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汪辉祖办案
李志茗
朱正先生《汪辉祖办案又一例》（笔会2015年6月16日）通过转述胡适的研究，对清人汪辉祖“据供定罪，尚恐未真”的办案理念表示赞赏，显然是有感而发，体现了他对现实的关怀，令人钦佩。惟汪辉祖在说“据供定罪，尚恐未真”时，其实是担心书吏被原告或被告买通，在录口供时上下起手，通同作弊，影响判决结果。众所周知，清代吏弊十分严重，当时有“清官难逃猾吏手”之谚，郭嵩焘更愤言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作为资深幕友，汪辉祖深知衙蠹之害，认为“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正是基于此，他提出“草供未可全信”的看法，但所举蒋氏行舟被劫案实例，却与书吏毫无关系，是因为他发现该案首伙8人的口供完全一致，“熟滑如背书然”，不禁起疑。细诘其故，才明白原来首犯盛大自知逃兵抢劫，死罪难免，干脆把什么都认了，其他从犯也都附和，但实际劫盗另有其人，他们只是趁火打劫，罪不至死。当真凶抓获、真相大白，主人惊叹汪辉祖为神人时，汪却冷静地说“只不过你不该获罪，我也不当断子绝孙而已”。 为什么汪辉祖的答语听起来文不对题、莫名其妙呢？原因是在清代刑名幕友被视作一种“笔下生杀人”的职业，最易损阴德，也最易积阴德。汪辉祖自言其父业儒不成，治法家言，依人幕下，不二年就辞馆不干，曰“惧损吾德也”。而他重操父亲旧业，实因父死家贫，不得已为之。其母最初是不同意的，对他说：“汝父曾试为之，惧其不祥。今吾家三世单传，何堪业此！”汪辉祖乃下跪发誓不敢负心造孽，贻祸子孙。其母乃告诫他勿作诳言：“不惟汝父实闻此言，天高听卑，鬼神皆知之矣。”自此之后，汪辉祖服膺鬼神，每次就馆必于次日至城隍庙烧香，告以不得不游幕原因，并在神前默誓，“念稍苟且，神夺其魄”。所以，佐幕时，“兢兢自凛，凡不可入庙之事，俱不敢为”。 正因为奉鬼神惟谨，为治念及子孙，汪辉祖办案以民为本，处处为百姓考虑，主张省事、息讼，能调解就调解。实在不能调解或无法调解的，一旦理讼，无论事之大小，他必静坐片刻，为犯人着想，然后细心推鞫，不刑讯逼供，不援引成案，不争取词讼速结。他说：“若欲速而刑求之，且勿论其畏刑自诬，未可信也；纵可信矣，供以刑取，问心其能安乎？”本着“救生不救死”的原则，汪辉祖强调从宽治狱，“求其可生之道，予以能生之路”，并自得地说：“余治刑名,佐吏凡二十六年,入于死者六人而已。”此外，他办案不拘泥于律例，兼顾情理法，还擅长引经决狱，“故成招之案，鲜有翻异”，从而赢得生前身后名。 当然汪辉祖办案也并非如他自称的“谳定如岳家军，不可撼动矣”。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准情酌理、追求仁恕宽厚、“救生不救死”等，难免出现枉法擅断，甚至开脱凶犯，使死者含冤的现象。事实上，汪辉祖所襄理的案牍存在着上述罔顾国法、违背公平正义的问题，这践踏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在今天看来极不可取。不过，他办案时心存敬畏之心，倒是足资借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