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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印章出现于春秋时期，当时文字写在竹简上，印章主要是用来钤印封泥。当时公私印章都可以称为“玺”。秦始皇规定玺为天子专用，臣民印章只能称为“印”。 中国印章图案完全由文字组成，字形的形体美对印章布局之美起决定作用，最常见的大篆、小篆和汉篆，宋元以后隶书、楷书和各种宋体书也开始出现在印章中。由于汉字本身结构，无论采用何种文字入印，汉字整体形状都成方块状，为体现对称之美，从秦代到明清，皇帝、王侯、官署的正式印章都是方形的。 韩国1948年建国以来的四代传国玉玺 打秦始皇曾经命李斯把著名的和氏璧制作成传国玺开始，印玺就成了国家政权的重要象征。时至今日，韩国（第五代印玺）、日本仍在用它们各自的传国玉玺，以示正统。 而不知何时，我国各个机构的印章都变成了圆形。只在一个地方硕果仅存——那就是人民币背面的“行长之章”和“副行长章”。 缅怀我们的印玺，就从印玺最初阶段——两汉、魏晋金质官印开始看起。 1.西汉 “文帝行玺”金印（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方形龙钮金印，通高1.8厘米，边长3.1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实用印。“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 赵眛是我国岭南地区南越国的第二代国王，于公元前137年自称“文帝”。此印文为庄重静穆的阴刻篆书，印钮为象征皇权至尊的盘龙。 2.西汉 “右夫人玺”金印（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右夫人玺”金印，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出土的3枚金印中尺寸最小的一枚，但为四个夫人中唯一黄金印玺。金印以龟为钮。按照汉代礼制，夫人是皇帝和诸侯王妃妾的称号，可以推断，右夫人等四位夫人的身份是南越国后宫的妃妾。汉代以右为尊，说明她应是诸妃之首。 3.西汉 “太子”金印（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太子”金印，含金量 98％强，重 74.7 克。印面阴刻小篆“泰子”二字。在传世玺印中没有印文作“泰子”的印章，系首次发现。据研究，泰子即是太子。墓主赵眛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不应封称太子，所以推测这枚“泰子”印应是赵佗之子，赵眛之父的遗物。这位当年的太子竟活不过他的父亲，未及嗣位就死了，将“泰子”印留给了他的儿子赵眛。眛死，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将它们（另有一枚玉质“泰子”印）一起放入墓中。 4.西汉 “石洛侯”金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据《史记》、及《汉书》所载，石洛侯为城阳顷王之子刘敬，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获封，至征和三年（前90）因罪被诛，在位二十四年。因而此印也就成为不可多得的断代标准品。 龟钮形式自秦代出现，两汉至南北朝时期较为盛行。其间七八百年中风格又是不断演变着的。石洛侯既为西汉武帝时期所封，西汉早期至中期的龟钮，龟首稍短，龟身俯伏而形体显狭长状，龟背则中部稍隆起拱形。 5.西汉 “滇王之印”金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 1956年11月，云南省博物馆从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中发掘出这一“滇王之印”。这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滇王金印的印章形制，根据《汉旧仪》当属列侯的规格，但却是王印，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是一个个有特殊地位的内臣。 关于“滇王之印”的意义，有一点值得指出。“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这也是为什么“滇王之印”会由国家征调而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原因之一。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滇王当代代相传，不能用来随葬，而且此印制作较潦草，字体亦不谨严，当是滇人的仿制品。 6.西汉 “诸国侯印”金印（即墨市博物馆藏）
这方汉印1977年秋出土于汉代皋虞县故地（今王村镇）的小桥村附近。按说，被分封的诸侯都有这样的金印，是一方诸侯权力的象征，而一般诸侯封地都会见诸于史书，因为分封诸侯这种严肃的事情一定会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枚金印却让众多的文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即墨的地方史料及《山东古国考》中，都没有此次分封的明确记载，仅在《山东古国考》中记载，商周时期有拟姓“诸国”，但此印到底是拟姓“诸国”的侯国印玺还是别的诸侯的侯印却一直没有考证出来，给历史研究者留下了一道谜题。 7.西汉 “宛朐侯执”金印 （徐州市汉兵马俑博物馆藏）
“宛朐侯执”金印，纯金质。龟形纽，龟首较小，稍外伸上昂，背部拱起，背上刻饰有由外向内相套含的六边形、五边形、四边形以象征龟甲。印台为方形，四边略有外弧，纽与印台间有一圆形横穿孔。印面刻白文“宛朐侯执”四篆字，1994年江苏省徐州市簸箕山宛朐侯墓出土。 8.西汉 “关内侯印”金印 （山东省博物馆藏）
关内侯，爵位名。秦汉时置,为二十等级之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有其号，无国邑。一般系对立有军功之将的奖励，封有食邑多少户，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权，可世袭。南北朝时沿用，仅成为爵位的一种品级。汉代大将卫青、李息等都曾被封为关内侯。 9.汉（新莽）“新保塞乌桓西犁邑率众侯印”（日本京都有邻馆藏）
“新保塞乌桓西梨邑率众侯印”，传世品，早年流入日本。新莽官印中，首字刻“新”者，是颁布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印。汉书:“五威将奉符令印绶，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印文“西梨邑”是乌桓部落之名,“率众侯”是新莽封乌桓之官号。此印是新莽授给内附之乌恒部落首领的官印。 西汉设乌桓校尉。东汉南匈奴归附，乌桓也向东汉臣服。公元49年，辽西乌桓各部首领922人携奴婢、牛马、虎豹貂皮和弓箭入洛阳朝贡。其中81酋长自动内留，光武帝刘秀封他们为侯王君长，使率众戍守北方10个边境郡县。在存世乌桓官印中多有“保塞”、“率众”字样，如“汉保塞乌桓率众长” 、“汉乌桓率众长”等驼钮官印。 汉颁少数民族官印大致有如下特点：①首字多有“汉”字，以标明封建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②官印中多有族名。③赐给为朝廷征战有功的少数民族首领印多用“率众”、“率善”、“破虏”等字样，对归附投降的少数民族首领多赐带有“归义”一词的官印。④印钮绝大多数为别具一格的驼钮。 到了民族大融合的魏晋时代，中央朝廷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更多。只是首字因改朝换代而由“汉”变成了“魏”或“晋”，但钮式依然是以驼钮为主。 10.汉（新莽）“偏将军印章”金印（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偏将军印章”，1982年出土于重庆市江北区嘉陵江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被定为该馆”十大镇馆文物之一”。 “偏将军”其名源于先秦，盛于两汉。起先“偏”为编制单位，如“五十人为偏”(《周礼》），同时“偏”也有作将佐称谓，如“司马令尹之偏” 。从西汉开始至魏晋时期，“偏将军”一职使用逐盛。如《史记·陆贾列传》记：“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王莽所置“偏将军”，多封予郡卒正、连帅、大尹，以镇压四方民众反抗。卒正、连帅、大尹均王莽改汉郡守之名。后因战事频繁，“偏将军”的重视程度也时而有所提高。更始元年(23年)，刘秀亦曾为“太常偏将军”。 金制官印流行于汉晋时期，全国目前共发现26枚，两汉金印存15枚。“偏将军印章”传世多为银、铜质，此金质印为仅见。 11.东汉 “广陵王玺”金印（南京博物馆藏）
学过篆刻的人，对这枚印玺应该对它特别熟悉，印文为阴刻“广陵王玺”四字，布局疏密有致，行笔直中有曲，使全印非常饱满，流畅和谐。1981年2月江苏省邗江县甘泉镇2号汉墓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此印是国内首个发现的汉代诸侯王玺，是汉代印玺中极为罕见的珍品。 这个金印的出现，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个文物难题。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顿时轰动全日本。根据《后汉书》的相关记载，这枚金印确系中国汉光武帝所赐，但是在此后百余年间因为没有其他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该金印是中国制造。而“广陵王玺”金印的出土彻底结束了相关争论，完全肯定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及《后汉书》相关记载的准确性。“ 根据同墓所出器物铭文可以推知此墓主人为光武帝第九子刘荆。刘荆初封山阳王，汉明帝永平元年徙封广陵王。 12. 东汉 “朔宁王太后玺”金印（陕西省博物馆藏）
“朔宁王”是东汉初公孙述封隗（kuí）嚣的封号。史传的记载，隗嚣未曾入蜀。此印很可能是隗嚣兵败，王元入蜀求救时遗落在今阳平关的。其在今阳平关镇被发现，说明此地汉时已经成为聚落。 汉复王朝是西汉末年天水成纪（今甘肃静宁县）人隗嚣建立的。汉复王朝自隗嚣公元23年称王至隗纯公元34年降汉，共历二帝十一年。隗嚣陵尚未发现。在隗嚣城内出土一枚龟钮金印“朔宁王太后玺”，为隗嚣母亲遗物，估计隗嚣陵墓在此城中。 13.东汉 “汉委奴国王”金印（日本福冈市美术馆藏）
1784年，在日本九州博多湾口的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赤金方印。金印2．8厘米见方，0．8厘米厚，上刻“汉倭奴国王”五字。开始时，无人知晓这金印来历，经专家考证，才知这是一枚很有价值的中国汉印。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使者来汉朝贺，光武帝赐使者金印紫授。倭奴国王视这金印为权力象征，十分珍重。后来，日本列岛发生内乱，国王害怕金印丢失，将其埋入地下。后来，这位国王死了，国也不复存在，金印在地下埋了1700多年。 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在天明四年 (1784) 的一天由一位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的。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福冈市博物馆。日本人视这金印为中日自古以来往来的有力证据，被日本人民视为国宝，现陈列在福冈市美术馆――特制玻璃柜中。日本政府将金印发现地辟为公园，称“金印公园”，入口处有一碑，刻“汉倭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十一个隶字。公园内竖有一巨大金印印文模型，并立有1995年郭沫若访问福冈时题诗的诗碑。这里已成为日本重要的旅游景点。 14.南北朝 “关内侯印”金印 （私人收藏）
关内侯，爵名，战国秦置。三国魏定为第十等，多系虚封，无食邑，以赏军功。晋沿置之。汉朝时皇太子、列侯、丞相、大将军的金印上，都以龟为雕饰，称为龟钮。曹植在《王仲宣诔》中称：“金龟紫绶，以彰勋则。”指的就是龟钮金印的珍贵品位。唐朝时，武则天改前朝旧制，命五品以上的官员用龟为佩饰：三品以上的龟印用金饰，四品用铁饰，五品用铜饰。 15.汉魏 “濩（hù）泽侯印”金印（私人收藏）
濩泽，由上古时期缀于名山之间的一潭清池而得名，史书记载该池清澈澄莹，不汗不竭，雨涝不涨，后虽逐渐消失，但因周围水系丰沛，峻山环绕，自古被视为皇贵之地。先有舜帝自渔此地被帝尧发现终成华夏始祖，后有更始帝之后袭封于此。更始帝刘玄为东汉开国光武帝刘秀之族兄，因赤眉之乱被杀，光武帝念及手足之情，封其长子刘求于濩泽为侯，求后其子刘巡继之。由是，濩泽可谓华夏一族血脉宗源发祥地之一。 16.三国·魏 “魏归义氐侯”金印、西晋 “晋归义氐王”金印、西晋 “晋归义羌侯”金印 （甘肃省博物馆藏）
曹魏时期短暂，颁布给少数民族王侯的印极为罕见。“魏归义氐候”印应是曹魏政权赐予陇南一带氐族酋长的。 “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侯”印应当是武帝到晋惠帝之数十年间赐予陇南一带的羌、氐族酋长的。汉晋时代，氐族散居於西北及四川地区，不同分支有青氐、白氐、蚺氐等“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魏略·西戎传》）。“归义”是中原朝廷对边藩归附行为的懿美。晋朝赐予氐族王印多铜质或鎏金，此二印为金质，与内陆诸侯王同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时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 氐、羌是我国古代生活在甘肃、青海、四川西北一带的少数民族，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氐、羌族的这两种社会组织，也就是常说的“远夷”与“近夷”，“近夷”也就是“编户”，他们与汉民一样交租、纳税、服役，听候地方官的直接派遣，其酋长所授官职与汉民族大致相同，而不再用“归义”等用词。因此“归义”一词仅用于“远夷”或非“编户”酋长。 17.三国魏 “关中侯印”金印
1977年河南泌阳县板桥乡采集，这方“关中侯”龟纽金印为魏晋时期侯爵官印，系国家一级文物，对考证魏晋时期政权封赏赐号及研究我国封建时期爵禄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中侯始置于东汉末年建安二十年(215)，此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已任丞相，掌握了朝中大权，他所设置的关内侯、关中侯在当时爵位很高，但皆不食米，在经济上一点特权也没有，只是一种虚衔，仅代表荣誉而已。 18.晋 “关中侯印”金印（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收藏）
1976年12月30日,煤炭部第十工程处在河北邯郸市南郊的三堤村北约200米处,即“赵邯郸故城——王城区”东侧的人防工程施工过程中,民工在挖土时发现金印一枚。邯郸市发现的金质“关中侯印”出土于赵都邯郸两汉时期的贵族墓葬区域内。 “关中侯”的设置始于东汉末年，是一种安抚诸侯王的虚衔。邯郸历史上曾有孙资在魏晋时期被赐爵关中侯，推测这枚金印极有可能就是当时颁赐给孙资的。 19.西晋 “镇南将军印”金印（湖南省安乡县文物管理所藏）
史载刘弘於太安年间（公元302年—303年）奉调镇讨张昌起义，及新野王司马歆败，代镇南将军。晋制四镇大将军位从公，皆假金章紫绶，此印正与之相合。汉晋金质朝官印传世罕见。 将军印是汉官印中的一种。这些印章往往是在行军中急于临时任命，而在仓促之间以刀在印面上刻凿成的，所以又称急就章。将军印风格独特，天趣横生，对以后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汉代的将军用印，普通都不称印而叫做章，这是军印的一大特点。 20.西晋 “宣成公章”金印（湖南省安乡县文物管理所藏）
印文书体作悬针篆，为现存古代官印所仅见，别有一股清朗细劲的风韵。 刘弘，西晋时先后拜荆州刺史和宁朔、车骑、镇南建军，并以“勋德兼茂” 封宣成公。这枚金印的出土，既证实了史籍所记的可靠性，也印证了晋代“四镇”将军位从公爵，皆假金章的制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21.西晋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内蒙古博物馆藏）
这枚印是西晋王朝赐给乌桓首领的。内蒙古乌盟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同时出土的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珍贵文物。这几枚印与四兽纹金饰件同出，反映了乌桓与鲜卑的密切关系。 乌桓自被曹操击破后，势渐衰落。当时除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内迁外，其它诸郡乌桓大多留居原地，并保有一定实力。直至两晋，无论在塞外或塞内，乌桓的活动尚频见史册。西晋初，幽州北边障塞内外乌桓分别归附鲜卑慕容氏、宇文氏、段氏统治，并逐渐与鲜卑融合。 魏晋以后，乌桓与其它诸族错居杂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形成所谓“杂胡”。《魏书》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 22.西晋 “晋鲜卑归义侯印”金印（内蒙古博物馆藏）
这枚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鲜卑乌桓族首领的印信。西晋王朝国力不足，对众多游牧民族采用分封的怀柔政策。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出土的窖藏金银器中，先后发现“晋鲜卑归义侯”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等金印。 鲜卑部落集团在春秋时期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鲜卑”作为族名最早出现于秦朝，春秋及春秋以前的族名是“山戎”，战国时期的族名是“东胡”，语言与乌恒相同，属东胡语（古蒙古语）的分支。鲜卑是蒙古人种，后来所说的鲜卑人“褐发白肤、高鼻深目”的外表特征，这是把鲜卑本族和被鲜卑征服的游牧民族搞混淆了，这种外表特征是其他被鲜卑征服的有中亚血统的游牧民族的，鲜卑本族的外表特征就是典型的蒙古人种。 晋与十六国时期，鲜卑中的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和拓跋氏（秃发氏发展于甘青间，与拓跋同源，同音异译），都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 23.魏晋 “蛮夷侯印”金印（湖南省平江县文物管理所藏）
1990年湖南平江县梅仙镇钟字林的钟姓农民在挖土烧砖时发现的“蛮夷侯印”金印是西晋王朝敕封蛮族首领的爵印，且是仅见的一方蛮族金印。此印出土地湖南平江汉、晋时代属荆州，为当时蛮族聚居地区。此爵位当系蛮族首领所获封。汉晋朝廷赐给南方蛮族官印，多用驼、蛇钮，印文前并冠以朝号。此印未署“晋”，比较少见。该印为蛇纽，其蛇身绕于印台之上，蛇头昂起，生气盎然。汉晋时代，蛇纽作为官印的纽式之一，流行时间较短，流传数量也很少，故《汉官仪》中都不见记载。西汉中期以后，中原朝廷颁赐的蛇纽官印，主要用于颁赐给滇、东夷、蛮族等特定地区的民族官员，最著名的有“滇王之印”、“汉委奴国王”金印等，“蛮夷侯印”的出土。 24.北周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陕西省考古研究中心藏）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边长4.5厘米，通高4.7厘米，重802.56克，是迄今所见最重的一枚金印。 獬豸钮，獬豸是古代传说中能明是非辨曲直的神兽。1996年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发现，底张镇陈马村北周武帝孝陵出土，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藏。 “天元皇太后玺”原是北周武帝孝陵的陪葬品，1993年被盗出后踪影全无，直到1996年这件稀世珍宝才完好无缺地回到国家手中。 北周（557—581年）是古代少数民族鲜卑建立的封建王朝。首都长安，即今天的陕西西安。北周的第三位皇帝宇文邕是北周最杰出的皇帝，在位19年，重民兴邦，提倡节俭。死后薄葬，不建封土坟丘，不置陵墓石刻与陵邑。所以唐代以后，人们已不知北周帝陵的具体方位。 金印的主人“天元皇太后”是指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她原为北方突厥国王的女儿。公元56年，宇文邕登上北周皇帝宝座，多次遣使迎亲，直至8年后方将天姿国色的阿史那氏迎至长安，封为皇后。578年，武帝崩，宣帝继位，尊阿史那氏为“皇太后”。次年，周宣帝传位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580年又尊其为“天元上皇太后”。故此印为大象元年二月到大象二年二月（579—580年）武帝阿史那氏皇后称“天元皇太后”时所用金印。这位曾历经三朝的皇后，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卒年与武帝合葬孝陵，她生前享有的“天元皇太后玺”金印也一同随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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