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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先将陶罐上的字符与甲骨文、金文建立联系，然后通过重新审查甲骨文例句所含相关字字义的方法，分别确认陶罐字符为与现有汉字一脉相承的文字，从而使得汉字的起源时间从殷商甲骨文时代大大提前。通过对于这四个字符的论证，笔者顺藤摸瓜，对于与第一个和第四个字符相关的未释定的几个甲骨文文字进行考察，使得它们与现有汉字字形建立了联系。最后，笔者对于这四个字所表达的两种可能意义进行了探讨：第一，表示两种兵器的数量；第二，表示一组土地的长度或面积数值。
去年四月，笔者曾经对于出土于江苏吴县古井群遗址的一个鱼篓形陶罐上的“符号”进行了解读，认为它们不是“符号”而是文字，后来把它合并于“也谈古汉语系词的产生和发展”一文，发表在《简帛研究》网站。[1]
近来的一些研究很多涉及到甲骨文和金文，笔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幸与几个与这些“符号”相关的文字不期而遇，给自己原有的解读提供了更可靠的线索和证据，因此，本文将利用这些线索和证据进一步证明它们不是“符号”而是正经八本的文字。
一、 陶罐刻字与甲骨文和金文当中已有文字的比较
图一是该陶罐的照片，下面的文字上面一行是陶罐刻文的摹写字形；下面则是笔者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所找到的相关文字字形：
图一 陶罐及其刻文与甲骨文金文字形比较图
笔者在上一次解读中，将这四个字释为“十戉六矢”，虽然对于“十”和“六”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已经肯定地将这四个字释为“数字1+戉+数字2+矢”。当时的困难主要有三个：第一，将第一个字释为两个“五”交叉构成“十”缺乏字形和其他方面的证据；第二，第三个字中部和下部的笔画如何确定的问题；第三，最后的一个“矢”字与甲骨文字形差别较大。
鉴于良渚文化距离殷商（甲骨文）时期即便以下限来说也已经有近1000年的时代差距，从上限来说则有约两千年的差距，汉字字形在其初步形成时期内的如此长时间范围内出现产生变化可以说是自然的事情。因此，我们只能追求字形的基本吻合，而不能强求其不产生任何变化。比如第一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在书写的长短和宽窄比例上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基本笔画结构是相同的。如果当我们从后面的论证当中得知“ ”原来就是今天的“诸”，难道我们不会在内心暗自庆幸其在一、两千年当中由“ ”演变为“”是很缓慢的吗？
本次论证笔者将忽略第三个字中部和下部的杂乱笔画，原因是，这四个字是在已经烧成的成品罐体用尖锐物刻画而成的，而不是在烧制之前书写的，故那些杂乱笔画应该被视为是刻画时产生的错笔。此外，故汉字往往使用装饰性笔画，比如，即便在甲骨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五”：“ ”。[2]
二、 关于“”的论证
为了证明这个字的整体是一个数字，首先我们有必要证明旋转九十度的“五”还是不是“五”。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去年已经在文物出版社图书部的一本关于周原甲骨文的书中发现了这个字，但是，由于笔者没有购买那本书，现在无法具体引用。不过，这个缺陷《金文编》为我做了补充：
图二 《金文编》中的旋转90度的“五”[3]
《金文编》将其收录于《附录》之中，说明编者尚不承认该字为“五”。但是，第393、394和398条显然是数字组合：八五一、五八六（最后一字与“六”有差别，或为数词修饰的名词，比如，它与君夫人鼎当中的“人”字字形相近，更与某些含有“人”字的字中的“人字旁”字形相近。）和七五八。这些数字表示什么？这要根据这些铜器的原有铭文进行确定。如果这些铜器没有其他字，则需要从其发掘地的其他出土资料或相关考古资料确定。为什么这些“五”要写成这种形式？原因很简单：在竖写的汉字当中要连续书写数字，正常的“五”如果写得这样扁，比例将与其它数字不配，也不协调。
到了殷商时期，汉字当中的数字表示已经很完备，由一至十、数十、百、千、万等已经都有具体的表示方法。图三是转引自《甲骨文字典》的“十”、“千”和“二十”的字形。其中的“十”据《甲骨文字典》的说明，是以古代算筹的形象来表示的，“竖置一筹表示数量十，以与横置之算筹一相区别。”也就是说，殷商时期甲骨文的“十”并非是两笔交叉的形式，这与笔者先前的推测是相违背的。
图三 甲骨文“十”、“千”、“二十”的表示法
但是，笔者以为，这并不说明早于甲骨文1000至2000年（良渚文化的时代上限为3300BC;下限为2200BC。而甲骨文则盛行于1300BC）的良渚时代一定采用这种记数法，因为早期记数方式完全有可能繁于殷商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在甲骨文当中，“甲”和“七”的写法相当于今天的“十”，尽管《甲骨文字典》说“七”横长竖短，但是从其所提供的字形来看这根本不是一个规律（请参看《甲骨文字典》第1530（七）和1535（甲）页）。这提示我们殷商时期除了“十”字写法的简化和“十”至“四十”写法的实用化以外，将“十”写成一竖也可能是为了避免与“甲”、“七”写法的混淆。
由于我们所得的良渚文化字符仅有这四个是可以构成意义的，我们尚无法得知当时的“七”是如何书写的，如果我们已经掌握了完整的信息，笔者也就不需要在这里做这个艰苦的论证了。所以，笔者下面将调头深入到甲骨文这个宝库当中，以期从中得到能够上溯一千至两千年的些许蛛丝马迹。
经过一番艰苦的搜寻，笔者找到了这个与“”在结构上最接近的字“”。不过，这个字被学者们错误地划归到了“亞”字条下。《汉字源流字典》：“亚（ ），甲骨文像古代聚族而居的一组大型建筑的平面图形。殷代的城郭、庙堂、世室以及帝王的坟墓，其布局皆为此形，并沿用至今代。北京的四合院即为其遗制。” [4]但是这个字形与“”相去甚远，难道它们真的是同一个字吗？也许对于其他学者来说这样的联想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已经将其定位为“数字”的我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下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甲骨文字典》所收录的一个文例：
图四 《甲骨文字典》“亚”字条下的字形差异及意义差异
从图四我们可以看出“亞”字字形的“多元化”。其中用红线标注的例句有其值得注意：
己未贞王其告其从亚侯（粹三六七）
“亞侯”是什么意思？该字典所列的第二个义项是：“与王族联姻之族，其族名或称号前皆冠以亞字。”但是，该义项之下的三个例句当中，有两个例句当中含有没有被认出的字，而且其中一个未被认出的字恰好在“亞”之后。一个族名难道可以仅仅根据其词性进行推测吗，这种推测有多大的可靠度？这是颇值得怀疑的。笔者在“'丙’和'更’字的本义考证” [5]一文当中曾经修正了两个被该字典误定为“方国名”、“庙号”或“人名”的字义，类似的错误在其他词条下面屡见不鲜。至于这个“亞侯”中的所谓的“亞”（ ）其实是“”的一个异体字，是后者的一个变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个例证当中清楚地看出来：
图五 选自《甲骨文精萃释译》的106号拓片
其释文为：“贞 立史于侯八月”，但是，该书给出的译文当中“史”变成了“事”：“贞问贵族莅临侯之地行王事吗？这是六月卜问的。” [6]月份当为“六”而不是“八”。 在这个译文当中“”和“”均被理解为人名，这很值得商榷。“”字《甲骨文字典》释为“卓”，字形根据不足，例句也不足以说明问题。笔者以为此字后来被简化为“ ”，原字形所表示的意义当为以网罩人，表示牵制，联保。《说文·匕部》：“，相次也。”王筠句读：“《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注：'保，犹任也。’……案：保者，之借字。此即保甲。五家为比，故从匕；二五为十，故从十；互相保任，故曰相次。”该解释的意义是正确的，但是析形是就已经被简化了的字进行的，很牵强。“匕”本为反“人”，甲骨文“”下部为捕鸟用的带杆的网，所以可以用来表示有某种责任担保他人的意思。“”其实就是来自于“”，不过，到了殷商时代它已经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一个大概的数：“诸”。故所谓的“ 侯”和“侯”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诸侯”。
本来“诸”来自于“”，与“十”有关，但在殷商时期有人将其理解为一个国家的不同属区，故写成了“”，会“属区围绕中央”的意思。一个国家的“诸侯”有多少？从历史上看，为了管理方便，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属区一般不超过百，即便像今天中美这样的大国，也不过几十个省区或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两个例证反过来可以证明“”与“十”这个数有关。
此外，《甲骨文字典》所录的另外一个含有“”的例句被释为“乎亞隻豕”（合一〇五），其中的“亞”被释为“时王的同族兄弟集团”，这个概念恰好来自于“诸”字的“众也”、“非一也”的含义。
笔者对这个初步的结论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证明，而这个证明过程当中还要涉及其他文字的解读，虽然这样做会使文章过长，但实属迫不得已，因为这个结论是通过比较得出来的，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为了做到这一点，笔者颇费周折地从《甲骨文字典》当中找出两个与“”相关的字：“ ”和“ ”。该字典在这两个字条下均注有“所会意不明”的字样，说明这是两个没有被认出的字。现在让我们用“诸”字代替“”字，则第一个字为“诸”加“宀”，而第二个字则变成了“诸”加“人”加“宀”。如此一来，第二个字“宀”字下面就变成了“储”字！由于“诸”与“者”同源，则第一个字也可以写成“者”加“宀”。再由于“宀”与“广”在甲骨文当中都可以是“ ”，故这个字就成了“ ”：“舍也。”（《集韵·姥韵》）。今天的“储”字只有篆文而没有甲骨文和金文，而且由于不知被谁省去了“宀”，而变得字形与字义没有直接联系了。本例可以证明“”就是“储”字的甲骨文字形。据此，我们可以对图六当中的例句进行初步的解释：
图六 《甲骨文字典》中两个“会意不明”的字
⑴ 甲寅卜……（舍）……
⑵ 辛未卜 贞储告于祖乙
第一例由于缺字，无法进一步解读。第二句“储告于祖乙”当是丰收之后粮草充足，举行祭祀仪式向祖乙汇报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语大字典》“诸”字条下有这样一个义项：⑿ 干果。《释名·释饮食》：“桃诸，藏桃也。诸，储也。藏以为储，待给冬月之用也。”《礼记·内则》“濫”汉郑玄注：“以诸和水也。”陆德明释文：“诸，干桃干梅皆曰诸。”又“桃诸梅诸卵盐。”孔颖达疏：“王肃云：'诸，菹也，谓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时，必先稍干之。故《周礼》谓之干 ，郑云'桃诸梅诸’是也。”
笔者据此认为，这个义项才是“者”、“诸”甲骨文和金文字形（ ，金文稍讹）所表示的本义。甲骨文字形“木”上的点点表示的就是树上的果实，下面有“火”，表示干燥来自于树上的果实。而这些“点点”，表示的就是“众也”，与“”意义相同（陶罐上的“”是一个具体的数字，笔者认为是“十”，而其甲骨文作为一、两千年以后殷商时代的文字，字形演变为“”，意义模糊化为“诸”）。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诸”建立了联系。为什么“者”后来变成了“别事词”（《说文》语）？就是因为“干果”在远古时表示“食物”，是一个人类必须的“东西”，这才“借用为特指代词，用作动词、形容词、词组或句子后，称代需要重述的人、事、物、时间、处所、原因、数量等”。[7]
后来，笔者又发现了一个与“”相关的字：“ ”。相关的例句只有两个字：“其”。因为这个字右边也是“人”字，故其字形可以还原为今天的“储”字，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字与“”的混淆或合并使得后者变成了没有“宀”的“储”。有意思的是，我们居然能够用《汉语大字典》“储”字条下的第三个义项解释这个字的字义：准备、等待。《文选·张衡〈东京赋〉》：“并夹既设，储乎广庭。”李善注：“储，待也。为张设大庭，以待天子也。”这两个字字形上的区别是：“”已经将物品（干果类）储放于室内；“”则表示正在制备当中，尚未储放于室内。“储”的本义应当是后者。这个事例说明，现代汉字的多义性，其实有很多是古代相近字形的合并现象造成的。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不仅搞清楚了“”与“诸”的联系，而且还顺便认出了几个未被识别的甲骨文，可谓一举多得。
三、 关于“ ”字的简单说明
如本文图一所示，笔者将其释为“戉”。理由是“ ”与“”只是笔画方与圆的差别，比如甲骨文“日”字，其轮廓就有方和圆两种写法。但是，甲骨文“戌”字也有与此类似之处——其上部也是由折线构成的。图七中用红线标出的例句当中就既有“戉”又有“戌”。《甲骨文字典》：“戌，象古兵器形，与戊、岁、戉等皆斧钺之属，其形制并近。《说文》：'戌，灭也。九月阳气微，万物毕成，阳下入地也。五行土生于戊，盛于戌，从戌含一。’不确。”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忽略它们之间的这些差别，但是，从图七的例句来看，“戉”和“戌”同出于一个句子当中，其意义必有差别，至少说明它们中的某个字用的是引申义。当然，虽然“ ”与“”在都是由折线构成这一点上相似，其间还是有重要差别的，即“戌”上部是三角形，而“”与“”则在竖画上都有两个交点，所以释“”为“戉”的合理性也是明显的。
图七 甲骨文“戉”与“戌”比较
四、 关于“ ”字
该字的主体结构是“五”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这个“五”字的腰部的两个细竖和下部的一个短横如何解读。“”是一个摹写字形，摹写者因为怀疑这些杂乱笔画可能是文字的部分组成结构，所以有所取舍。从图八的局部细节来看，这些笔画是杂乱的，应该是书写者在已经烧制完成的陶罐上书写时产生的错误笔画所致。因此，本次解读结论笔者将其修正为“五”。
五、 关于“ ”字的论证
在上一次解读过程中，笔者直接将“”释为“矢”，认为良渚时期早于殷商甲骨文时代一千至两千年，当时使用的矢有可能更为原始，没有装饰尾翼。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甲骨文中一些含有“矢”的字就含有这个结构，比如甲骨文“射”的几个字形（见图八画红线的字形）。
图八 甲骨文“射”中所含有的“矢”字
应该说，这些证据是有效的。但是，为了稳妥起见，笔者本次还是采用大海捞针的战术终于在《金文编》当中找到了一个结构完全相同的字。不过，由于刻有这个字的铜器仅有这一个字，学界尚未承认它是“矢”字，而是将其打入另册：《金文编· 附录》上第295号。
下面，笔者将证明“”就是“矢”字。
金文“ ”字见于《金文编·附录上》第295号（第1099页），本条下注释为“簋文。与泉幕纪数九字相同。”如果这个信息可靠，说明此字有可能是“九”的一种表示法，然而，笔者在网络搜索“泉幕纪数”几个字搜索不到任何与之直接相关的信息。在某专业网站向学者们求助也未能得到相关的信息。估计“泉幕”要么表示某一个时代，要么是表示某一个地区的某个民族在某个时代的纪数方法，其决不会早至先秦时代。根据这种估计以及笔者在金文当中找到的“”与“矢”的关系线索，本文探讨将暂时放弃对“泉幕纪数”的讨论。“文字编”与“字典”有什么不同？根据笔者的理解，如果某一种文字类型的解读尚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学者们为了总结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研究结果和帮助后人进行更有效的研究，将已经出土的字形搜集起来，分门别类注明出处以供后人研究参考。往往编者们尚不能成句地进行解读和翻译，因此一般不提供例句。对于已经释定的文字（有些也只是初步被学界接受的观点）一般根据《说文》体例分卷排在正文部分；而对于尚未释定的文字（多数根本没有被认出来），就排在“附录”部分。而“字典”则一般有“解字”、“释义”并附有例句。《甲骨文字典》的出现说明学界对甲骨文的研究较《甲骨文编》的时代已有进步，然而，按照笔者的标准，将其称为“字典”实在还有些勉强。不过，尽管对于许多字在“解字”、“释义”上都有错误，其学术参考价值是不能低估的。它应该是介于“文字编”和“字典”之间的一个形式，或者说，是一个具有比较高级形式的“文字编”或比较初级的“字典”。
“”作为一个单字在《金文编》中仅有一例，而且，经过笔者查找器名，发现该器仅有这一个字符。这大概就是这个字符被打入“附录”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没有方法对其进行考证呢？笔者认为有，这就是考察器名的命名规律，由此确定器名当中某个字的词性和意义。
商周的铜器用途多种多样，因此，其名目也五花八门。据编者统计，《金文编》所涉及的铜器共有三十二类，合计三千九百零二器，笔者发现，其中有两个类型的器名值得注意：一是单字类型；一种是单字加先祖名字（或辈分）类型。前者如“鱼簋”、“鱼爵”、“鱼鼎”等等；后者如“鱼父丁鼎”、“鱼父乙鼎”、“鱼父癸鼎”、“鱼父己卣”等等。与“鱼”字类似的有“鲁”、“丙”、“厚”、“愈”等等。对于这些字，笔者经过考证都是表示“纪念”、“追忆”、“褒扬”之类的字眼，这一点从某些复合器名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比如：“鲁伯俞父盘”、“鲁伯厚父盘”、“鲁伯愈父鬲”。
“ 簋”就是这样的一个铜器。首先，我们需要证明它就相当于“矢簋”。虽然我们没有在这近四千个铜器当中像“鱼鼎”、“鱼爵”、“鱼盘”那样找到用同一个“矢”字命名的不同的铜器，但是，它们当中确实有这样的铜器：“矢伯卣”、“矢父癸觯”。这两个例证十分重要，因为其中的“父癸”显然是指某一个先祖，“伯”则是“父之兄”或爵位名称，这个“矢”所表示的就是这个觯和卣的功用。当然，这里的“矢”不是指“箭”，即弓矢之“矢”，而是“誓”的本字。
《汉语大字典》收录了几个金文“誓”的字形，笔者对其颇有疑惑，因为其中有的字形似乎应该隶定为“折”或“制”。[8]《汉字源流字典》将“誓”与“矢”视为同源字，这才是正确的。[9]《通假字汇释》则将二者视为通假字，附有多个取自《诗经》、《论语》、《墨子》等先秦文献的例证，为了节省篇幅，恕不转引。[10]有了这样的线索，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回到甲骨文和金文当中去。
金文当中还有这样两个字：“ ”和“ ”，同样被打入“附录”之中（第385号和343号 ），它们也是铜器的铭文。与之类似，甲骨文当中有这样一个字：“ ”，这个字被奇怪地隶定为“缶”。说其“奇怪”，就是因为这个含有“矢”字的字不可能是“缶”。《汉语大字典》当中也离奇地将两个这样的甲骨文字形列入其中，与金文和篆文大相径庭。《甲骨文字典》也是如此，并将其所举的两个例句当中的相关字分别释为“方国名”和“人名”：
图九 甲骨文“”字的例句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矢”字写得与其他的“矢”不同，此字便没有被隶定为“知”字（含口含矢）！《汉语大字典》当中“知”字未列甲骨文字形，而《汉字源流字典》当中因为将“知”与“智”列为同源字，所以有“智”的甲骨文字形（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图九当中的“”字如果按照“知”字来理解十分会比“缶”更合适。《汉语大字典》“知”字条下第五个义项是“识别；区别”。《吕氏春秋·有始》：“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以寒暑日月昼夜知之。”高诱注：“知，犹别也。”除此之外，“知”如果被释为“感觉”，做动词，同样行得通。在图九“人名”义项之下的两条卜辞如果将“缶”换为“知”则释文变为如下形式：
知不其隻（获）豕十月
己未卜贞知其来见王一月
在前面的关于占卜时间和主持占卜的人（贞人）的纪录之后，作为卜辞，作为识别、区别的“知”的作用是必须的。此外，如果“缶”可以作人名，“知”当然也可以用来作人名。现有的古汉语语法之所以在甲骨文分析当中作用甚微，往往不是语法上有重大差别，而是我们对甲骨文卜辞现有的理解状况差强人意，许多字的词性辨别还有问题，如何应用语法进行分析呢？
在“方国名”义项之下的例句《甲骨文字典》的释文为：
丁卯卜贞王 缶于蜀
在该字典“”字条下，该字被按照王国维的观点释为动词（敦，训为迫、伐之义）。这样一来，“缶”就成了处于蜀地的一个“方国”。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这是在错误地将“知”读为“缶”的基础上形成的错上加错的现象。按照这种观点，“王缶于蜀”的意思就是“王在蜀地讨伐缶国”，这在语法上是错误的，因为“王讨伐缶国”的意义是完整的，在当时，如果真的有“缶国”，那么这么写就是清晰的，无需写“于蜀”，从而产生地名的重复。当我们将“”释为“知”后，意思就清楚了，语法也正确了：
丁卯卜贞王知于蜀
“知”具有“交游，交往”的意思。《荀子·不苟》：“君子易知而难狎。”俞樾平议：“知者，接也。《墨子·经篇》曰：'知，接也。’古谓相交接为知。” “”通“准”。《周礼·天官·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郑玄注：“侯者，其所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饰其侧，又方制之以为，谓之鹄，著于侯中。”陆德明释文：“，诸允反。本亦作准。”重新确定这两个字的字义之后，“王知于蜀”就好理解了：“王准许在蜀交接。”
如此详细说解“知”字，也是为了确定“”为“矢”。然而，这还没有彻底到位，下面让我们从《说文》对“知”、“智”和“识”（識）的定义来看它们与“矢”（誓）的关系。
《说文·矢部》：“知，词也。”段玉裁认为：“'词也’之上当有'识’字。”《说文·白部》：“ （智），识词也。”按照今天字义的理解，这再也明白不过了：“知”与“智”互通，“知”作为“知识”的意义，就是“词”，“智”作为“智慧”的意义，就是“识词”（认识词）。应该说，在今天我们这么理解是可以的，可是，在研究古代文献或文物的时候，我们仅仅用今天汉字的字义去理解，就什么都立刻变得玄妙起来，比如《老子》和《论语》等等。假如我们今天也在此止步，我们就破解不了下面的“ ”字之谜。
段玉裁之所以认为“知，词也”之“词也”之前应该有“识”字，是因为自汉以后“知”作为一般的“词”不如“言”来得自然。如今，《汉语大字典》“知”字条的第一个义项就是根据《说文》的定义用现代词汇表示为“知识”，我们很难说这是恰当的，因为，“知识”显然要比“词”的内涵要宽阔得多。那么，“识词”就是“智慧”吗？要是那样，我们办好小学不就万事大吉了么？这个“识”（識）字里面藏有玄机！
从下面的推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被“简化”了的“识”字起不了任何正面的作用，反倒成了累赘。再过200年，当繁体“識”字被堆放到“古董库”的一角的时候，谁还能想到“矢”、“知”、“智”、“誓”与“識”之间的关系呢？即便是今天，经过多年的探讨，学界对于“”字的字义仍然没有达成严格的共识，原因就是它与上面几个汉字之间的联系已经被遗忘了（笔者的根据是：《说文·戈部》：“，阙，从戈，从音。”许慎虽然生活在比我们早2000年左右的东汉时期，见到的古文献可能比我们多一些，但我们比他幸运的一点是，我们能看到甲骨文，而他那时候不能）。笔者不是说简化不好，而是说要注意简化的方法与根据，要考虑到汉字的源流。
图十 《甲骨文字典》中部分“”的字形
《汉字源流字典》认为：“甲骨文像戈上挂有饰物形，犹如后代刀上的环、铃，作为一种标志。”[11]《甲骨文字典》认为：“从戈从言， 或省作 ，同。诸家皆释，可从。盖甲骨文从言从音通用无别。” [12]笔者倾向于前者，原因有二：其一，将“”中的“ ”看作“言”字形差别较大。当然，这是该字后来衍变为“”的一个根本原因。其实，这个“言”的意思在某些“”的甲骨文字形当中是用“口”来表示的。其二，“饰物说”符合后起的“幟”的字义。“戈”与“矢”同样是兵器，而“戈”更适合挂旗帜。“ ”（今“”）所表示的是一种由持有挂有旌旗标志的兵器的士兵（相当于今天的“仪仗队”）进行的一种仪式。
关键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仪式呢？是一种宣誓（誓师）仪式。《尚书》今古文当中共有六篇与誓师有关的文章：《甘誓》、《汤誓》、《泰誓》（含上、中、下三篇）、《牧誓》、《费誓》、和《秦誓》。《书·泰誓下》有“时厥明，王乃大巡六师，明誓众士”，说明了其规模和庄严性，由此我们不难想象那种戈山戟海、旌旗飘飘的场面。《尚书》所记录的都是战时的情况，平时有否这类仪式呢？有。“簋”一类的铜器就是一个旁证——它们是用于这类仪式的器皿。由“矢父癸觯”可见，这类仪式同样可以用来向已经逝去的祖先发表誓言。如果说下这样的结论还有些武断的话，笔者愿意提供甲骨卜辞当中的相关证据加以进一步说明。
关于“”的甲骨文例句的重新解读，限于篇幅本文仅举一例进行说明。于省吾释此字为“干肉也”，笔者不能苟同。“其牢又”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就成了“其宴中有干肉”，为什么在皇家的卜辞当中要提宴中有“干肉”呢？缺少鲜肉吗？抑或这“干肉”是什么珍品？有些莫名其妙。其实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他们（其）既举行了宴会，又举行了誓师仪式”。
《甲骨文精粹释译》第624号拓片有一组卜辞，其上部有一条含有“矢”字的记事刻辞。下图是其摹片和释文，相关部分用红线圈出。其释文为：
弜矢
我以方矢于宗
该书的译文为：
不陈列祭祀么？
我（商王）致进方国（之俘馘）陈列，祭于宗庙么？
这个译文有两个主要错误，第一，将“弜”释为“不”毫无道理，尽管《甲骨文字典》也已经立了这个义项。《说文·弓部》：“弜，强也。从二弓。”这个“强”也应该发“jiàng”音，“从二弓”不是指有两个单独的弓，而是由两个相同尺寸的弓合起来做成的强弓。《甲骨
图十一 “弜矢”刻辞
文字典》“弜”（ ）字后面的一个上部相连的字（ ）其实与这个字是一个字，表意更加清楚。显然，这个“弜”就是今天的“倔强”之“强”。第二，将“矢”释为“陈列祭祀”也没有根据，“方”在这里只有一个字，释为“方国”也根据不足。如上所述，“矢”就是“誓”。《字汇·方部》：“古谓掘土为阬曰方，今作土功筭程课者犹以方计。”可见，“挖土方”之说由来已久。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甲骨文称“某方”的真正意义：殷商时期称敌对力量为“方”，这是一种诅咒，意谓对方是应该被埋葬的。笔者已经证明，卜辞当中对于友好的国家称邻（ ）[13]，而不是“方”。《汉书·张汤传》：“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茂陵尉，治方中。”颜师古注：“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汤主治之，’……古谓掘地为阬曰方。”因此，“我以方矢于宗”显然是指“我掘地为坑向祖宗发誓”；而“弜矢”则是“庄严宣誓”。
“矢”与“知”、“智”、“”之间是什么关系？根据上述分析和《说文》的定义可知，“矢”表示“誓”的动作；“知”表示用口说誓词，较“矢”更具体一些；“智”（识（識）词也，即“誓词”也）表示具体的宣誓用词；“”则具体表示宣誓仪式。我们注意到卜辞当中“”往往与“牛”相联系，为什么？原因就是“牛”性格倔强，所以用作宣誓场合的牺牲品，象征宣誓是“强”的、庄严的。金文当中的“”和“”其实都是变形的“知”字。从“知”、“智”中所含有的“”字元素，通过古今比较，我们可以确认：“”就是“矢”。
笔者在《汉语大字典》“知”字条下发现“知”“用同'是’”和“知”通“志”的义项，有必要顺便在此做些探讨。该字条第17个义项：
用同“是”。《水浒全传》第二十二回：“柴进道：'你要见他么？’那汉道：'我可知要见他哩。’”《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不是仲尼重出世，定知颜子再投生。”
这两个例句均来自于后来的文学作品，时代虽晚，但是不排除这是原始“知”的含义通过口语载体流传的结果。第一个“知”来自于“誓言”之义，表示“一定”，与“是”无关；第二个“知”也与“是”无关，“不是……，定知……”表示有两种可能性当中选取一个，既然不是前者，则“定知”是后者。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他（王安石？）不是仲尼重新出世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颜子再次投生”。“用同'是’”这个结论估计是从“不是……，定知……”这种表面的“对应关系”推出的，意思虽然相去不远，但是，不从源头进行梳理，结果必然使汉字系统复杂化。
通“志”。志气。《易·坤》：“或从王事，知光大也。”俞樾平议：“知，当读为志……葢志、知古通用。知虑字可以志为之，故志气亦可以知为之。知广大也，言其志之广大也。”
如果一段誓言（知、智之古义）是心志的自然表达，那就是志气。故“知”古具有“志”的含义，而不是“通假”关系。由于汉字历史漫长，某些字的原始含义后来已经不见于经传，或偶尔见之，后人不能领悟，只能从上下文度之，得出的结果便成了所谓的“通假”关系。因此，对于“通假字”的概念，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
至此，笔者认为完成了“”为“矢”的论证。
六、 两种释义
虽然我们已经证明这四个“符号”是文字，我们最后一个必须履行的手续是解释它们的涵义。经过再次考证，笔者认为对于这四个字，我们有两种可能的解读途径：
第一， 如“也谈古汉语系词的产生和发展”所述，为“十戉六矢”，根据前面的说明，笔者在此将其修正为“十戉五矢”，原因如前所述。按照这种解释，“戉”和“矢”是两种兵器名。
第二， 笔者在本次考证中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古人往往用兵器表示长度或面积单位，即，它们往往可以做量词。比如，“戉”在古代就可以表示长度单位：清俞正燮《癸巳类稿·记田名数》：“台湾田，初以一丈二尺五寸为戉，周百戉为甲。后改六尺弓，二百四十弓为亩。”其中，“戉”和“弓”显然是兵器，“甲”则为古时兵士的护身衣，如“铠甲”。有趣的是，“甲”具有面积，故用来表示面积单位。又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赋饷》：“内陆之田论亩，二百四十弓为一亩，六尺为一弓，台郡之田论甲，每甲东南西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长一丈二尺五寸，计一甲约内陆十一亩三分一厘零。”根据“周百戉为甲”的说法，无论内陆还是台海，其实都是承袭古人的制度，不过稍有差异而已。“戉”与“戈”古代长度应该是在同一个数量级，故可互用。“弓”虽然后来有专门设计用来丈量土地的“弓”，但是其设计理念及长度数值当与古代作为兵器的弓关系密切。问题是“矢”，其虽然也有“量词”义项，但是那是比较晚出的概念：以“矢”的射程为一个约略的长度单位。但是，这不能排除在远古时代人们曾经使用“矢”来标量一个比“弓”更短的长度量。如果这个设想成立，那么“十戉”就是十二丈五尺，因为“弓”有“五尺弓”、“六尺弓”和“八尺弓”之说（不同时代），我们不能设想“矢”的长度等于“弓”，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五矢”就相当于几个“戉”（不是“戉”的小数），“十戉五矢”的说法就不科学、不符合逻辑了。由此推断，“5 × n尺/矢”的数值必然小于“一丈二尺五寸”。因此，笔者认为“十戉五矢”所表示的应该是长度小于十一戉的数值或面积小于十一戉的数值。
七、 结论
陈光宇在“试论汉字起源定点与世界古文字溯源比较”[14]一文当中这样检视文字与符号的区别：“人?史上所用符号系统无?多么复杂仍?能称之为文字，因为其中语音并没有与特定符号结合。只有在口语（即一或?个音节）与某特定的符号相结合之后，该符号才能称之为文字。换言之，文字的定义是用特定符号代表口语。”根据他的研究与总结，世界上几种主要象形文字的起源点就是根据这个原则确定的（见下面笔者由该文转引的表格）：
该表当中汉字的使用时间上限是作者根据甲骨文、金文、楷体汉字在不同时代的一些统计数据（见该文“表二：历代汉字六书分析”）利用数学模拟的方法推算出来的，西方学者承认的时间上限是1300BC。需要说明的是，该文标注的良渚文化时间范围是2800-1900BC,笔者见到的另一文献则为3300-2200BC[15],时间漂移量多达数百年。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值得肯定，但是也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能够利用汉字六书分析的（具有相当数量的汉字）的数据仅能以甲骨文（殷商时期）为限，此前的数据由于发现的汉字数量的限制，无法提取统计数据。这样一来，其所推得的“起源点”必然偏晚，是一个下限值。笔者认为，本文的考证不仅证明了这四个字符是文字，而且证明了它们是具有语音的文字，这比西方学者确定古埃及和苏美文字的证据更具有说服力。不仅如此，笔者通过对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陶盆上的“人面鱼纹”图案（根据文献[15]，半坡文化所处年代范围在4800-3600BC）的解读结果证明,汉字起源远早于该文所推定的年代。[16]以该文的第13图为例，如果有足够的早于甲骨文的汉字统计资料，曲线必将向左漂移（方点为假定数据点，完整的曲线当为“S”形）。
图十二 陈文图片曲线的可能变化方向（蓝框内部分）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由于早期书写材料的耐久力问题，殷商以前我们没有足够的汉字材料进行统计学研究，但陶文上所记录的有限文字和图案由于汉字发展的连续性优势为我们提供了它们是汉字，有语音，有含义的确凿证据。
[1] 王连成：“也谈古汉语系词的产生和发展”，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2007-6-17
[2]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528页
[3]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7月第1版，第947页
[4] 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北京第1版，第163页
[5] 王连成：“'丙’与'更’的本义考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2008-5-26
[6] 王宇信、杨升南、聂玉海主编：《甲骨文精萃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228-229页、第1477-1478页
[7] 同[4]，第327页
[8] 《汉语大字典》，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3973页
[9] 同[4]，第124页
[10] 冯其庸、邓安生：《通假字汇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668页
[11] 同[4]，第719页
[12] 同[2]，第1366页
[13] 王连成：“《郭店简·五行》'邻’字溯源”，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2008-5-6
[14] 陈光宇：“试论汉字起源定点与世界古文字溯源比较”，http://rutchem./~kyc/pdf/chen ky 060810.pdf
[15] Maurizio Scarpari: Ancient China, VMB Publishers, Vercelli, Italy (2000), P. 26
[16] 王连成：“对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图案的文字学解读”，未刊
[2008年6月27日星期五23：38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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