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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是我最好的老师
蒋小明 妈妈出生于江南的一个耕读之家，清末民初家族中走出过不少热爱读书又追求自由的前辈。妈妈受到熏陶，文化素养、文字水平都很高。她小学毕业后，家乡被日寇侵占，她不甘当亡国奴，背井离乡，走上了艰难的流亡求学之路。她从慈溪翻山越岭到浙南，走了一地又一地，学校转了一所又一所，妈妈求知若渴，读完了初中。1944年，日寇又占据浙南，妈妈已读到高一，终于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上四明山参加了革命。1946年，妈妈受党的派遣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她一边在之江大学注册读书，一边到《联合晚报》担任记者。她以勤勉的工作，出色的报道，杰出的文字功力，受到了包括郭沫若在内的许多文章大家的赞赏。 有这样的一位文字水平超高的妈妈，我当学生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写完作文，一定先让妈妈看看，而她总能从字里行间挑出一些错别字和病句来。直到妈妈去世前，我的一些重要发言稿和文章，还常常请妈妈提意见，她提出的意见总是非常中肯，切中要害；她帮我修改和推敲过的稿子，总让我感到心里踏实。 1960年，爸爸妈妈从鞍钢去酒泉筹建新的钢铁厂，不久钢铁厂又下马了。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甘肃又是特困地区，爸爸妈妈在那里的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住在戈壁荒漠的窝棚里，饥寒交迫，缺医少药；渴了饮冷水，腹泻食大蒜；生活设施简陋，资源奇缺。为了能让孩子们正常地受教育，父母把我们交给爷爷奶奶住到南京，并请在南京工作的叔叔代为照顾。妈妈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还设法给我们买到一些儿童读物寄来，如《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强盗的女儿》、《鄂伦春老爷爷》等，我和弟弟妹妹争相阅读，看得津津有味。 爸爸妈妈去酒泉那年，我6岁，是上小学的年龄。当时为我选学校，小姑姑蒋云铮费了不少心思。首先是选择了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当年这是南京唯一的一所十年一贯制学校。在申请入学的过程中，学校发现我的年龄离报名规定的年龄差了9天，小姑姑到学校向校方求情，校方终于高抬贵手，这样我无须再等一年就当上了小学生。记得刚学会写字时，我常常在爷爷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的后面，添上几句话，字写得歪歪扭扭的，错字不少。例如，把过节玩耍中的“碰杯喝酒”写成“撞杯喝酒”之类。妈妈每次在回信中一丝不苟地帮我改错字和错句。这一改就改了几十年。 1964年，爸爸妈妈经过中央党校的学习后，调到中联部工作。在北京安顿下来后，他们就把当时10岁的我和9岁的大妹妹小凌接到北京。弟弟小东、妹妹小溪暂留南京。 我们在南京读的是十年一贯制的“实验班”，转学自然就想转到也是十年制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异地转学还是要经过考试的，我考五年级，妹妹考三年级。考试那天，妈妈带着我和小凌乘公共汽车去位于西单手帕胡同的实验二小。我们在南京活动范围小，出门大多步行，有时坐三轮车，很少乘坐汽车，一路上妹妹还晕车恶心。我们心里有点紧张，毕竟是初次到北京这个“大地方”来。记得当时学校正放暑假，学校为我们打开了一间教室当作考场。妹妹机灵，在晕车、精神紧张的情况下，一会儿就把题作完，提前交卷了。我比较费劲，有些数学课程根本没学过。妈妈和妹妹在外面等了很久，学校的老师在一旁安慰妈妈。好在考试通过了。 学是转成了，学习上碰到的问题还真不少。十年一贯制的五年级，就是小学的毕业班。五年级的课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的，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南京上学时不觉得吃力，各门成绩都不错，到北京可就完全不同了。数学比南京深了一大截，代数、几何都没学过。语文也难，古文、诗词都是新的课程，我的作文写作还停留在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上。最差的是外语，南京根本没开这门课，而北京的同学从四年级开始，英语已经学了整整一年。 我们当时普通话都讲不利落，南腔北调的被同学们笑话。游泳一点都不会，而北京的同学有不少都考到了“深水合格证”。功课就更不必说了，上英语课就像听天书，课程越落越多。老师们也试图帮我补课，但班上好几十人，她们哪里忙得过来？ 我只有依靠妈妈的帮助了。她白天上班，晚饭以后一点一点帮我补习功课。数学、语文样样要补，还要教我学英文，妈妈是我第一个英文老师。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成了我的专业，成了我安身立命的看家本事，我后来的英语水平当然超过了妈妈，但是倘若没有她的“第一课”，一切都无从谈起！ 后来我读到她回忆青少年生活的文章，她说，十分怀念初中的数学老师。她对数理逻辑产生浓厚兴趣，对数学公式有着深刻理解，是因为在战乱时期遇上了敬业的老师，老师不仅仅让学生背方程式，而是深入浅出地把方程式的道理讲深讲透。妈妈求学时，经历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但她非常珍惜念书的机会，十分尊重老师。只要有书读，有课听，奔走20里去学校也觉得幸运无比。妈妈上中学时对文科、理科的课程都很喜欢，成绩也都出色。法国有个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妈妈非常崇拜她，一度想读理科，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当个女科学家。她正在犹豫是偏重文科还是理科时，日寇占领了家乡，投身革命成为她的唯一选择。 妈妈受的基础教育是浓缩了的，所以她也用浓缩的方法来辅导我。她总是循循善诱，从不责备，也从不施加压力。做完功课往往都到深夜了，我还要自己填写《家校联系本》，说明自己今天在家做了哪些家务。于是妈妈就督促着我擦桌子、拖地、倒垃圾，干一样写一样，然后才准备睡觉。 五年级这一年是我和妈妈接触最多的一年，她不仅是在给我补课，同时也在弥补对我们而言缺失了很久的爱，弥补之前四年因未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没能给我们的母爱。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我的身上，令我终生受益。一个学年很快过去，毕业考试结果出来了，我的英语成绩全班第一，教英语的于老师很吃惊，称赞我的提高为“大跃进”。数学成绩名列前茅，授课的关老师还一度疑惑，怎么全班三个考100分的男生都坐在纵向的一排上。我的毕业作文《阮文追的照片》被教语文的傅老师作为“范文”拿出来在班上表扬了一番。傅老师之前把妈妈曾经发表在《联合晚报》上的《迎猫记》一文拿出来读给我们听，将这篇文章作为拟人化描写的范文。这两件事一前一后，真是凑巧，也是我小时候难忘的荣誉。 从那一年以后，我上中学、大学、读研，一路走来，在学习上再也没有遇上过什么困难，这是妈妈当年帮我补习的后续效果啊！更重要的是，有了妈妈的言传身教，无论在陕北插队劳动，还是后来读大学、工作，只要一有学习机会，我都会如饥似渴地“扑上去”，紧紧抓住不放。进大学的第一天，我便用发到手的五张借书卡在图书馆借了五本英文书拿回宿舍阅读，生怕不读，书就会“飞”走。我对知识的渴求，深层的原因就是妈妈少年时代流亡求学、珍惜学习机会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化成了我不懈的学习动力。 从北外教书、办义学为朋友们教英语，担任《外国文学》的编辑，到联合国做同声传译；从澳大利亚读硕士，到英国读副博士，最后拿下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自己在学业上可以算得上顺风顺水。回想我这辈子，天赋谈不上，当个学生还算过得去。正是妈妈，培养了我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追求真知的精神，使我养成刻苦学习的习惯；正是妈妈，教导我做事一定要做好，提升了我做人的标准；正是妈妈，给了我自信，使我相信，只要努力，没有做不成的事。我深知，我能拿到剑桥博士学位，我一生能有一些小成就，那都是妈妈教育的结果。 最近，我在武当山狮子峰看到一棵罕见的槲栎树，树龄530多年了。它经历了岁月的沧桑，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树的枝叶说不上很繁盛茂密，但整棵树周身透着灵气，傲然挺立在云雾山中。道长说每年深秋槲栎树叶的新芽就会露出，与众不同的是，老的树叶不会马上掉落，而是陪伴着新芽度过寒冷的冬季，直到来年春天新叶真正长出来，老的叶子才会慢慢脱落。 望着这棵树，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妈妈。妈妈，你是我最好的老师，默默陪我走过60年的人生道路。人在被陪伴时觉得习以为常，甚至不懂得珍惜。我未曾想过没有妈妈的日子会是怎样的，我觉得妈妈永远在家，她阅读书报文件，她在散步歌唱……妈妈是那样阳光，从不抱怨、不会比东家比西家，永远散发着正能量，即便在她身体很不好的时候，也还是让我们去忙我们自己的事，不必替她担心。 现在，我心中的靠山轰然倒下了，她的辞世无疑是我这60年来最痛苦的经历，让我不知所措，让我感到无比的寂寞。我顿悟，有这样好的妈妈陪伴我大半生，是多大的幸运，应当多么的感恩！我的一些国外朋友虽然没有见过妈妈，但他们从我的叙述中，从对我了解中，似乎看到了我妈妈。他们都说我是妈妈的一份遗产，他们可以在我身上感受到妈妈所传递的正能量。 妈妈去世后，为了传承妈妈的遗志，弘扬妈妈的精神，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为妈妈的母校“慈城中心小学”捐助了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图书室“郁文书屋”。在筹建过程中，我的妻子周进花了大量的时间查找音乐、体育、美术、航天、电讯、历史、地理、哲学、服装、家居、手工艺、生理卫生等各种知识领域的少儿读物。同时，我俩多年支持的公益慈善团体也为书屋买进了一批中英文的课外读物。 2013年9月中旬,我和妻子、妹妹乔凌代表全家，父亲的秘书陈群代表全体工作人员，表舅赵一新、表姐胡亭亭、表哥胡安生代表家乡的亲属，一道参加了“郁文书屋”的挂牌仪式。在仪式上，我代表父亲作了发言，追忆妈妈的童年经历，表达了对妈妈的怀念和感恩之情，我还鼓励妈妈的小校友们树立远大志向，继承先辈的优秀品德，将来学有所成，有所作为，贡献社会。据了解，书屋开放后,孩子们的读书热情高涨，排队借书、阅览，对于图文并茂的精美读物爱不释手、十分珍惜。老师们和暑期慈善义工还轮流为孩子们举行“悦读”比赛和讨论。“书屋”举办的这些活动，都传递着妈妈博大的爱，它会使妈妈的精神和风采得到传承，妈妈有知，当会感到欣慰。 2013年9月 （作者是郁文的长子） （来源：选自《郁郁乎文哉——怀念郁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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