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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聚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2-12-30 | 浏览（ 283）人次 | 投稿 | 收藏 ]
邓之湄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转型”成了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热词。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把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主线”。在这一过程中，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转型也十分关键。近日，“中国转型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协办。
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瑞典哥德堡大学、日本一桥大学以及国内多所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从劳动力就业、教育、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探讨了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可能的解决途径。
民族地区减贫需破除“贫困陷阱”
从党的十七大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调整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词之差，在学者看来，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推动”型转变。“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就势必要进行收入分配调节。”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表示。
“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而从不同地区来看，西部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甚至比东部地区内部还要大。”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指出。他表示，当前我国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山区和民族地区，因此，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困成为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转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李实主持的调查中，他们发现不同地区间贫困发生率的差异与不同民族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相关性并不大，而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为相关。“致使他们减贫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其所处客观条件恶劣，缺乏减贫的资源要素。”李实说。
在减贫的各种资源要素中，专家普遍认为，人力资本的缺失是导致目前民族地区贫困线性传递、恶性循环的一个突出因素，唯有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方能破除“贫困陷阱”。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主要途径就是教育。
牛津大学经济系原主任John Knight研究发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少数民族家庭与汉族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差距较小，而义务教育之后的阶段，少数民族家庭的教育投入就逐渐与汉族家庭拉开差距。“家庭收入水平、非农收入、家长的教育意识以及教育回报率等，都制约着少数民族家庭对教育的投入。”John Knight说。
“相较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低下更多是由客观条件制约造成的，这反而意味着有较大的政策空间可以去改善。”李实表示。
重塑民族地区经济空间格局
在少数民族经济史上，民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并非仅为当代独有。在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思远看来，民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具备两大要素，即旧有生产方式延续的条件之丧失，新生产方式存在的条件之获得。
“然而，目前我国民族地区面临的情况却是旧有条件尚未完全丧失，而新的条件却又很难适应。因此，要真正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促成新旧交替。”杨思远说。
那么，如何促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条件的新旧交替？有学者从空间的角度进行思考。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郑长德指出，空间因素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对远离政治经济核心区的民族地区来说尤甚。
“民族地区‘密度低、距离远、分割严重’的空间格局制约了当地的产业聚集、市场获得、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因此，改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必须重塑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的空间格局。”郑长德说。
在优化民族地区经济空间结构的各种途径中，跨境少数民族开展国际区域合作的经验得到了高度关注。广西民族大学商学院教授高歌表示，对沿边民族地区来说，其区位优势仅从本国考虑难有较大改变，但若开展跨境合作，则会得到明显提升。“在大国际区域合作机制和大通道建设的背景下，通过‘点—轴—区’的布置，多在造血功能的‘区’上下功夫，以此形成边界聚集效应。”高歌说。
“不同于内陆的传统工业转型，沿边民族地区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从原始的、自然的生产方式转向现代新型生产方式。而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运作机制正好有利于帮助边境少数民族加快脱离传统生产方式，适应现代生产方式。”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民良表示。
来源：2012年1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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