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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比索”行动不过是一个突出事例。全世界的政治家和他们的选民们越来越经常地注意到，那些金融市场的匿名活动家如何控制他们的经济，而政治只扮演了一种软弱无力的观众角色。1992年9月，几百家银行和投资基金机构的经理们仿效金融领袖乔治·京罗斯，凭借数十亿美元迫使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贬值。英格兰银行和意大利银行尽管投入全部美元和德国马克的外汇储备进行支持性收购，也无法阻止汇率下跌。这两国政府最终不得不从由于实行固定汇率而在经济上获得很大好处的欧洲货币体系中退出。 1994年2月，美国联邦政府提高了指导利率，美国资本市场陷于萎缩，德国联邦政府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看，德国公司不得不为美国贷款偿付突然大幅度提高的利息，虽然通货膨胀很低，联邦银行还是以一种很低的贴现率向各家银行提供原来就十分廉价的货币。1995年上半年，当美元汇率跌到1美元兑换1．35德国马克、73日元的历史最低点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德国政府同样无力维护自己选民的利益，眼看着本国出口工业被迫屈膝投降。 被那些无把柄可抓的商人们逼入困境以后，许多政府首脑出于无奈和恼怒开始咒骂。英国首相约翰·梅杰1995年4月诉苦说，金融市场上事情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完全不受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控制。”意大利前任总理兰贝托·迪尼，至少是本人作为意大利货币发行银行前任总裁，对梅杰的意见表示赞同：“不应允许市场暗中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认为整个金融行业都是卑鄙的，他直截了当地把这个行业的商人特权阶层的称为“世界经济的爱滋病毒”。 然而，这种臆想的阴谋活动是不存在的。并没有一个追逐利润的银行家卡特尔在这里进行活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秘密小集团在隐蔽的秘密房间中开会，密谋削弱这个国家的货币，或者把某个交易所的汇率抬上去。金融市场上所出现的，遵循的完全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理解的逻辑，是各工业大国的政府自把其祸。它们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市场的神圣经济学说的名义，自70年代初以来系统地拆毁原来用以控制和掌握货币与资本跨越边境流通的一切限制。现在它们像束手无策的学习魔法的小徒弟一样，抱怨说，它们再也无法驾驭和制伏自己和师父用咒语呼唤出来的魔鬼。 使货币摆脱国家支配的限制是从1973年取消各大工业国家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以后开始的。在此以前实行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在这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山村里，二次大战的战胜国于1944年7月通过了关于建立一种国际货币秩序的条约，它保障了几乎30年的稳定。所有参加国的货币都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也要保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与此同时，外汇交易要处于国家监督之下，巨额款项的交换与划拨在多数国家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这个体系是针对20和30年代的混乱发展所作出的对策。这种混乱发展是在狂热的民族自卫行动、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最后的世界大战中宣告结束的。 然而，狂热膨胀的工业和大银行都把这种官僚主义的控制看作是讨厌的绊脚石。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和瑞士自力年代以后开始放弃对于资本流通的控制，堤坝就这样崩溃了。“投机者”，即根据各种不同投资机会评估货币价值的商人们，彼此之间通过谈判确定汇率。固定汇率体系彻底崩溃了。 与此同时，其他所有坚持控制的国家都承受到很大压力。它们的康采恩抱怨它们得不到利息优惠的外国资本。1979年英国取消了最后限制，一年以后日本也紧紧跟上。剩下的国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共同体负责完成。欧洲共同体的领导人坚信自由跨越边境的经济活动会扩大福利，他们在这种信仰的指导下，自1988年以后建立起欧洲内部大市场。如欧共体委员会委员彼得·施密特胡贝尔所说的“在这个经济史上最大的非调控化计划”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法国和意大利在1990年开始解除对货币与资本流通的限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则一直坚持到1992年。 西方七大工业国家为自已经济空间所作的决定正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余地区。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个理想的工具。在这个组织的监事会中七个工业大国具有很大权威。在以往十年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权人经常发放贷款的地方，他们总是要把这些贷款与附加条件联系起来，即要求这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个国家要对国际资本流通实行开放。 只是由于多数民主选举的政府和议会推行一种目标明确的政策和法律，在这条道路上逐步发展起独立的金融市场经济体系。现在，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个体系具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民众文化、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甚至世界上各民族国家的生态都无法像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等以电子技术联成网络、遍布世界的货币机器那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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