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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要“轻轻地说”

 红瓦屋图书馆 2015-07-18

写小说要“轻轻地说”


  钱中文
  莫言讲到他在如何写的问题上,从童庆炳先生的作品分析中得到启发,至今难忘,而后悔于自己曾逃过课。莫言所说的那个启迪,就是写小说要“轻轻地说”,就是要把握住属于自己的叙事的节奏与声调,让自己的灵动的想象更为自由地放飞蓝天。
  
  几十年来,从事高校文学理论基础课教学的老师,都说文学理论课难教。老师们深感文学理论的滞后,压力极大,所以不断在探索文学理论的自新之路。
  一次我问童庆炳老师,你怎么讲文学理论课?同学们不爱听课吗,有人逃课吗?童老师回答说,他在学校里讲文学理论课,没出现过学生逃课的现象。文学理论基础理论的确有滞后的方面,所以需要不断更新。他说上文学理论课,需要结合当今文学的发展的趋势,探讨文学新现象。重要的是你讲课,要看对象是什么人,给刚进大学的同学讲文学概论课,照本宣科,谁听得懂啊!那些刚进大学的同学,读过的文学作品有限,要结合他们原有的文学修养,从他们知道的作品开始,引进新的作品,进行具体讲解、拓展,随后在理论上进行适当的概括、提高,他们才觉得得到了新的知识,才爱听啊。一开始就是高头讲章,硬把干巴巴的概念塞给学生,他们自然就趣味索然,罔无头绪,发出不爱听文学理论课的呼声,那是自然不过的事。经童老师一说,我明白了许多。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我和童老师接触很多,不时讨论一些问题。一次涉及文学理论的价值一事,我和童老师说,80年代有的年轻作家说,他们从来不读什么文艺理论书籍,写作照常进行,作品照样出版。90年代末到新世纪,一些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老师也说,文学理论对创作不起作用,文学理论没有用;或是提出要用西方盛行过一时的文化批评来替代文学理论。
  童老师说,那时人们刚从简单化的理论影响下解放出来,一些年轻作家的过激之言,不无道理,也不足为凭。接着他谈了90年代前后几年北师大中文系与鲁迅文学院合作招收作家研究生班,由他主讲“创作美学”的故事。那时一些心高气傲的年轻的作家,对文学理论课是不屑一顾的,现在居然要给他们讲“创作美学”,真是谈何容易!可是童老师得风气之先,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文学的审美特征,取得了重要成绩。随后与一些老师、研究生探讨审美心理问题,并分作好多专题,研究了中外文论中创作心理、思维特征、多种创作形态;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中外文论之间的同一与差异,以及文学文体学的研究。这些课题,过去在我国没有深入探讨过,有的在我国从未探讨过。现在童老师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讲授,就深入到创作的深层去了,而这些正是作家们期待听到的新课题,说到作家的心坎上去了。
  童老师说,青年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有精彩的地方,但自己不一定说得出来,你一点它好在哪里,发挥一下,他就恍然大悟;阅读、讲解经典作品也是如此,青年作家阅读后觉得好,但难以表达与言传,经你轻轻一拨,他就豁然开朗,意会到了一种独特的体验。正是这种新型的教学,使得童老师的十多讲的“美学创作”讲座,能够吸引青年作家的倾听,这就非同一般了。
  他说他后来出版的《维纳斯的腰带》,就是在讲授“创作美学”的基础上,反复给研究生讲授、修改、充实的基础上写成的。他送我书后,我翻开一看,内容果然贴近作家心理,很是诱人,这书还收有王蒙的序文以及曾是童老师的研究生的莫言等六人的序文。其中莫言讲到他在如何写的问题上,从童老师的作品分析中得到启发,至今难忘,而后悔于自己曾逃过课。莫言所说的那个启迪,就是写小说要“轻轻地说”,就是要把握住属于自己的叙事的节奏与声调,让自己的灵动的想象更为自由地放飞蓝天。其他作家写的序言对童老师的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童老师让他们感到“腹有诗书气自华”,使他们创作更上层楼。
  至于在一段时间里,一些讲授文学理论课的老师不断发声文学理论难以为继,这也确是事实。一方面,面对文学理论现状,童老师与不少同行同样感到文学理论更新、改革的迫切性,所以不断提出新问题,寻找解决之路;另一方面,文学理论毕竟不是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 “就业指南”、“炒股秘诀”,因此这改革往何处去,十分重要。由于歧见纷呈,于是就出现了近几年来发生的多次争论。其中有以文化批评取代文学理论说,把文学本质研究混同于文学的本质主义说,文学“扩容”扩向哪里说等论争。童老师顺势而上,在融汇古今中外文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在理论上进行了新的阐发,出版了“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把文化诗学的研究引向深入,使文学理论真正得到了“扩容”。
  在争论中,我和童老师的意见是一致的。某些争论还是在我们和自己的学生之间发生的,而且有时还指名道姓,这在外界看来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是些中年老师,意气风发,知识宽泛,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面,是些很有成绩的人。有时童老师和我谈起来,觉得好笑,也不免都有些看法,而且就在6月上旬的童老师和我最后一次通话里,还谈到这点,童老师态度宽容大度,他说他们过后是会发现自己的不足的,童先生有一颗赤诚的长者之心。在实际生活里,其实我们和这些过去曾是我们的学生、今天的争论对手往来很多,关系是极为亲密的。
  童老师讲课,对年轻的学生采用了设身处地、循循善导的办法,对于已经有了相当的文学知识的研究生,除了专题讲座,还用了共同学习、平等对话的方法。他几次对我说,必须让研究生搞懂一些中外的经典著作,深入进去。在中国诗学方面,他选了《文心雕龙》,择其重点,专攻范畴,进行中西比较,方式是与研究生共同阅读、讨论、对话,力图赋予那些范畴以现代意义。自然,童老师早就读过这些经典,在与研究生们共同阅读、讨论的基础上,后来他出版了《谈<文心雕龙>》一书,成为一部很有特色的“龙学”著作。在外国诗学方面,他说他选择了俄罗斯著名学者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与研究生一起,一章一章地阅读,一章一章地讨论。巴赫金的《诗学问题》受到童老师的如此重视,特别与研究生在一起的研读的方式,使我感到惊奇,因为一般的做法是,给研究生指定为必读参考书就可以了。《诗学问题》确是一部20世纪不可多得的学术论著,它所提出“超语言学”、话语理论、对话与复调,极富启迪意义,对90年代以后的我国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生们受到童老师这种方式的亲炙,真使他们获益匪浅了……
  童老师逝世快近一月了,可是我在思想上至今还未转过弯来,怎么会是这样的匆匆离去呢!就连与童老师素不相识的我的老伴,有时会突然和我谈起,童老师走得太早了!
  201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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