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拯是个箭垛式人物 鲁德才 胡适先生曾说：“包龙图——包拯——也是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所谓“箭垛式的人物”，无非是许多事迹堆砌某人身上，作为某种精神的信仰和楷模，同原型有一定距离，原型不过是一个充当箭垛的符号。当然包拯或是别个清官之所以被选作箭垛，必然具有某时代所需要的精神，体现人们关于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惟此，才可能作箭垛，成为人们的偶像。按《宋史·包拯传》：“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公怎样不畏权贵，公正断案的，只记述两事，显然，人们崇敬包公并非是欣赏包爷断案的智慧，而是赞颂他对贪官污吏嫉恶如仇，不畏豪强，廉洁无私的精神。也因此，南宋始，包拯名声便喧腾众口。宋元话本中有《合同文字》、《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前者断大伯欺占侄子财产案，后一篇为谋害亲夫案，有点推理小说意味。但包公只作为审判官出场，性格还不甚突出。提升包拯权限和精神品位的当属元杂剧。杂剧中公案剧目有十九种，包公戏就占十一种。如果说宋元话本中包公只是一位精干的裁判官，而在元杂剧，则是铁面无私，专和权豪势要做对头的勇士，著名的如《智斩鲁斋郎》、《陈州粜米》等。大约从宋元杂剧起，赋予了包拯宝剑、金牌、钢铡，可先斩后奏，甚或出入阴阳断案的神威，为百姓申冤理枉。 值得注意的，1967年在出土古墓中发现明代成化年间刊出的九种说唱包公案故事，如《仁宗认母传》、《断国舅公案传》等，说明明代已有连台讲唱的大书，不仅是这九种，其间斩皇亲系列突出了包公铁面无私的精神。 明代以降，万历二十二年刊出的《百家公案》（亦名《包公演义》），可谓是第一部长篇包公案小说。描写的重点在“判断百家公案事迹”，为了凑足一百个案例，不可能有一个中心事件贯串全书，因此，每一回是个独立故事，各回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题材均取自前代法家公案集、文言笔记、元曲等书，然后附会在包公身上，是典型的堆砌之作。但秦香莲的故事却首见此书。明末清初的《龙图公案》，以《百家公案》为基础，删去诗词评语，简本选六十余则，繁本选一百则，仍是各自独立的故事。清嘉庆年间的《万花楼》，将史传英雄演义与公案结合，以反权奸为主题，开创了包公案小说的新面目。但对后世戏曲小说影响最深远的是石玉昆说唱《三侠五义》（又名《龙图公案》、《包公案》），无名氏据石氏的说唱“听而录之”，“只录下白文而略去唱词”，成抄本《龙图耳录》。后来，入迷道人又据抄本修订为《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人们评价《三侠五义》常常忽略《龙图耳录》，其实《龙图耳录》是说唱《三侠五义》转为小说《三侠五义》的关键，没有《龙图耳录》，就没有后来的《忠烈侠义传》和《七侠五义》。特别是《龙图耳录》里包公的性格色彩较前代鲜明、完整，此书的包公已是成熟的政治家，既要为民请命，扶正扬善，惩治邪恶，平反冤狱，又要反对朝廷内外豪强贵族紊乱朝纲；同时还要将离轨的众侠客纳入公共秩序的轨道，为朝廷效力。因此破案只是小说的框架和引子，重心转向侠客们的活动。而侠客们既张扬自己的个性，又强调遵守法纪，开启了清末民初武侠小说之门，戏曲中有十几种剧目，如《五鼠闹东京》、《断后》等，皆移自《三侠五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