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和平\黄士吉：原始陶文——汉字的起源
摘要：探讨了汉字的起源问题。我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先秦诸子文献中亦多有记载或引用。司马迁《史记》据《世本》说仓颉为黄帝史官。汉字的源头在哪里？后红山文化时期（新时器时代晚期）石棚山陶文的发现，表明四五千年以前的西辽河流域已露出了文明的曙光。据考证，始创汉字的是陶工，他与传说中的仓颉均为黄帝时人。陶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时又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是汉字承载了华夏文明，对保存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关于汉字的起源问题，古往今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我国古代广泛流传着仓颉（亦作苍颉）造字的传说，先秦诸子典籍中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均有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亦有记载或引用。清代黄 所辑的经、史、子逸书也曾引用：
“故好书者众 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1]（p267）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已知之矣。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仁义而习文学。” [2]（p345）
“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黄帝之后任姓也）、苍颉作书（苍颉生而知书写仿鸟迹以作文章……）。” [3]（p203）
“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ruì）德（即圣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星宿名，二十八宿的首宿。有星十六，曲屈相钩，如文字笔画，因而古人认为奎星主文章）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4]应该指出，关于仓颉，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据《世本》说其为黄帝史官。由此可见，仓颉并非“子虚”“乌有”先生，他可能是一位创造、整理汉字的著名人物。而黄帝时代相当于公元前三四千年。
1993年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在《北方民族文化》一文中指出：
“《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映。”
那么，在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汉字真的出现了吗？这与司马迁的说法是巧合吗？迄今为止，我们看见的较早的汉字是殷墟甲骨文和金文。金文的字体和甲骨文相近，但商代金文铭辞较少。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所谓甲骨文，指1898年在河南安阳县小屯发现的大量龟甲和兽骨的碎片所刻的古代文字，是殷代王室占卜的卜辞，即甲骨文。每个字有一个形体，有它的读音，还有它独特的意义，即具备形、音、义三者，显然甲骨文已具备了“六书”的特征，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应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那么，甲骨文的源头在哪里？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随着考古事业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眼光聚焦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上。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如在仰韶、汶口、龙山、良渚、大溪、马家窑等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不少带有刻划符号的陶器，吸引了考古学家的注意。对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纹，有些人认为这就是原始的汉字，并试图破译它。但许多专家认为，这些陶文，无论外形和内涵都不具备汉字的原生意义，只是一种记事符号。因为直到今天，一些窑场内为生产工艺的需要，也在陶器上刻划一些符号。
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许多文化遗址，距今4000～6000年之间；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大量文化遗址，距今3000～4000年之间；以小河沿文化为代表的红山后文化，距今4000～5000年之间。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几乎同步，即我国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五帝时代。而大南沟石棚山陶文是代表了西辽河流域的远古先民的文字符号。我们这里不妨借用著名文字学家郭沫若的话说：
“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5]不过上述郭老的话是为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纹而说的，故云“借用”。1977年秋冬之际，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二道仗房村大南沟的石棚山上发掘了77座新石器晚期的墓葬。在出土的陶器中发现有较多的刻划符号，其中第52号墓出土的一件大口深腹罐上刻有七个符号。这种集中而形成一行的刻划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几乎是没有的。
这一重大发现吸引了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有的学者认为，“西辽河流域后红山文化陶器符号不同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孤立的刻划符号，甚至比大汶口文化的图画符号更先进，是最原始的文字符号。这些文字符号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相信的世界——四五千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露出了文明的曙光”。[6]（p.90）
8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考释破译陶文神秘的文字符号。陆思贤先生较为系统地考释石棚山陶器文字符号，他认为若依次把这个七个字连贯起来解释，即谓天穹突然爆炸，打了一个大雷，光芒普照，隆隆之声回旋不绝，掉下了一块莫大的山石，由燕子（玄鸟）背负安置在这片田野上；这是天神（帝）命令燕子飞到地面上留下的神物。陆先生进而认为“这是对于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记录”。同时还“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7]到了上世纪90年代，布谷教授在《赤峰原始陶文是汉字的源头》等论文中破译了52号墓的七个字为“织、豆、田、窑、窑、豆、窑”，并进而破译为一篇原始祭文：“你会织布，你会祭鬼神，你会种庄稼。窑1祭祀你，窑2祭祀你，窑3也祭祀你”。布谷先生即赤峰学者叶沐耕教授。
我们认为，布谷教授身在赤峰，其释读当更接近原始事实。首先，刻划文字的筒形罐是石棚山古墓的陪葬品，其文字符号当为祭文，似更合理。若云记录远古时代陨石雨，亦无不可，但似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刻划文字符号的筒形罐为夹砂灰陶，直筒斜腹，手制。高9.2厘米，口直径11.2厘米。靠近口沿处施一对小横耳。器表周身刻画一幅完整的原始图画，画面由图像和文字符号组成。左侧刻有一座圆尖顶状的氏族房舍，房前是方格园田，右侧图像符号文字，较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氏族居民居住的房舍和生活环境。筒形陶罐出土于古墓中，无疑为随葬品，那么其文字符号当与埋葬死者祭祀有关，布谷认为是原始祭文，较为贴切。其次，筒形陶罐第一个符号为“织”，我们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织布时的经纬线，看到带线的纺棰，看到织布象形的手。而其祭祀的“豆”字，与出土的饰纹陶豆，几乎如出一辙。再次，谈谈关于织布用的纺轮问题。我们知道，远在兴隆洼时代，就有了原始纺织业的存在[8]。到了小河沿文化时期，纺轮的数量空前增多。在大南沟小河沿墓葬群中，曾出土陶纺轮16件，石纺轮6件，蚌纺轮1件，共23件，约占生产工具总数的12%
[9]（p.1523）。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纺织业在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上述的23件纺轮中，除有6件仍采用残陶片改制外，其余的17件都是专门制造的。纺轮有陶、石、蚌三种质地，重者达98克，轻者仅为8克，二者之间相差12倍。这些不同质地的纺轮制作得都十分精致。其所纺出的线应当存在着所用质料和规格粗细上的差别。此外，还出土了两枚装在一个骨质针筒内的骨针，其制作风格极类似现代的钢针，针鼻两侧切磨的薄而平滑，所穿针孔的孔径只有0.5毫米。这种针所用的缝纫线当极其精细，足见那时的人们已经能够利用天然植物纤维或动物皮毛缝制衣物了。
最后，石棚山墓地是一个有序分布的统一氏族墓地。墓地又以区、行为单位形成多层次的相对独立的单元。多数墓是单人葬，也有一男一女合葬墓。合葬墓中男女二人应理解为夫妻关系，当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从男女随葬品的不同可以看出，当时的男女劳动已有分工。男性主要从事狩猎等主要生产活动，妇女则主要从事纺织和缝纫等家务劳动。这也为筒形罐第一个符号
“织”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由此可见，笔者尽管无缘见到“符号”实物，但从照片中笔者赞同布谷先生的释读，七个原始图画文字应是陶工的祭文较为贴切。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古老、最完整、可释读的文字作品。创制陶文的是陶工。石棚山陶文证明，早在新石器晚期，即后红山时代小河沿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汉字的萌芽。然而有必要指出，石棚山陶文毕竟是一种由图画表义向象征文字发展的过渡形态，它既不像图画那样繁杂形象和随意性，亦不太规范，重复性也不明显，但它在同一陶器上刻画的符号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具备了表述语言的功能，可以称为原始文字了。起码应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希望当代文字学家不要求全责备。
文字学家们一致认为我国现在通用的文字，是由甲骨文（1898年发现）几经演变而成的。而目前甲骨刻辞中我们所见到的全部单字总数约在4500字左右（1934年曾编印《甲骨文编》，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新编辑《甲骨文编》，由中国书局影印出版），新编本和附录所收共计4672字（而其中有些字还可以归并），到1965年出版时虽然只能辨认900余字，但比之从前所能辨认的五六百字，已增益了许多。而原始陶文，早于殷商武丁时期的甲骨文约有千年。陶文虽不规范，字数又少，但它毕竟是原始文字。我们期待着发现更多的原始陶文，进而揭开汉字起源之谜。终括上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石棚山陶文是比甲骨文早1000余年的原始文字，是商代文字的源头。考古学家刘素侠先生指出：
“西辽河流域的文字符号，不同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良渚文化孤立的刻划记号，它比大汶口文化的图画符号更为先进。”［10］（p31）因此，汉字的发展序列应表述为：陶文———金文（指商周镌刻于钟鼎彝器上的古文字，亦称古文或钟鼎文）———甲骨文。始创汉字的是陶工。陶工与传说造字的仓颉都是黄帝时人。(作者包和平\黄士吉：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发于《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0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