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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南开大学2015届博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学生活动中心举行，760名博士毕业生喜获学位，从南开启航，踏上新的人生征程。典礼上，校长龚克为每一位博士颁发了证书，并将其学位帽上的流苏拨正。随后，龚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各位理学、工学、医学博士同学们、各位老师、各位家长： 首先，我由衷地感谢大家对学校作出的贡献，各位博士在过去几年中辛勤的创新性的工作，已经沉淀在相应地学科发展成果之中，各位还积极参与了教学改革、社会服务和校园文化建设并以各种方式对学校的改革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大家在毕业季对学校的期望和爱恋，使我和我的同事们颇受教益、鼓舞和感动。我想，毕业不是再一次训话，而是师生之间真诚的依依不舍的推心置腹的相互勉励。学校殷切地希望大家秉公尽能、永远向上，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同时，我们要向大家承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要从我们做起。我们希望大家不辜负母校的培养，我们在母校工作的师生员工呢也一定不辜负同学们的希望，秉公尽能、改革创新，推动南开不断向上。 第二，作为大家的朋友，在同学们人生的关键时刻，想提醒各位在祝贺与赞扬声中冷静下来想想：今后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我看最大的危险不是外部环境中可能的种种不利因素，而在于内心的松懈和失诚。据我观察，有些人的人生轨迹的最高点是他(她)获得的最高学位。因为他们是以追求学位为动力的，学位到手后就没有动力了。这样的人既使拥有了像博士这样最高的学位，也很难有真正的人生价值。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个体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她)有什么衔、做多大官、赚多少钱、住多大房等等，而在于他(她)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南开讲允公允能，是为公尽能，为振兴中华尽能，从而实现自我。我们要不断向上，不是追求个人腾达，而是中华崛起，为此不懈努力。再一个更大的危险是失诚，刚才张伟刚老师讲了很多，希望大家踏踏实实坚持几十年。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上周在八届八次学位评定委员会上，学校做出了撤销3位往届生学位的决定，其中两位是硕士，一位是博士。那么，这位博士为什么会被撤销学位呢？因为他急功失诚，不惜牺牲诚信而以剽窃的手段去多发论文，结果酿成大祸。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灾难性的。但我们早点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早点为他“止损”，我希望他能幡然自新并重新站起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能吸取这个教训，坚守诚信这条生命线。南开校歌说，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仁智勇”是古典的君子“三达德”，南开人又加上“真纯”，意味深长！张伯苓先生在99年前的毕业典礼上要求南开毕业生要“细味不诚无物之言”，我们确实应该共同“细味”之。 第三，希望各位博士见贤思齐、追求更高的境界。大家今天获得的这个学位是一个最高的学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学位。刚才李荣观同学非常豪迈的讲了一句“我们毕业了！”我想这是大家应得的。但是，今天我不想再重复庆贺的话，我想以自已获得博士学位28年来的切身感受告诉大家，这个最高的学位，它并不代表着最高的荣誉，更不代表最高的待遇，它却代表社会对大家极高的期待。因此，我们要自觉地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南开博士而言就要用更高的公能标准要求自已。这里，我想讲一个人物，把他作为我们的榜样，来理解什么是更高的公能标准。 因为在座的是理、工、医的博士，我们就讲讲杨石先先生。杨石先先生是我们南开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不久前，我们学生排了一个话剧，叫《杨石先》，属于全国都在做的一个系列，叫“共和国科技的脊梁”，这里面有清华排的《邓稼先》，也有我们排的《杨石先》。他在南开做校长比张伯苓先生任职的时间还长。他从1948年一直到他去世始终担任校长或者名誉校长。他在张伯苓做校长的时候就是张校长办大学尤其是理科的主要助手。杨石先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然后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先是学习农业，后来学习应用化工，1923他在康奈尔大学毕业之后，拿到硕士学位，就回到我们南开大学任教。从1923年一直到杨先生1985年逝世。今年是他去世三十年，他去世后把他的骨灰洒在了我们的马蹄湖里面。他就没有离开我们的南开大学。他在1929年的时候，再一次到美国的耶鲁大学深造，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回到了南开大学，继续任教。在西南联大，他担任了化学系的系主任，还担任过教务长，而且还曾经代理梅贻琦担任学校常委会的主席。抗战胜利以后，他受张伯苓先生的委托，到美国做学术访问，同时为南开复校招聘人才。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作出了出色的成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荣誉。1948年他准备回国，那时候他的同事非常不理解。因为大家知道，1948年是我们中国当时内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战火纷飞。所以他的同事对他说：“你们国家正在打仗。华北很快会成为战场了。你可以把家眷接过来，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我们特别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杨石先先生说：“我们的国家更需要人才。我要回到国家去工作。”他毅然就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他回来以后，很快平津战役爆发了，他和黄钰生等一起主持学校的工作，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拒绝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南开大学南迁的决定，同时也拒绝了当时国民政府提出来要派飞机协助南开教授到南方去的要求，保卫了学校，把南开大学完整地带到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不仅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和校长职务，而且是中国化学发展的领军人物。1956年他作为化学组组长参加了新中国第一个12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工作，他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化学科学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并身体力行地开辟了化学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道路。他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建立了中国高校最早的专门研究机构，这就是南开大学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在农药化学以及有机氟、有机硅、有机硼、金属有机化学等许多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在文革中他被打倒受迫害，但他在逆境中忧国忧民，千方百计坚持科研，亲笔上书周总理要求保留元素所。杨先生是在1985年2月19号逝世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他公开发表的最后的文章。是在1982年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化学要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学术进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请注意杨先生是把“经济繁荣”放在“学术进展”前面。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祝化学工作者为中华崛起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篇文章里，他强调了近代化学在农业、能源工业、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激光技术、空间技术、高能物理和遗传工程等重要国民经济和重要领域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地位。尤其在能源工业和材料科学中，化学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对能源的综合利用、常规材料性能的改进以及新型材料的合成，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篇文章里他还特别提到“生物大分子合成和配位场理论研究”的进展。在文章的结尾，杨石先先生说：“我殷切地希望化学界的同事们、朋友们和中青年同志们，发扬老一辈化学家艰苦创业的精神。按照陈云同志讲的‘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以坚强的意志去探求未知、追求真理，把毕生精力献给化学事业，祝化学工作者为中华崛起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杨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嘱托。如果把他文章中的“化学”两个字改成“科学”两个字，那么就是对所有学科的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的嘱托。杨石先先生是一代公能楷模，他的一生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美哉大仁智勇真纯”的公能境界。怎样才能做他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各位博士和每位老师仔细的想想，细味之。各位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博士们、各位老师、各位家长： 首先，我由衷地感谢各位博士对学校作出的贡献，各位在过去几年中辛勤的创新性的工作，已经沉淀在相应地学科发展成果之中，各位还积极参与了教学改革、社会服务和校园文化建设并以各种方式对学校的改革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大家在毕业季对学校的期望和爱恋，使我和我的同事们颇受教益、鼓舞和感动。我想，毕业典礼不是又一次训话，而是同志之间真诚的依依不舍的推心置腹的相互勉励。学校殷切地希望大家秉公尽能、永远向上，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同时，我们要向大家承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要从我们做起。我们希望大家不辜负母校的培养，我们在母校工作的师生员工也一定不辜负同学们的希望，秉公尽能、改革创新，推动南开不断向上。 第二，作为大家的朋友，在同学们人生的关键时刻，正如刚才袁松所讲，是获得了最后的最高学位的时刻。我想提醒各位在祝贺与赞扬声中冷静下来想想：今后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我看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环境中可能的种种不利因素，而在于内心的松懈和失诚。据我观察，有些人的人生轨迹的最高点是他（她）获得的最高学位。因为他们是以追求学位为动力的，学位到手后就没有动力了。这样的人既使拥有了最高的学位，也很难有真正的人生价值。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个体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她）有什么衔、做多大官、赚多少钱、住多大房等等，而在于他(她)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南开讲允公允能，是为公尽能。刚才袁松引用了张伯苓先生的话，公，是大公。什么是大公呢？是中华民族的振兴，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在这样的事业中，追求我们自我价值的实现。 我想另外一个比懈怠更大的危险是失诚。这件事本来是不值得在这样一个场合来讲的，但是非常遗憾，上周我们召开了八届八次学校的评定委员会会议，也就是审批各位学位授予的这次会议，同时做了一个撤销学位的决定，撤销了3位往届同学曾经获得的学位，其中两位是硕士，一位是前年我们授予的博士学位。那么为什么撤销他的博士学位呢？因为他急功失诚，不惜牺牲诚信，采用剽窃的手段去多发论文，结果酿成大祸。我们知道，这个撤销学位的决定对他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在投这一票的时候也是感到扼腕叹息。我想这对于这位同学来说也是一次果断的“止损”，也希望他能幡然自新并重新站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认真吸取这个教训，坚守诚信这条生命线。待会儿我们要唱校歌，南开校歌非常短，可以说是字字玑珠，其中讲到，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仁智勇”是古典的君子的“三达德”，南开人又加上“真纯”，意味深长！张伯苓先生在99年前的毕业典礼上要求南开毕业生要“细味不诚无物之言”，我们确实应该共同“细味”之。 第三，希望各位博士见贤思齐、追求更高的境界。大家今天获得的这个学位是一个最高的学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学位。但是今天我不想再重复庆贺的话，我想以自已获得博士学位28年来的切身感受告诉大家，这个最高的学位，它并不代表着最高的荣誉，更不代表最高的待遇，但却代表社会对大家极高的期待，代表着社会、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组织将来会用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因此，我们要自觉地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来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对南开博士而言，就是要用更高的公能标准要求自已。这里，我想讲一个人物，把他作为我们的榜样，来理解什么是更高的公能标准。 因为在座的是文史哲法的博士，我就讲一位我们南开的知名的人文学者，他就是雷海宗。雷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到美国的芝加哥主修历史、辅修哲学，他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国在清华等多所大学先后任教。在西南联大时期，他是西南联大的历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转到南开来工作。雷海宗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在史学界独树一帜的学者，对中国史、世界史、思想史、史学史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他创造性的打破了欧洲中心和王朝沿袭体系的这样一个世界通史新的体系。对于他的学术贡献，大家可以看何炳棣先生回忆的文章。何炳棣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学生，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后来是美国很著名的历史学家。雷先生在抗战之初，南京陷落之后，很多人对抗战失去信心的时候，发表了《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以历史的宏大眼光论证抗战必胜、民族必兴，引起很大的反响。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争取民主，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后，他不顾危险主动参加5人治丧委员会，并亲自保留了枪杀好友闻一多的子弹头，作为对亡友的纪念和对反动派的抗议。非常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在竟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处境非常的艰难。但是他依然坚持学术研究。那时他已经不能用自己的身份去写文章发表文章，他就翻译西洋一些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并且在上面做了很多注，反映了很多他的重要的学术思想。1961年的时候他被摘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仍然继续接受批判和改造。由于他当时身体非常不好，所以他在1962年恢复上课的时候，从医院雇三轮车到教室为同学们上课。我曾经看到史学家肖黎先生写的一段回忆叫《最后一课》，这里面形容这么一个场景：“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的挪动着双腿，吃力的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突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程，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是窃窃私语，不敢和他接近，因为当时他是“右派”。他仍然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我神差鬼使地走过去，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压低声音说：‘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他点点头，什么都没说。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的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着拐杖走了。在这难以言表的时刻，同学们都走到了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车，渐渐远去……”这里讲的是1962年的11月雷海宗先生在南开校园里上的最后一课。雷先生1962年12月25日去世。请同学们想一想：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人，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经济学、管理学博士同学们： 首先，我由衷地感谢大家对学校作出的贡献，各位博士在过去几年中辛勤地创新性的工作，已经沉淀在相应地学科发展成果之中，各位还积极参与了教学改革、社会服务和校园文化建设并以各种方式对学校的改革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大家在毕业季对学校的期望和爱恋，使我和我的同事们颇受教益、鼓舞和感动。我想，毕业典礼不是一次训话，而是平等的同志般的推心置腹的相互勉励。刚才杜德瑞同学的发言虽然没有对学校提什么要求，但我想他讲的每一声感谢都是对我们的一个鞭策。什么叫鞭策，就是抽了我们一鞭子，抽了我们好几鞭子。刚才王迎军老师以《补课》为题的这篇讲话讲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话，他特别提醒大家，当我们取得了所谓最高学位，经济学或者管理学的最高学位的时候，我们不要满足于在专业知识上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我们还需要历史认知、文化的认知、科学的认知，以求完全的人格等等等等。我想这都是这种依依不舍推心置腹的相互勉励。学校殷切地希望大家秉公尽能、永远向上，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同时，我们要向大家承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要从我们做起。我们希望大家不辜负母校的培养，我们在母校工作的师生员工呢也一定不辜负同学们的希望，秉公尽能、改革创新，推动南开不断向上。 第二，作为大家的朋友，在同学们人生的关键时刻，我想提醒各位在祝贺与赞扬声中冷静下来想想：今后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我看最大的危险不是外部环境中可能的种种不利因素，而在于内心的松懈和失诚。据我观察，有些人的人生轨迹的最高点是他(她)获得的最高学位。因为他们是以追求学位为动力的，学位到手后就没有动力了。这样的人既使拥有高学位但仍难有真正的人生价值。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个体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她)有什么衔、做多大官、赚多少钱、住多大房等等，而在于他(她)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南开讲允公允能，是为公尽能，为振兴中华尽能，为世界和平尽能，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尽能。我们要不断向上，不是追求个人腾达，而是民族的崛起，为此不懈努力。再一个更大的危险是失诚，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上周在八届八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上，在通过给七百多位同学授予博士学位的议案的同时，我们做出了撤销一位往届学生博士学位的决定，因为他急功失诚，不惜牺牲诚信而以剽窃的手段去多发论文，结果酿成大祸。这位同学已经拿着我们学校的博士学位在某个学校任教。这个决定对他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做这个决定时心情也是非常的沉重。我想这次对他学位的撤销是为了维护我们南开大学的学术名誉，也是为了挽救这位同学，对他来说是为他“止损”。我也希望他能幡然悔悟重新做起。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吸取他的教训，真正把诚信作为我们为人为学做事的生命线。等一下我们还要唱南开校歌，我们南开校歌很短，但是我觉得是字字玑珠。这个南开校歌里面谈到，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仁智勇”是古典的君子“三达德”，南开人又加上“真纯”，意味深长！99年前，在南开的毕业致辞中，张伯苓先生要求南开毕业生要以诚为本。他要求南开毕业生“细味不诚无物之言”，我们在99年后的今天，要回味张校长的这句话，仔细品味什么叫做“不诚无物”。 第三，希望各位博士见贤思齐、追求更高的境界。大家今天获得的这个学位是一个最高的学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学位，这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同学们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同学们的家属亲友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今天我不想再重复庆贺的话，我想以自已获得博士学位28年来的切身感受告诉大家，这个最高的学位，它并不代表着最高的荣誉，更不代表最高的待遇，它却代表社会对大家极高的期待。因此，我们要自觉地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么对南开人来说这种更高的公能标准是什么呢？确实很难用言语去表达。这里，我想讲一个人物，把他作为我们的榜样，来理解什么是更高的公能标准。 今天在座的是经济学、管理学的博士，我们就讲讲滕维藻先生。滕维藻先生早在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曾两次遭逮捕关押。1942年他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南开经研所攻读研究生。1948年他在这个校园里与师生一起开展护校斗争，迎接天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担负学校教务长协助杨石先校长办学的同时，在世界经济学尤其是澳大利亚经济研究和跨国公司研究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学术贡献。这在当时的情形下是殊为不易的。当时是什么情形呢，在五十年代末滕先生做澳洲研究的时候，我们国家跟澳洲没有外交关系，我们中国处在被封闭、被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连文字资料都很难获得，更没有人员的交流。在这个时候他研究澳大利亚的经济，作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在文革中他研究跨国公司，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在南开大学遭受“文革”动乱和地震重灾后再次创业的重要时期，他出任校长，提出了服务国家建设，加强基础、着重提高、发挥优势、补充短线的方针，恢复和新建了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经济、管理、金融、旅游、图书馆系，还增设了分子生物学、高分子化学、电子学、系统科学、计算机、环境保护系和陈省身主持的南开数学所，奠定了南开大学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及艺术等于一身的综合性学科布局，为其后学校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90年代滕先生已年逾七旬，当时有一个年轻人，素昧平生的年轻人给滕先生写信，让滕先生给他写他的人生格言，滕先生欣然应允。去年，我在网上找到了滕先生的字，滕先生说：“虽然一生清贫，再加上风风雨雨，文革中九死一生，但我至今不悔。我用以自勉的格言是：对国家，对社会，要少索取，多贡献。”这段话映出了滕先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光辉人生，值得我们每一个南开人深思。最后，我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希望今天在座的博士生，也希望我们的老师，共同的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人？去追求滕先生所达到的公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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