“如今我要离开德国了，并离开他们了。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好友需要我去回忆，我的记忆里塞得满满的，简直无法再容下什么人。然而我偏偏要想到这一些流落异乡受苦受难的炎黄子孙，我的一群不知姓名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现在还到处漂泊吗？今生今世，我恐怕再也无法听到他们的消息了。我遥望西天，内心在激烈的颤抖。”这些十分动情的话语，使我泪流满面。作为这些老华人的后一辈，如果有机会，真想当面向他谈谈我们华侨今非昔比的生活，抹平老先生心头的创伤，也谢谢他对我们同乡的牵挂。
正如他所说，这些人永远不忘故国。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自己祖国的时候，这些漂泊的“中国吉普赛人”表现的强烈的爱国情怀真是可歌可泣。他们一方面和当地人民一起投入反法西斯斗争，一方面积极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出版抗日报刊，奔走呼号，慷慨解囊，支援祖国抗日斗争。甚至回国直接上战场参加抗日战争，把鲜血和生命贡献给祖国。
不管是那些被囚禁在植物园、矿山、工厂里的“契约华工”，还是这些居无定所，漂泊国外的“小商人”，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就是依靠华侨的鼎力资助开展革命工作，从而推翻满清王朝的，难怪他说：“华侨是革命之母。”
六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一步步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根本不可能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但表面上的措施还是有的。光绪25年4月（古历）上谕，准在厦门设立保商局，保护出洋回籍华裔，查办扰累情事。同年9月再次发布上谕：“著各出使大臣随在妥筹保护，用副朝廷怀保各民在远不遗之至意。”1909年3月又准奏了《大清国籍条例》，承认所有中国血统的海外移民都是中国国民，即“华侨”。但都因为国体腐朽、国力虚弱，而不起任何保护作用，在外华工沦落为殖民者的奴隶。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力大大增强，华侨在海外的地位才有了长足的提高。我初到欧洲，当地人看到我们，总是问，你是日本人吗。同是黄皮肤，日本人在他们眼中的地位盖过了所有亚洲人。如今，中国人的饭店、商店、批发公司和其它形形色色的经营公司遍布欧洲各大中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价廉物美的中国货，连那些著名的大公司都直接去中国订货、进货，影响大大盖过了日本人。
经过了严寒也经过了酷暑的老华侨，用亲身的经验锤炼出来的爱国爱乡的传统，经历了时空的考验，永远没有变，无论天下大乱，也无论世道激变。由于老华侨的引路牵线，使大批的新人成了“华侨”，使华侨这个群体空前壮大。队伍扩大了，人员年轻了，思路变新了，生意路拓宽了，但爱国爱乡的传统始终代代相传。
华侨们密切注视着祖国脉搏的跳动，迫切地期望祖国繁荣昌盛，所以，祖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会牵动海外华侨的心。
在国际事务上，华侨总是坚定地支持祖国政府的正义立场。“台独”猖狂的时候，全球的华人就团结起来，纷纷成立“和平统一促进会”，反台独，促统一；“藏独”闹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怂恿达赖集团破坏北京奥运的时候，海外的华人就发动起来，用人墙来保护圣火传递，自发组织示威游行，反对“藏独”，反对混淆黑白的“喉舌”，充分显示了祖国儿女的爱国情怀。
在国家蒙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海外侨胞总是慷慨解囊，积极捐助解困，表现了“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意。
在国家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的时候，海外侨胞就千方百计调动资金，支持国内的建设，一个愿望就是让我们祖国尽快富强起来。不庸置疑，这几年祖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来之侨胞的聚集。
祖国的强大，是华侨得以扬眉吐气的资本，是华侨的地位得以提高的可靠保证。所以，华侨把祖国当成自己的母亲。不管是拿中国护照的侨民，还是拿外国护照的华人，他们的心都是一样的爱母亲。只有极少数靠主子豢养的黒蹄子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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