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将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果用于我国药品上市注册遇到政策摇摆甚至被暂停之后，在中国开展多年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面临难以为继的现实。眼下，在中国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三报三批”的新要求，一定程度上使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成果不能应用于药品注册，原本平均6～8年的“药滞”再度延长2～3年。 早在2002年，我国发布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47条就明确了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用于上市注册的法规途径。 2007年，我国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44条再次明确了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的法律地位。据此算来，该项内容已执行近12年。法规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表明我国立法者的前瞻性，是顺应药物研究的新趋势新需求，也为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和试验结果用于新药注册申请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 众所周知，作为新药全球同步开发的重要途径，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的性质、研究目的和用途是为了证明药物的安全有效，并用于全球(包括我国)药品的上市申请。作为一种高效、可行、经济合理的方法，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已被全球广泛采用，被各国监管机构接受和认可的用于新药上市注册的研发模式。它不仅能从科学角度确证药物在不同人群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节约研发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患者能尽快获得所需要的救命药物。 为了了解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和未来趋势，本报记者在第17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期间采访了多位著名肿瘤学领域的医学专家，请他们畅谈对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12年来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对于中国医学科研带来的巨大变化。 a.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是“好老师”
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12年间，中国临床研究水平极大提高，这一过程帮助国内医学专家提升开展高水平多中心临床研究的能力。如果没有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进入中国，中国在新药研发创新上还要比现在落后很多。 医药经济报：中国的医学专家从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石远凯：首先，中国这十多年来，医生在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参与了多项国际合作，从我们的感受来说，我国现在临床研究水平和管理水平已完全和国际接轨;第二，我国参与临床研究的医疗机构的人才队伍得到锻炼;第三，相当多的病人作为受试者从参与试验中获益。 但是，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这种新药临床研究基本上都被跨国企业掌控，有可能出现有利于其新药产品开发的研究会多做，而没有好处的研究就不一定支持。 很多重要的、核心的研究，跨国企业不一定将中国作为备选国家参与，有些研究是国外医院不愿意做才拿给中国的医生和医院做。 目前，我国药品监管部门设定的门槛略高，这导致有些真正好的临床研究，中国的医生和患者不一定能参与。 吴一龙：经过12年从无到有的发展，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对我国新药研发和临床实践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十多年前，我们不可能想象病人会带着一大堆在互联网上查到的临床研究论文来找你谈论病情。今天，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十年前，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对于临床试验都有误解，认为是把国人当作“白老鼠”。但是，现在病人会主动来问我，有没有新药临床试验，他们主动要求参加，因为病人都知道已有的标准治疗未必是最好的，而临床试验是一种新途径，而且在参与过程中得到的监控和护理是最好的，他们对于临床研究的接受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了。 秦叔逵：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对于提高临床诊断治疗水平、规范临床行为有很大帮助。我们处在循证医学时代，所谓循证医学就是要积极循求和应用最新最好的证据进行医疗决策。证据需要临床研究来获得，而不是像过去完全靠个人经验，循证医学需要大数据，需要多中心临床研究，并且经过系统评价，如MET分析或者PR分析等。 b.加快新药上市不可偏废
对于制药企业而言，在目前形势下，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一大意义是推动药品注册上市。由此可以实现中国同步参与全球新药研发，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待试验结束后，在全球同步上市，这属于MRCT途径。 国际多中心已成为全球同步研发的手段，成为解决国内目前注册临床时间过长、病例数过高的一种救济性手段。 医药经济报：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结果是否适用于新药在中国的注册，能否推动创新药尽快在中国上市? 秦叔逵：以国内的情况来看，我们具备承接国际多中心临床的38家研究机构的水平都很高，并不比国外差。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我们面临的现实就是新药临床研究申请递交进去，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审批，甚至有些两三年都批不下来，这样的现实在客观上阻碍了创新药的发展。 石远凯：我不认为，为了药品注册，就需要专门在中国单独做一个试验。如果一个新药在全球用了3000例就能够证明它的疗效优势和安全性，那么中国贡献几百例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我的经验是疗效看国际。但是，安全性还是需要有国内的数据，要获得这些数据需要在中国做大规模的Ⅳ期临床跟踪和随访。如果行政审批上要求我们还在同一个适应证上重复国外的研究，就只能进行低水平重复了。 c.中国主导国际研究时机已到
从今年5月在芝加哥举办的第50届ASCO上，我们发现，由于对国际多中心临床的认可和大力推动，韩国已经能够参与到很多国际大型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之中。在这些多中心临床中，韩国的医学专家已能够主持一个亚太地区的多中心临床项目，以至于中国的专家们内心都不太服气。在多数中国专家看来，国家政策未能突破瓶颈，未能给予多中心临床研究足够支持，而事实上，中国的专家和医疗机构已具备领导全球临床研究的能力。 医药经济报：中国的专业人才和临床研究机构，是否已具备牵头大型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能力? 秦叔逵：目前，中国临床研究已和全球同步，水平并不比外国低，而且中国有丰富的临床资源。其次，老一代专家带领我们积累了很好的临床研究经验，我国开展的很多研究，入组患者的质量都是最好的。现在，我国有符合GCP的肿瘤研究中心100多家，具备国际研究能力的试验机构已有三十多家。 当然，要成为全球的领导者，本土制药企业就要有更多的创新药物，如果是欧美先做的临床研究，不可能后面“摘桃子”的时候让中国来做全球临床研究的负责人。 沈琳：中国的临床研究者参加国际性临床试验是十几年前开始的，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第一我们没有国际临床研究的经验，第二就是语言水平还不行，第三，当然有很多国内特殊的情况，开展互相合作也不容易。 经过多年不断参加国际性试验，现在中国的临床工作者不仅是参与临床试验，而且因为中国特殊的病种，也有机会领导一些临床试验。 石远凯：坦白地讲，我国有这么多有经验的专家，做主要研究者的能力也早就达到了，开展这样研究的机会现在是越来越多。而且，有很多外企看到了中国学者做主要研究者的这种较强的临床能力和引导力，因为毕竟中国有大量的病人。 还有，在CSCO的组织下，我们开展的临床研究，病人入组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而且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成熟的队伍，合作也很默契。 ■本报记者 贾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