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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煌草圣又一峰——论林散之的历史地位及其成因

 看见就非常 2015-07-16
 

林散之(18981989)是一位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书法新水平的大师,尤其以草书驰誉中外。日本书坛首席青山杉雨由衷地赞叹:“草圣遗法在此翁。”斯言得之。

草书自汉代萌始,至魏晋时期逐渐成熟,乃至成为艺术性最强、变化最多、难度最大的一种书体,同时也是最利于书法家抒写性灵、神采、风韵的书体。历代草书者何止千数,然概而论之,草书发展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大书家当推东汉张芝、东晋王羲之、唐代怀素、明代王铎、当代林散之。

作为上述观点的佐证,我可以引述林散之在王铎草书诗卷后面的题跋,那是1972年他以“朝夕相对,不忍释手”的心情写成的:“觉斯(王铎)书法出于大王(羲之),而浸淫李北海(),自唐怀素后第一人,非思翁(董其昌)、枝山(祝允明)辈所能抗手。”

让我们对几个里程碑的内涵做一番“扫描”,从而确定林散之的历史地位。

最先被三国时代的韦诞称为“草圣”者是东汉张芝。虽然无真迹流传,但唐代张怀瓘《书断》中有具体分析,谓张芝“学崔()、杜()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由此可推知张芝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保留隶书味较多的“章草”,减省点划波磔,改造为运笔气势相连、如龙蛇飞舞,甚至隔行贯注的“今草”。

到了东晋时期,出现了一代巨匠王羲之,他兼长正、行、草诸体,被尊为“书圣”。现传世有《寒切帖》、《远宦帖》、《十七帖》等草书真迹,虽转多折笔,仍有隶味,但笔意从容,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诚如欧阳询所评“韵媚婉转,大行于世”;亦如唐太宗所评:“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王羲之传论》)可见王羲之是在张芝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完成“变章草为今草”的历史使命。

唐代怀素与张旭齐名,亦有“草圣”之誉。李白《草书歌行》赞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观其《自叙帖》用笔圆转相通,似有篆味,而《苦笋贴》则是二王遗韵。黄庭坚认为张旭妙于肥,怀素妙于瘦,两人皆为一代草书之冠冕。米芾评价怀素“书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就是说,既纵横驰骋,气势雄放,而又变化合乎法度。何绍基评价最高:“其妙处在不见起止之痕。前张()后黄(庭坚),皆当让素师独步。”林散之曾特意吟诗《论怀素》曰:“妙法莲花释怀素,神奇变化惊独步。真如醉时李将军,一笑弯弓不回顾。”这里以神箭将军李广来比拟怀素,弓法娴熟,变化万千,皆中准的,虽醉后而草书愈佳。

至于明末清初的王铎,工行草书,远师二王,又得力于颜真卿、李邕、米芾。笔力雄健,长于布白。金陵八家之首龚贤曾谓:“百年来,论书法则王()、董(其昌)二公应不让。”并认为王铎的特色是“粗服乱头”,董的特色则是“冰肌玉骨”。他又以王比画家石溪,董比画家程正揆。江苏出版的《王铎草书诗卷》为其五十六岁所书,通篇笔力遵劲,跌宕错落,枯润相济,正可谓泼墨如神,惜墨如金,逸气流衍。以致林散之爱不释手,评为“怀素后第一人。”

王铎之后三百余年来,攻草书者不乏其人,但成大师者鲜见,唯林散之可居当代草圣之尊。林草意态高古,气象雄逸,遒劲清丽,骨气洞达。行笔曲中求直,圆中寓方,如屈铁弯弓,流水行云。燥润枯湿相济,飞白尤见精神。结体参差错落,奇境跌宕纵横。至晚年愈入化境,信笔挥洒,荒率而沉厚,欹侧而端凝,真是神完气足,惊世骇俗。

在诸多特色中,最主要者莫过于用笔。林散之在其《书画集·自序》中写道:“夫学书之道,无他玄秘,贵执笔耳。执笔贵中锋。”他多次提到李广弯弓的典故,借以喻书法之力度美,如前引《论怀素》诗中有“一笑弯弓不回顾”之句,又在《作书》诗中说:“弯弓谁似李将军,一箭惊穿虎头石。”林散之用笔竭尽变化之能事,而又笔笔饱含韧性,这是刚与柔、曲与直、方与圆、枯与湿、白与黑、虚与实诸种因素辩证统一交织而成的神来之笔,奇逸之致,温厚之致,堪为空前一绝。

当代中外书坛名流耆宿如郭沫若、赵朴初、启功、青山杉雨、高二适等均高度评价林草,有的甚至在初见真迹时情不自禁地脱帽鞠躬。赵朴初有诗赞曰:“散翁当代称三绝,书法尤矜屋漏痕。老笔淋漓臻至善,每从实处见虚灵。”当林老去世后,赵老又撰挽联:“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源。”日本书界曾有人将林草误认为唐代草圣张旭手迹。来华访问的日本书法家,常专程前来拜见林老,以一睹其风采为极大荣幸。青山杉雨对他说:“有幸饱览您的书法大作,无比敬佩,您是中华天才的书家,是书家的骄傲!”仅此数例,足以表明当代草圣林散之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他为中华书艺的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高做出了杰出贡献。

林散之草书之所以能登上一个新的高峰,是由主观、客观、社会、时代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我想着重从他个人角度探讨几个成因。

一、“狂草应从行楷入”

林老论书诗中有一首写道:“狂草应从行楷入,伯英遗法到藏真。锥沙自见笔中力,写出真灵泣鬼神。”这正是他的经验之谈。伯英指张芝,藏真指怀素。狂放本于精微,书画皆同此理。需要指出的是诗中“行楷”不应从字面理解为仅限于行书和楷书。只不过是诗句凝炼简约所致,其本意应包括篆隶在内。

林散之本人的学书经历正是最好的注脚。他自述“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又云:“余十六岁始学唐碑;三十以后学行书,学米;六十以后学草书。”如此循序渐进,方得功深力满。我曾见其二十四岁时小楷  《四时读书乐》,极为工整劲健。又见其八十一岁犹临钟繇楷书《宣示帖》,尽得神髓。他临魏碑甚众,《张猛龙》、《张黑女》、《崔敬邕》、《贾使君》、“二爨”等均刻意研习领悟。至于汉隶名碑,几乎临遍。我曾见他于1964年所临《孔宙》、《张迁》、《乙瑛》、《礼器》四碑,风神奕奕,而且可见再三攻研乃至精。行草书曾临习王羲之、颜真卿、李邕、张旭、怀素、米芾、赵孟頫、祝允明、董其昌、王铎等。曾见其1972年所临李邕《云麾碑》,1977年所临张旭《张长史论书》,形神则》、《春日漫云》,时已六十有五。大量书写则为1973年以后,年已七十六矣。  

正由于如此厚积,林老深悟书道精华,即以用笔而论,恪守宾虹老人所教之锥画沙、折钗股、屋漏痕;务去尖、滑、轻、俗;务存留、圆、重、雅。其草书终于达到“写出真灵泣鬼神”的境界。

二、“我书意造本无法”

林老草书博采众长,会其笔意,悟其神韵,自创新机。其论书诗中多次吐露心声,如说:“独能画我胸中竹,岂肯随人脚后尘!既学古人又变古,天机流露出精神。”

变,是林老的毕生追求。他认识到,变者生之机,不变者死之途。他自述“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这是十分坦诚也是十分深刻的概括。当我们欣赏林老晚年草书之时,叹服其“矫健如瘦蛟斗水,回翔似老鹤舞空”的艺境,因由其性之所致,情之所遣,涵养之所发,然其书风源流,依稀可辨,妙在融汇贯通,化入自己艺术个性之中。

正由于此,林老阐述“有法”与“无法”的辩证法: “其始有法,而终无法,无法即变也。无法而不离于法,又一变也。如蚕之吐丝,蜂之酿蜜,岂一朝一夕而变为丝与蜜者哉?”这些见解与石涛画语录颇为相合。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很重视林老论书诗中反复出现的一句:“我书意造本无法。”这句诗的下一句,有时是“秉受师承书更狂”;有时是“随手写来适中之”;有时是“信手写来似涂抹”。我体悟这并非林老故作玄语,而是他变革创造精神的充分表现。林老六十岁变法,齐白石也是六十岁变法,这种“巧合”,本身似乎隐含着某种规律性、必然性。

三、“精思博学复奚如”

林散之能成一代草圣,决非单一攻书法所致。赵朴初有一首赞林诗说得好:“万里行程万卷书,精思博学复奚如。蚕丝蜂蜜诚良喻,岁月功深化境初。”这正是对林老中肯的评价。

 “散之”者,“三痴”之谐音也。林老自幼痴迷于诗、书、画,终成“三绝”。著有《江上诗存》36卷及编外集6卷,共2300余首诗,出入唐宋名家。或纪游,或咏史,或论艺。风骨洒脱、典雅、超逸。启功评为“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其中论书诗数十首,见解极精。林老书法充满书卷气,高雅脱俗,是与其诗书胸襟、文学修养诸种因素分不开的。曾见其1978年所写草书句“读破万卷,可医一俗。”诚为至理名言。

林老山水画出入于黄宾虹大师,得其堂奥,复力追宋元。曾见其1931年至1980年所作山水画40余幅,果然是“画法原从书法出”,燥裂秋风,润含春雨;重虚守实,知白守黑;重山复水,意境深邃。以作画之理写字,以写字之法作画,互为影响,以畅其机趣。林老自谓“力戒浮华,旨在质朴天真,千丘万壑,求无俗迹。”为反“俗”,林老倾其心力,遵循黄师指点,“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俗病可去也。”为师法造化,他只身远游太室、少室、龙门、华山、终南、武功、太白、剑门、嘉陵、峨嵋、三峡、匡庐、九华、黄山,时跨四季,跋涉一万八千余里。历尽艰险,得画稿八百,诗稿二百,游记若干。如此壮游,悟山水之奥秘,奇峰怪石,森列胸中;云海松涛,翻腾笔底;随手写出,山水传神。诚如他所言:“书画同源,理无二致,余之学书过程即余学画过程。”精思博学,岁月功深,将他的书艺自然推上高峰。

四、“自甘淡泊乐风尘”

林老自幼左耳聋,沉默寡言,专心艺事。其后双耳全闭,只与友人作笔谈。为人一生正直、醇朴、坦诚,视富贵名利如浮云,而于艺术则竭尽全力,喜怒哀乐,多寄情于诗书画之中。有《作书》诗一首为证:“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物我两忘,艺乃入圣。

林老生性诙谐,七十余岁曾被烫伤昏迷,救醒后请人刻印“瑶池归来”,且作诗曰:“劫后归来身半残,秋风黄叶共阑珊。可怜王母多情甚,接入瑶池又送还。”晚年求字者盈门,老人应接不暇,作诗自嘲:“何处能寻避债台,江南江北费安排。”不胜其烦,又作诗表白:“学习频年亦苦辛,自甘淡泊乐风尘。”的确,自甘淡泊正是他精神境界过人之处。但若他人真有所需,却是古道热肠,慷慨相赠。大兴安岭森林火灾那年,十竹斋发起书画义卖活动,林老闻知,一气写了十几幅,全部捐赠。

自甘淡泊必然虚怀若谷。林老名满天下而自谦自让,从无骄色。他在书画集“自序”中写道:“顾念平生,寒灯秋雨,汲汲穷年,所学虽勤,所得甚浅……深望识者指其瑕疵,以匡不逮,则幸甚矣。”这是何等的胸襟!唯其如此,方能终生孜孜不倦地追求,永无休止。

综上所述,中国的草书自公元一世纪崔瑗精善章草,二世纪张芝初创今草,四世纪王羲之集大成,八世纪张旭、怀素创狂草,中经十一世纪的苏、黄、米、蔡,十六世纪的祝允明,十七世纪的董其昌、王铎,至二十世纪林散之,代有大师,各具风神,可谓群峰竞拔,生命活力绵绵不绝。此后又若何?散之大师说得好:“学我者死叛我生”;又说:“变者生之机”;“日新月异,由古至今,事势必然,勿庸惊异。”真通达者,林散之大师也。

马鸿增  江苏省美术馆原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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