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博：“回望大明”展（二）

明代丝绸以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地区为中心，此外，山西潞安，四川保宁，广东广州，福建福州、泉州、漳州等地也各有著名的丝织品生产。

明代官府在工部下设织染所，在内府监设有织染内局和织染外局。内局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外局织造官府公用丝绸。南京除设内外织染局外，司礼监又设有织造祭祀用丝绸的神帛堂。除两京外，各省很多地方官府也都设有织染局，据《大明会典》卷二○一《织造》所记，设有织染局的地方有：浙江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湖州、嘉兴诸府，江西布政司，福建福州府、泉州府，四川布政司，河南布政司，山东济南府，直隶镇江府、苏州府、松江府、徽州府、宁国府、广德州。其中以苏州、杭州两织染局的规模最大。

北方很多省份未设织染局，但也有官府的丝织作坊。如明·陈汝明《甘露园短书》卷五便载：“曾见陕西抚院贾待问疏称，该省应造万历二十五年龙凤袍共五千四百五十匹，额设机五百三十四张，该织匠五百三十四名，挽花匠一千六百二名；新设机三百五十张，该织匠三百五十名，挽花匠七百五十名；挑花络丝打线匠四千二百余名。”

明代山西潞安州是北方丝绸的主要产区，万历《潞安府志》卷一说“潞绸遍宇内”；顺治《潞安府志》载：“上党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其奔走什一者，独铁与绸耳”；乾隆《潞安府志》卷九亦言“明季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刘泽民等《山西通史》卷五《明清卷》说：“明代丝织业，南方以苏、杭、闽、广为中心，北方则以潞州为中心。”

潞绸有大绸、小绸两种规格，其色彩品种繁多。据《潞安府志》载，其颜色有天青、石青、沙蓝、月白、酱色、油绿、真紫、黑色、红青、黄色、红色、绿色、秋色、艾子色等十四余种。

万历年间，潞绸发展到顶点。万历二年进士、曾任山西巡抚的吕坤在《去伪斋集》卷一载“……查得织造地方，有浙江等九省。织造物料，有纱罗绢颵，而山西岁派，只有绫绢各五百匹，闰月共加八十六匹耳，并无所谓山西潞绸者。卷查万历三年坐派山西黄绸二千八百四十匹，用银一万九千三百三十四两。十年坐派黄绸四千七百三十匹，用银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余两。十五年坐派黄绸二千四百三十匹，用银一万二千余两。十八年坐派黄绸五千匹，用银二万八千六十两。夫潞州之有绸非一年矣，祖宗时未尝坐派，陛下即位以来，坐派四次，计工银八万三千有奇矣……”




                         定陵所出织金缠枝莲妆花纱方领女夹衣复制件

明末世人，习尚奢华，这也带动了丝织业的发展。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载“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记》载“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

据明代查抄严嵩家宅物品的记录《天水冰山录》所载，其时服装面料便已极为丰富，有缎、绢、罗、纱、绸、绒、皮草、丝布等。其中缎织物有144条，数量达9150匹；绢有云绢、云熟绢、妆花绢、织金绢、妆花织金绢等名目；纱有云纱、绉纱、闪色纱、织金纱、遍地金纱、妆花纱、织金妆花纱等；紬（绸）有云紬、补紬、潞紬、素紬、绵紬、潮紬、妆花紬、织金紬、妆花织金紬等；蜀锦18匹；改机匹料21条，共274匹，另外，改机衣的品名有4条，共17件。缎、绢、绫、罗、纱、绸、绒、锦、布等项共14331匹。

严嵩家抄没的丝织物，今天我们已不能看到，而定陵的发掘，则让我们得见明末丝织物的绚烂繁华。定陵出土的袍料、匹料和服饰等丝织物共644件，占出土文物的五分之一。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齐全，多达10余类。有传统织物，有明代新品种，汇集了我国古代丝织品种之大成。出土的丝织品种主要有下列几类：妆花。妆花缎16匹，其中织金妆花缎12匹、织金、孔雀羽妆花缎4匹。妆花纱39匹，全部为匹料，其中织金妆花奔兔纱就有20匹。妆花罗30匹，其中28匹为袍料，2匹匹料。妆花绸4匹，全部为龙袍料；缎。花缎24匹，素缎2匹；织金12匹，其中袍料2匹，匹料10匹；纻丝11匹。多为黄色，个别为红色；锦2匹。均为曲水纹地，经线起花；纱匹料8匹，有5匹为织金纱、3匹素纱；罗10匹；4匹保存较好，6匹残损严重；绫。花绫、素绫。花绫2匹，均为织成袍料；紬匹料13匹；9匹保存较好；改机4匹。
                    定陵所出红太极灵芝织金妆花孔雀羽四团龙袍料复制件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载万历三十三年工部言：“万历二十七年内织染局题办皇长子等位婚礼袍段，万历九年传造之数尚有未完一万余匹，俟今次传造完日，仍将旧传未完照数补织……（万历三十三年）上用袍段一万六千余套匹，又婚礼段九千六百余套匹，比诸原欠遂增一万五千之数，昨内库新改段一十八万余匹，虽蒙圣恩宽减一半，计费尚须数十余万。”可见当时宫中丝织物用耗之巨。

明代丝绸大体可分为根据成品规格设计的件头织成料和供一般裁剪使用的普通匹头料两大类。件头织成料每匹可缝制成品一件或两件，主要供宫廷及官府使用。

定陵所出的丝织品主要出自万历帝后棺内，少数放置在椁上，部分鞋袜及包裹器物匣和谥册的包袱出自随葬器物箱内。



    柘黄织金妆花缎龙云肩通袖直身袍料（直身袍料W284:1）

整匹为织成料，分前后襟肩通袖、接袖、大襟、衬摆和衣领等十二部分。满织金妆花不露地，纹饰以大型的蘑菇状云纹为地，前后胸为二龙戏珠，两肩各一过肩龙，二直袖龙下不为寿山福海、浪花和八宝纹。最下织龙襕一道，饰龙赶珠、海水江崖及八宝纹。

龙身织圆金线；龙鳞外边用晕色，有宝蓝、红或艾绿色；龙鳍、龙角用白色；龙须用蓝、红、浅红、绿色；龙腹用绿、深红、浅红、黄、宝蓝等色；火珠用浅红、深红、粉白色。匹料中间贴有腰封，残存字迹为：“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 日，织完……龙襕直……线边云地，紬绢一匹长五丈五……领全，织匠……”


    黄曲水纹地串枝菊花锦（串枝菊花纹锦D59）

菊花一排呈现花心，一排无花心。两排一个循环，六则，整剖光。匹长10.765米，外幅宽66.5、内幅宽65.1厘米。

绛红织金妆化喜字串枝并蒂莲花缎（织金妆花缎匹料J59）

织金“喜”字串枝并蒂莲，二则，整剖光。在两朵莲花之上织一金“喜”字，花头用红、蓝、绿、紫四色。每个花头为两种颜色，以红蓝、红绿、红紫相配合。莲梗为艾绿色，叶芽饰驼色，花头和花梗均用扁金绞边。每个花组长20.5、宽33.3厘米。

    红织金妆花奔兔纱（卍字奔兔纹妆化纱W93、W96）

20匹。红地，织金奔兔纹，四则，整剖光。兔口衔灵芝，奔驰于行云之中，生动活泼，背负灵芝托。第一排托内承团鹤，第三排托内承无极纹（阴阳鱼形）；第二、第四两排兔在奔驰中又回首相顾，灵芝托内承一“卍”字。花纹图案，每四排一个循环。奔兔、灵芝托全部用扁金线织出，团鹤用黑、白、绿三色彩绒，无极纹用红、绿、墨绿三色，卍字用红、蓝二色，均以扁金绞边。

大红长安竹潞绸（长安竹纹紬 D65）

1匹。在匹料两端机头和花组相接部分有一条宽5.1厘米连续状卍字纹。花组为红地绿花的长安竹，如意头形折枝，中心为一竹花，左右饰一竹叶，十二则，匀罗摆。单位纹样长9、宽6.7厘米。

黄凤鹤樗蒲纹妆花缎帘

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冰窖口出土。宋·程大昌《演繁露》载樗蒲本是一种博具：“樗蒲之名至晋始著，其渊源自博出。博用六子，樗蒲则用五子，刻木为之，两头尖锐，中间平广，状如今之杏仁……今世蜀地织绫，其文有两尾尖削而中间宽广者，既不像花，亦非禽兽，乃遂名为樗蒲。”明代丝绸有一种在素地上安排梭子纹样并在梭形内填以花卉、龙凤或聚宝盆等类的即称为樗蒲纹。

 

定陵出土衣物共计467件。其服饰385件，被褥34件，用品48件。各类衣物主要出自万历帝后棺内，个别出自随葬衣物箱内。

十二章福寿如意缂丝衮服W232

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定陵共出土有5件。4件分别出自万历帝棺内南北两侧，1件穿在身上。衮服，盘领、大袖、窄袖口，在领右侧钉袢扣一对。背后腋下部位钉带袢一对。衮服地纹为卍字、寿字、蝙蝠和如意云纹，象征“万福万寿”。衮服前襟、后襟各饰团龙三，两肩各饰团龙一，左右摆上各饰团龙二。团龙四周分别饰有螺、轮、伞、盖、画、罐、双鱼、盘长八吉祥。除龙之外的十一章，日月饰于肩部，左日右月；星平列于后肩部；山饰于后肩部；华虫饰于两袖上部；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分别饰于前襟和后背的团龙两侧，左右对称。此外，另饰有云头、海浪、金锭、银锭和海珠等。

八吉祥，即佛教八宝。由宝轮、宝螺、宝伞、宝罐、宝花、宝盖、盘长、双鱼组成。八吉祥的含义，据《北京雍和宫法物说明册》：宝轮，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之谓；宝螺，佛说菩萨果妙音吉祥之谓；宝伞，佛说张弛自如曲复众生之谓；宝罐，佛说福智圆满具完无漏之谓；宝花，佛说出五浊世无所染着之谓；宝盖，佛说编复三千净一切药之谓；盘长，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双鱼，佛说坚固活泼解脱坏劫之谓。

关于衮服上十二章各章的意义，宋·聂崇义在其《三礼图》“衮冕条”中说：“以日月星辰画于旌旗，所谓三辰旌旗，昭其明也……龙能变化，取其神，山取其人所仰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古宗庙彝尊，名以虎、蜼，画于宗彝，因号虎蜼为宗彝，虎取其严猛，蜼取其智，遇雨以尾塞鼻，是其智也。”又同书“毳冕条”说：“藻，水草也，取其文，如华虫之义，粉米取其洁，又取其养人也……黼诸文亦作斧，案绘人职据其色而言，白与黑谓之黼，若据绣于物上，即为金斧之文，近刃白，近銎黑，则曰斧，取金斧断割之义也。青与黑为黻，形则两已相背，取臣民背恶向善，亦取君臣离合之义。”

卍纹原非文字，武则天长寿二年采为文字，读如万，意谓“吉祥万德之所集”。明代丝绸中常用此纹样象征吉事连绵不绝。

此件衮服，使用的材料有绒、生丝线、金线和孔雀羽线四种。织造的经纬密度为每厘米22×100根，经稀纬密，缂制得成品呈瓦楞状。缂制的技法有平织、结、掼、构、子母经、盘梭和搭梭七种。其中寿字纹和龙体的缂制采用平织；如意、蝙蝠、卍字、八吉祥、云头等图案的缂制采用结；龙鳞的边线、水浪中德湖蓝和品月接色处的金边线、正面龙纹上龙头轮廓线的缂制均采用掼，且用金线；龙角、龙鳍、龙爪边线的缂制采用构；八吉祥中的伞的缂制采用子母经；龙角的缂制采用盘梭。

明初缂丝仅用于敕制诰敕船符，至宣德设内造司，才重新发展起来。明代缂丝除用于画轴、书法、册页、佛像等外，并广泛用于缂织各式袍服、铺垫、帷幔等。陈娟娟曾对明代缂丝的特点做过总结：1.大量缂金。金线有赤园金及淡园金。用赤金做成的捻金线称“赤园金”，用黄金制成的捻金线称“淡园金”。明代缂丝所用的捻金线，直径细度可达0.2毫米，每厘米能缂织捻金线90根以上。2.采用孔雀羽线缂织花纹。孔雀羽线的做法是从孔雀翎上摘取绒羽，将绒羽一根一根与丝线合并，再以另一根丝将绒羽与丝线缠绕在一起，此便成了孔雀羽线。3.明代缂丝多数采用极细的双股强捻丝线。如定陵所出加金孔雀羽团龙十二章万寿衮服，经线直径0.15毫米，经密每厘米20根；纬线直径0.2毫米，纬密每厘米达88-100根。4.明代缂织方法除继承发展了南宋以来的掼、构、搭梭、结、长短戗、包心戗、参和戗等各色戗色方法外，又增创了凤尾戗。

十二团龙十二章圆领衮服，为典章所不载，从明代帝王像中可知最早见于英宗，乃是逸出典章制度之外的服饰。关于其性质，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认识：1.周锡保认为此衮服“虽有十二章纹，但不是衮冕服……大抵在常服的基础上加以十二章等用作为次于衮冕服而高于常服的一种礼服”；2.黄能馥和陈娟娟认为这是“明英宗改制后的衮服式样”；3.此为明代皇帝的常服。

    缀绣六章纹黄素罗裳（裳W407）

出自万历帝棺内，残破较甚。黄素罗地，腰有四层，内两层为罗，外两层为纱，下摆有罗贴边，宽5.5厘米。在裳的前片下部钉有绒绣的六章，均未金线绞边，左右各二行：火、宗彝、藻为一行，米、黼、黻为另一行。据《大明会典》卷十六“皇帝冕服”嘉靖八年定制：“裳，黄色，为幅七，前三幅，后四幅，连属如帷。凡绣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为二行，米、黼、黻为二行。”此裳与记载相符。

红素罗缀绣龙火二章纹蔽膝（蔽膝W409）

呈梯形，上窄下宽，红素罗面，纱里。上部有腰，两侧及下部用红罗镶边，接缝处钉有用蓝、黄、绿三色十二股丝绒编结而成的扁绦带。面上钉有绣制得龙、火二章。龙绣蓝色、三晕色。龙上下绣红、蓝、绿三色四合云河骨朵云纹；下部是三个桃红色的火章。蔽膝上部两端残留有钉挂钩的丝线。此件蔽膝为神宗着衮冕时所用，定陵另出有一件蔽膝，为皮弁服所用。







    翼善冠W167

出土时戴在万历帝头部。冠用细竹丝编成六角形网格状纹作胎，髹黑漆，内衬一层红素绢，外蒙一层黄素罗，再以双层黑沙敷面。后山前面嵌双龙戏珠，龙身为金垒丝编结制成，龙首、鳍、爪系打造而成。没条龙各嵌宝石十四块（猫眼石、黄宝石各二块，红、蓝宝石各五块），珍珠五颗（已全部朽烂）。二龙之间嵌以金垒丝制成的长方形帽花，其上镶绿宝石二块。冠后插金折角两个，折角作圆翅形，系用金片折卷而成。下部为金质扁筒形插座，正面浮雕升龙，下为三山形。龙首托字，一为“万”字，一为“寿”字。

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六《冲天冠》载“其冠缨取象'善’字，改名翼善冠。”翼善冠，初名乌纱折角向上巾，永乐三年后改定。其主要由前屋、后山、折角三部分组成。先以细竹篾编制冠胎，后髹漆，敷纱，以求轻便。明曲《折桂令·官帽铺》曰：“轻漆慢烙，正剪斜裁，乌纱帽平添光色，皂头巾宜用轻胎。”实则宜用轻胎的不仅是皂头巾而已，冕冠、凤冠、翼善冠一般都以竹篾为胎，求的也正是轻便。明代前期翼善冠朴素无华，无甚装饰。定陵所出上饰双龙戏珠等物的翼善冠首见于万历帝的父亲穆宗皇帝。

霞帔坠子（镶珠宝桃形香薰X14:4）

器身呈桃形，中空，左右两半分制而成，扣合在一起。上端以金链与花托形四叶相连，顶部再以金链和钩形手柄相系。器身两面分别镂刻双龙戏珠及海水江崖和云纹。四叶用金丝掐制成细密的叶脉纹，每叶中心嵌宝石一块，共有红、蓝宝石各二块。

霞帔一词初见于唐，与宋代作为专门名词的霞帔不同。宋人为使霞帔平展地下垂，遂于其底系以帔坠，宋墓中即出土不少。历经宋元，霞帔坠子又为明代所袭用。明代的帔坠又称坠头，明墓中上至帝后陵、亲王墓，下至官宦人家的墓葬，都出土甚众。而墓葬简报或报告中，常将其称为香囊、香薰或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