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虫虫特工2015-7-7 17:43 楼主晚唐宜春千年祭 晚唐宜春千年祭 1 刘 密 唐王朝的晚期，大约在公元840年之后，距今约一千二百年。那时的宜春是一个僻远所在，人口稀少、瘴林密布。但环视皆嵯峨，举步即流碧，风萧萧即白鹭起，雨蒙蒙听猿猱啼，昔称奇山耸立，城垣时誉铜壁。那个年代，最高权力开始零落却又颇具幻想，文人鹊起，军人横行，僧入丛林，道遁宫廷，嗟乎之内乱频仍，呜乎之民反陡增。但上天钟情宜春，落下一大串幸事供后人回味。一批文化人物横空而出，或诗赋，或禅机，或科第，或诸经。世无英雄，却有才人吐玑，文华绚丽，留下多少文化与思想遗产，聊供今日挖掘不尽。整个晚唐六七十年，既是宜春真正文化的滥觞，又形成宜春历千年而不变的文化基因。此可从当时最大的一个人物说起。 一 他便是唐武宗李炎，一个奇怪的君主，当了六年皇帝，当得轰轰烈烈，却又死得莫名其妙。27岁登基，33岁就一命呜呼。不过他干了不少事，有的甚至惊天动地，留给历史重重一笔。因他建元会昌，史称这六年为“会昌中兴”。 李炎为人沉毅果敢，据说喜怒不形于色，常有霹雳手段，且功业心极强，富于进取。他做皇帝不易，纯靠运气和宦官运作。登基后毫不留情地追杀对他威胁最大的叔叔李忱，即后来的唐宣宗。李忱躲入江南大山丛岭，销声匿迹，辗转漂泊，宜丰黄檗寺、奉新百丈寺都曾留下几段关于他的动人传说，不过正史未列，始终是难以证实的传说罢了。李炎却是颇有干劲，消耳尔边患，摆平了回纥人和黠戛斯人，把他们驱逐到西域以外；坚决镇压地方割据势力，平定泽、潞二州；同时肃贪正纪大反腐败，裁汰冗官赘吏达数千人。他甚至敢对宦官动手，甘冒风险铲除生产了自己皇位的沃土，其勇气和谋识令人肃然起敬。更惊天动地的事，便是排佛灭佛了。公元845年，也即会昌五年，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准备和造势后，他下达了严厉的排佛令，顿时风云突变，势如卷席，整个唐王朝拆掉大小佛寺4.46万处，还俗僧尼、释放奴婢41万人，收回庙产土地数千万亩。这个举动太猛烈了，天下震动，官民惊骇。当时的唐王朝有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疆域，有六千万以上的人口，声威所及，莫不俯首臣服，战栗不已。暂且不去专项评价此举的历史正义性或社会合理性，但这件事在当时对唐王朝来说，确实获益匪浅，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菩萨铜像铸了铜钱，钟磬打了农具，劳动力增加了，产品丰富了，税源拓展了，真金白银谁不喜欢？！不过，我们须注意，这个局面的造成，有一关键人物李德裕，出力颇巨，贡献极大。作为丞相,武宗异常器重，他干满六年，一整个会昌期间。没有他，就没有武宗的政绩，没有灭佛排佛的历史大事件，当然也就没有“会昌中兴”的好局面了。 此公与宜春有着撕掳不清的重大关系。 公元九世纪的上半叶，唐朝有两个重量级人物先后来到袁州。一个是韩愈，820年来任袁州刺史，干了八个月。另一个就是李德裕，比韩愈晚了15年，835年来任袁州长史，即刺史的辅佐官，做了十个月。他们在职时间都很短，但作用不小，影响特大。毫不夸张地说，韩李之后，宜春始有文化，才有可能在历史长河里露脸了。有三个特征在晚唐的袁州府（府治即在宜春县）迅速显现出来，即科考之盛、诗文之盛、儒学之盛。儒学之盛与诗文之盛，与韩李都有关系，但与韩关系尤大。至于李德裕，却主要与科考之盛有着或明或暗的直接关系。 唐代开科取士，实行的是荐举制度，主要从郡县推送，有名额限制，能报上名都不错。每年在都城长安举行考试，从全国各地赶来赴考的举子有千余人之多。每年录取仅二三十人，名额少得可怜，不像宋朝每次录取数百人，机会较多。很多人因此落榜，懊恼沮丧自不用说。高水平的韩愈先生，也考了四次。大诗人郑谷，据说考了十次才金榜题名，都四十岁的人了。而他的前辈同乡黄颇先生，则一共考了十三次，方在会昌三年，即公元八四三年与卢肇一榜登第，也是一把年纪了。那年袁州郡守成应龙在郊外长亭置酒送黄颇赴考，却未请卢肇等人，黄颇家产丰饶且年纪较大，又考了多年仍然不松劲不泄气令人敬佩，恐怕也是主要原因。科考如此之难，为何袁州在唐代前期、中期考上的进士寥寥无几，而在晚唐时却突然发力，进士成批出现呢？有唐一朝袁州进士共有31人，晚唐即有24人，占比77.4%。尤其醒目的是，会昌一朝即考上6人，引领着后面的进士潮。而恰在此时，李德裕执政为相，种种迹象表明，这些情况特别是会昌朝的科考情况，与李德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韩愈与李德裕，出身颇为不同，仕途更是相差甚大。一个是孤寒苦读野选登第，一个则是世家子弟借父荫为官。韩愈苦读苦拼得志成名，李德裕直接为僚为吏至辅宰。坎坷与顺遂不言而喻。不过两人皆是刻苦向学之人，皆是崇儒排佛之人，皆具铮然风骨有名士气度，皆积极入世功业有成文笔卓绝。韩愈到宜春，袁州学子皆去请教，那时卢肇才两岁，李潜、易重亦幼，只有黄颇等年长者才可能登门拜访。这一批人都是在会昌年间即二十年后才金榜题名的。此时的韩愈除了在学术文辞上予以释疑解惑外，不会在科考上对他们有任何关照。李德裕就不同了。他贬官到袁州时，就已经是宰辅一级人物了，当个小小的长史，刺史怎敢支使他。于是未来的卫公李德裕，就乐得在北岩即后来的化成岩读书写字，有大量时间来接触并熟悉袁州学子。且其时最小的未来状元卢肇也有18岁了，皆是青年才俊，李自然是高兴的。德裕在袁州，写了篇《山凤凰赋》以自况：“爱惜羽毛，重于身命。”并在赋中沉重感叹：“嗟乎，秉君子之器，与此鸟而同讥。”与青年学子的常相往还，自然给他落寞的心灵以莫大慰藉，印镌在感情深处。 公元841年，德裕重执相权。这年袁州举子谢防中进士。隔一年，卢肇、黄颇、李潜三人皆中，卢得状元。又隔一年即会昌五年，易重、鲁受及第，易为状元。此皆有德裕推荐暗定之力，易重复考为状元，更是德裕秉公执考所致。会昌之后，袁州的进士潮扑面而来，造成“袁州进士半江西”的局面。当时的袁州，属于唐制下的中等州郡，人口在两万户以上，约十来万人。在江南西道算是较小规模的州郡，但因科考之盛，进士人数却在全国州郡中排到第二位，仅次于苏州。李德裕亲自培养的两个状元门生及其他四位进士，是袁州进士群的引领者。这个独特的人文现象，闪耀于中国科举天空，也为宜春所仅有。晚唐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类似现象了。与其说是宜春的宿命，毋宁说是李德裕的力助。 袁州的科考之盛，带来晚唐的儒学之盛和诗文之盛，影响有千年之久。“一郡清风似鲁儒”，儒学有昌黎书院，有袁州州学，有文庙，那就不多说了。而诗文之盛，仅在晚唐，就有卢肇的文赋，如《海潮赋》，名重一时；有郑谷的诗歌，《鹧鸪诗》异军突起。郑谷此诗，名闻天下，后人佳评甚多。以今天的眼光品之，仍有滋有味，是一篇勾起乡愁的佳作。鹧鸪声在湘江两岸的苦竹丛中啼响，日已向西，江流宏阔，“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联系到“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句，真可催人惆怅无限了。比兴之旨，委婉之辞，细腻之法，凝练含蓄，令人击节称叹。郑谷、孙鲂、齐己等的诗篇及交往，成为晚唐的诗歌高峰，遂成宜春绝响，雄视千年。 二 大规模的排佛之后，晚唐的振兴气象一度令人鼓舞。可是唐武宗李炎又走向另一极端：极度推崇道教并服食丹药以求长生。崇儒的丞相李德裕既不信佛亦不信道，但他无法制止武宗的荒唐，眼睁睁看着他服丹而亡。公元846年，佛教徒李忱当了皇帝，李德裕瞬间失势，贬至海南崖州，挣扎着活了四年，最后死在天涯海角。这个悲剧令人痛心，一个公贞能干的宰相被毁掉，也毁掉了“会昌中兴”。王夫之曾说过：假设武宗不短命，德裕不被贬死，唐王朝完全可能复振，不会在907年灭国。但历史就是这样绝情无义，并无假设！ 佛教全面振兴的时候到了。此时，袁州宜春又出现了两个人物，为佛教禅宗文化的兴盛，留下厚重的遗产。 首先我们要说到慧寂。这是一个六祖慧能式的人物。他是广东人，天赋异禀，俗谓超聪明。他年少时曾剁下两节手指，向父母表示他要出家的决心。武宗排佛灭佛时，他顶风而上，从湖南郴州跑到宜春来，钻进大仰山，诛茅立庵，点燃禅宗的星星之火。就是他，刻苦戮力，忍饥耐寒，创建了沩仰宗，为禅宗五宗七叶之首，天下仰止，僧侣趋敬，以个人之力创出一个大局面。 那时的大仰山，确实是个好去处。群山连绵，冈峦累叠，修竹婀娜，嘉木青葱，翠微缥缈，溪壑错杂。更有飞鸟翱翔，走兽横行，石壁含烟，绝顶吐秀。慧寂已在湖南沩山拜师灵佑，胸富禅机，得此山川，时势一到，必然扬名立宗，也是当然之事。但是，禅宗究竟为何能异军突起，沩仰宗又为何能独领头筹，有何原因呢？ 我们常说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因为佛教从东汉时进入中国，无论大乘小乘，都是原物引进，其基本要义无非是四谛、五戒、八正道之类。到唐朝玄奘把那时新颖的印度佛教思想带回来，已是入于繁琐复杂一流了。故玄奘创建的唯识宗很难流传下来，其他如法相宗、天台宗、律宗等均皆如此，中国人不喜欢这一套。禅宗真正的开山祖师慧能却提倡一种全新的教义：我性本来清净，不须向外求取，识心见性便可成佛。甚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讲顿悟、讲灵感，直指人心，自能成正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最好的注解。但禅宗讲究“不著文字，教外别传”。很明白浅显的道理，不能也不必去说破，要靠你自己去悟，去体会，去理解。悟不了，搞不清，那就要去“走脚”，游走四方，增加见识，结合大量的、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生活经验来获得突然的、不期而遇的领悟。于是，大量的或真或假的公案故事就产生了，机锋禅语俯拾皆是。这一些内容，禅宗五宗七叶大率如此，但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各宗各叶的表达方式或说接引方式不一样，形成各自的特色。比如有抠鼻的，掀翻禅床的，翘脚的，挥拳的，大笑吐舌的，棒打大喝的，甚至呵佛骂祖，还有野狐禅、口头禅之类，不一而足。沩仰宗的接引方式，却有些特别，不同于其他宗派。慧寂创造的是“圆相”一途，即在禅机交锋中，用手指或拂尘在空中划一圆圈，在圈中再填入某字、某物、某形，以暗指他要表达的意思。当然，这一切都要靠意会、靠悟来解决，不落言语，不着边际，经常让人莫名其妙。 禅宗兴起是很有意思的。一是佛教教义经书多而难懂，促使中国人去寻找更简单更简便的学习方法。二是魏晋玄学的影响，把佛的空灵引申到“顿悟”和“意会”一途，空对空，悟对悟。知者为知，不知者为不知，既莫名其义，也含蓄无穷，自然有魅力。三是唐武宗灭佛的刺激，使禅更具平民化，更具通俗化，更有生命力。如有人再来灭，也灭不成了。禅宗也有弊端，那就是太主观太唯心了，而接引方式又太奇怪太难理解，完全变成聪明人的把戏。久而久之，就会沦落甚至消失。沩仰宗最早建立，也最早消亡，不过七八代就速朽了，正好说明那个“圆相”是很难操作也难以理解的。 慧寂在仰山呆了有二十年之久，以圆相说法，以顿悟得妙，功行绵密接引学人和一般大众，闻名天下，形成独特的“仰山门风”。二十年，让他与仰山同命运共呼吸，他虽然最后死在广东韶州，但仍然迁葬回了仰山，山与人，禅与圆，溶入到宜春，激荡了中国与世界佛界有千年之久! 其次我们要说到的是钟传，他是瑞州府上高人，没有文化却胆识过人。年轻时在外跑生意曾受僧人帮助并激赏，后在家乡遇虎一搏成名。唐末大乱，他振臂一呼，结集大批瑞州府人，攻城掠地，最后占据整个江西，被唐王朝封为南平王，竟入正史。此人起自草莽，武力凌世，做下一些讲蛮劲不讲道理的事情，如强娶卢肇之女为妻，强迫仰山南涌禅师去南昌说法等，面目凶蛮令人不爽。但他也有两个特点或优点：一是好学，崇仰读书人。唐末混乱，科考时有时无，荐举制基本停了，各级官学也停办了。钟传却大兴办学，奖掖学子赴考，并在江西恢复了鼓励学子赴考的官办礼仪，有求必应，有难必帮，在百姓和学人中口碑甚好。二是好佛，尊重僧人，大兴寺院。行军打仗，常以佛主慈悲为念，不准滥杀无辜，不准扰民害民，此类掌故亦不少。他和他的儿子在江西掌权三十来年，江西的教育和佛教借此而兴，为两宋江西人才在全国脱颖而出、名列前茅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时江西经济也大大得到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也是这个粗人的功德，细想之也颇不简单。袁州的禅宗，当然也在他的庇护奖掖之下大大发展了一番，宜春当时的三大名寺，仰山的栖隐寺，木平山的兴化寺，蟠龙山的蟠龙寺，皆与他有关，其中的蟠龙寺，还是由他创建，令人瞩目。唐末天下大乱，而江西独能相对稳定，钟传功不可没。大乱之时的宜春，亦在黄巢、王仙芝农民起义军的攻扰和藩镇割据的相互攻击中，可以说是世无宁日，宜春焉能安歇？但恰恰就在此时，因为钟传的存在，宜春的禅宗却有了一个大的发展。钟传将他驻兵打仗的蟠龙山，转眼之间变成了一个佛界道场，建了个偌大的寺庙，岂不令人称奇！刀兵相向与木鱼僧袍，百姓肯定更喜欢后者啊。钟传这个蛮子，从历史远处透射出来的，不是他的武功王业，而是他的文治佛缘，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三 晚唐宜春的独特文化，除了儒学、科考、诗文、禅宗外，还有一个特别现象，那就是仰山神崇拜。什么是仰山神崇拜呢？我们还得从韩愈说起。 世所皆知，韩愈是反佛的，同时也是非道的，其思想对佛道皆不以为然。对中国人来说，佛道就其现实形象来看，都是神，菩萨、太上老君都一样。儒家讲究“敬鬼神而远之”，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韩愈骨子里是个大儒，立场是坚定的。但奇怪的是，韩愈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在潮州祭鳄鱼，责之咒之威胁之，竟把为害一方的鳄鱼赶走了，此非传说，有文为证。到袁州任父母官，恰是公元820年春夏之交，遭逢大旱，人民苦之。韩愈此时未见组织百姓抗旱，而是跑到仰山古庙祭神，其文甚妙： 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谷将尽，人将无以为命，神亦将无所降依，不敢以不告。若守（指韩愈自己）有罪，宜被疾殃于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悯，以时赐雨，使获（假如下了雨），承祭不殆，神亦永有饮食。谨告。 典型的韩愈风格，凝练，精当，且颇具献身精神，亦有极俗之语，如神解干旱，也永远不愁吃饭了，很有俗趣。这一虔诚祭拜，是用“少牢”祭奠，即一猪一羊，对平常人家来说，确是大礼。神也许感动了，不敢怠慢，很快普降甘霖。于是韩愈又有一次祭拜，同样是在仰山古庙，表感谢之意，依然是“少牢”之奠，文云：“田谷将死而神膏泽之，百姓无所告而神恤之（神可怜百姓），刺史有罪而神释之（神不追究刺史可能的渎职），敢不有荐（即进献猪羊）也。尚飨（请吃吧）”。 韩愈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有三条理由：一身为地方官遇上要人命的大旱，那时生产力落后，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求神一招，别无选择了；二韩愈脑子深处，还是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神即天，人虔诚了，天必有反应；三袁州地方上的仰山神崇拜，已成为强大的习惯势力，你不这样还不行，否则对老百姓交待不了。 如此说来，仰山神就值得关注了。 据记载和传说，宜春的仰山神庙在汉文帝时代就有了，距今也有两千多年。仰山神也就是两条龙，居住在仰山的獭径潭（此潭原约在现栖隐寺东侧古桥下，现已不存），时或以人形出现。仰山神是兄弟俩，兄长俗名肖大分，小弟肖隆，是司风雨云雷的龙神。有关仰山神的故事很多，如白马骇盗、托梦刺史、山贼就擒、寡姥求饭等，但主要是呼风唤雨，主管风调雨顺，同时也能禳灾祛疫、造福百姓。因为仰山神长期有求必应，作福降祥，恩泽四境，“袁人事之惟谨”，为之建祠庙，立偶象供奉祭祀，历千年不毁，仰山因此被宜春吏民视为“郡之镇山”。古代大旱求雨，是颇有讲究的，首先是官员与人等，皆要先期斋戒沐浴，穿戴整齐到古井边祭拜。同时还要请当地妇女，着麻衣，持柳梢一枝，边哭边用柳梢蘸水鞭之，不久雨必倾盆而下。可以想象，当年韩愈就是这样做的。由于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文忠公的巨大影响，晚唐以后的袁州郡守、知府、知县，没有一个不恭恭敬敬到仰山神庙来拜叩仰山神的，尽管神庙先驻仰山，后迁至南庙，又在春台设行祠，但叩拜已成惯例，无人敢违。同时，晚唐五代之后，仰山神影响越来越大，封王荫妻，无所不有。“水旱螟蝗、兵疫之灾有祷必应......尽江之南、二浙襄汉、湖湘闽广咸有异迹，不可殚记。”那时袁州的仰山叫大仰山，周边还有受仰山神支配的各类小仰山及祠庙，如奉新、新余、樟树、南昌等地皆有，远的逸出省境，流布闽越。 可以说，李德裕培育了袁州的诸多状元进士，当时实为赣鄱之冠，而韩愈则推出了仰山神崇拜，始料未及的成为江右名神。这显然与韩愈的“原道”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一个非佛非道非教的杰出人物，却成为鬼神崇拜的力推者普及者，历史真会开玩笑。当然，仰山神作为龙王庙的偶像，与中华民族上万年的龙图腾崇拜密切相关，自然也与后来产生的玉皇大帝东海龙王的道教系统密切相关。而道教又与西汉的黄老思想、魏晋的虚无玄学皆有关系。儒学是积极入世的，自然不吃这一套，儒道两家在唐朝斗得很厉害，儒佛两家在唐朝也斗得很厉害。此外，道家与佛家也一样。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毫不相让。宜春就发生过仰山僧人了元在官府支持下，借仰山正祠（当时位置在今南庙乡堵田村）庙祝犯事被捕治罪，占据正祠，将神庙改作禅院的事情。宋人张商英写的《仰山庙记》，还杜撰了仰山神“施山逊庙”的故事。清人李荣陛曾就此事专文予以揭批。不过，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儒学从汉代成为统治阶级思想，取得优势地位后，与佛道两家，从相互排斥到融合，有一个历史过程。可以说，到了唐代，除了“武宗灭佛”的特殊时期外，儒道佛三家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融合。据《坛经》记载，慧能到宝林寺说法，听众有一千多人，其中“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此次开坛，还是慧能应韶州刺史韦璩所请。没有相互融合的时势，儒道佛三家人等不会坐在一起听讲。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就是一个“和而不同”且“和为贵”的文化，如今，儒释道最终都变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也注意到，即便是沩仰宗正祠栖隐寺，也曾延请了大学者朱熹入该寺四藤阁讲学。栖隐寺之东南侧，郑谷的读书堂遗址赫然在目，亦是和谐相处的表现。 由于社会进步，仰山神崇拜已成尘烟，韩愈的祭拜也逐渐被忘记，但当年的兴盛与文化共存，是不能忘记的。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这期间，有三个人物的命运引起我们注意：钟传死于906年，郑谷死于909年，慧寂则在圆寂二十多年后，于917年由广东移葬袁州仰山。一个时代彻底落下帷幕。晚唐的儒风、文风、禅风与仰山神的祭吊，却依旧在袁州的土地、山水、天空、人民中回荡，并向袁州以外更加遥远的陌生地方吹送而去。走过两宋明清，走到今天的典籍和遗址中，在袁州文化血液基因里积淀下来。作为文化后裔，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新的观念世界已经确立，旧的已被摧毁的世界为其奠基。人民喜欢作为城标的华木莲，因为她的珍稀，因为她一亿五千万年的生命承继，她在明月山间的种子，至今已播撒到整个袁州。我们喜欢她，因为生命，因为基因。 别了，一千一百年前的晚唐宜春；别了，那些历经劫难而至今不朽的文化与文化人物。斯以为祭！ 来源：宜春日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