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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郁
《奥斯卡·王尔德传》 [美]理查德·艾尔曼 著 萧易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奥斯卡·王尔德是在1874年二十岁生日后进入的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这个大学汇集了当时的社会名流和不拘一格的天才人物，开始王尔德在其中并不出众，但他的爱尔兰口音，他的身高，他花枝招展的装扮，以及他开始营造出的警句格言式的话语，逐渐展露出了他对名望的渴求。很多当时的校友都对他布置房间的豪奢风格印象深刻，根据留下的账单来看，王尔德几乎将自己的房间布置成了家庭沙龙的模样，他买了很多百合花，葡萄酒杯，蓝色花瓶，咖啡杯，华丽镀金的瓷器等等。每到周日晚上，当大家在公共休息室喝过咖啡之后，王尔德经常举办开放式的招待会，桌子上有调制的潘趣酒，烟斗里有上等的烟草，还有音乐。 正是在一个这样的夜晚结束后，他和他的朋友畅想了一下未来的生活。王尔德说：“我要成为诗人、作家或剧作家，不管怎样，我会流芳百世，如果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也许我会在某段时间里过着愉悦的生活，然后整天休息，无所事事。柏拉图说过，在人间，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坐在那里沉思美好的事物。那也许就是我的目标。”他的朋友当然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胡扯，王尔德。那正是你不会做的事情。你永远不会坐在那里无所事事。你最有可能站起来，到处乱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实他们都说对了，王尔德更像是一位冒险家，他喜欢到处旅行，喜欢结交社会名流——更喜欢通过冒犯他们塑造自己形象。在牛津读书时，他深受两位互相敌视的批评家约翰·罗斯金和沃尔特·佩特的影响，但一旦超越了他们，他的故意的刻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佩特去世后，王尔德评论说，他曾经生活过吗？他为自己的这种刻薄乖张的行为辩护说，批评才是最高形式的自传。他喜欢故意说着耸人听闻的言论制造自己的传奇，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王尔德格言，其中一句是：一个人生活中的真实事情不是他所做的那些事，而是围绕着他形成的传奇，你永远不该摧毁传奇，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可能对一个人的真实相貌略有了解。
《奥斯卡·王尔德传》中，传记作家理查德·艾尔曼把他的一生分为了“顺流”和“逆流”两个阶段：前者占据了人生的大部分，从1854年出生到1895年接受审判；后者只有短短的五年，描述了他两年的狱中生活，以及出狱后如何沦落街头，最后在1900年死于巴黎破落的小酒馆。很少有传记用这种极端不均衡的形式来描述一位作家，除非出于一种制造传奇的心态。王尔德的前半生充满了离经叛道的传奇性，在他还没有写出什么重要的作品之时，已经凭借他王尔德式的格言，华丽的装饰（丝绒长裤、天鹅绒外套、黑色斗篷）成为了伦敦的“社交名媛”，人们还为此编造了一个警句：“我不认识王尔德先生。不认识王尔德先生，也就没人认识你。” 1882年，王尔德受到邀请去美国做巡回演讲——以英国社交圈名流而不是作家的形象出现。王尔德总是缺钱，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尽管他对自己的演讲天赋缺乏足够的认知，但他逐渐明白自己奇异的装扮，手势，以及话语的姿态都可能营造出一种迷人的氛围。2014年10月，由文化史学家大卫·弗里德曼撰写的《王尔德在美国》出版，让我们对当时王尔德在美国的行程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弗里德曼在书中提出，王尔德是最早意识到名声是可以先于成就到来的人。王尔德选择美国作为自己一飞冲天的平台纯属偶然，但事后看来却颇具先见之明；美国这些狂热的记者们为王尔德制造了各种上头条的话题。“在王尔德之前，没有人能如此娴熟地利用媒体去建立自己的声望，”弗里德曼说，“他发明了一种创造名声的公式，直到今日，那些名人们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着它，而他们都比王尔德肤浅多了。”某种意义上说，杜鲁门·卡波特、安迪·霍尔、苏珊·桑塔格都是他的门徒。 我明白了为何在阅读艾尔曼的传记过程中，总有许多的疑虑。如果我们把王尔德单纯看成了一个作家，我们却无法了解他的作品，或者说，当我们认为一个作家只有通过写作来建构自己的名望时，王尔德有着他自己的独特见解：“我对文人从不感到失望，我觉得他们极有魅力，让人失望的是他们的作品。”他把自己挤出了文人的行当。用艾尔曼的总结说，王尔德学会了一种行动和说话的方式，他也完全明白有可能遭到嘲笑，而且也确实会遭受到嘲笑，但是，“照收这种嘲笑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坏名声是好名声的那位邪恶的孪生兄弟；王尔德准备追逐这一位，希望另一位也会对他青眼有加”。他身体力行着他的名言：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1891年的夏天，就在王尔德出版了《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时候，他遇到年仅21岁的道格拉斯，这时候的王尔德是36岁。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出名的同性恋关系了。先是疯狂的热恋，再是激烈的指责，分分合合反复无常，一种激情的扭曲关系。奥斯卡的百般忍让和道格拉斯的坏脾气都出了名；奥斯卡用钱出手豪阔，道格拉斯就利用这个豪阔，这些都成了当时的传奇故事。王尔德在他一生中遭受到了很多攻击，英国和美国媒体对他的嘲讽，指控他抄袭别人的作品，同性恋的谣言随着婚姻也并未散去，以及在出版《道林·格雷的画像》后遭受的评论抨击等等，他以为可以完全应对，并未太多在意。但在与道格拉斯的恋爱中，他高估了自己给公众留下的印象，低估了公众对他的敌意。这就是王尔德总结出的名言：公众极其宽容，他们可以宽容一切，天才除外。 1885年的刑法修正案第一次禁止了男性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如有男性之间发生了有伤风化的行为，都会属于轻罪范畴，由此被定罪的人会被判定不超过两年的监禁，还有附带的苦役。王尔德与道格拉斯之间的爱情本身就属于“不能说出名字的爱”，充满了互相的利用、欺瞒和敲诈，更不要说社会的不宽容。王尔德1895年5月因为“有伤风化罪”被判入狱两年，让伦敦的男同性恋群体暴露在了公众之下。据说，原本一天从英国到法国的乘客只有六十多人，王尔德被判入狱那天，从英国到法国的跨海渡轮暴增至六百多人。 艾尔曼在传记中对王尔德在狱中的生活描述甚细，包括他撰写给道格拉斯的那封长信，几经波折，在后来的1949年以《来自深渊》为名出版，成为了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但奥尔曼的传记还展现了另一面，王尔德出狱后的孤独与艰难生活。在他的朋友看来，他是咎由自取，执迷不悟，仍然跟道格拉斯纠缠不清，妻子断了他的经济供给，朋友们众叛亲离，而道格拉斯也逐渐与其分道扬镳。最终，王尔德远离英国，在巴黎的破旧小旅馆中，依靠昔日朋友的偶尔施舍度过最后的三年时光，死后办了一场“第六等的葬礼”。 爱尔兰同行小说家科尔姆·托宾在给王尔德的书信集《黑暗时期的爱》写的评论中总结说，因为一个爱尔兰人在伦敦连走好运，一个纯属私人的事，变成了政治事件：“王尔德多才智，是他那一代的善辩者，非常善于讲俏皮话，插入急智的旁白。但他也是个不值得信任的人，注定是下场很惨。他偷得了一些年的欢愉，盛名，落得的回报只是硬板床，踩车和早死。在他短暂的生命里，他创作出了精彩的想法，大师级的语气和节奏，还有那些无可挑剔的作品。” 来源：凤凰读书 发布时间：2015年4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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