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

 

 

 

　　内容提要：别现代，一个类似于解构主义“延异”的汉语创造，其实质是对语界的坚守，是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纠葛中，别出新路的思想发现、理论建构和主义创造，是我国学术界理论创新和主义诉求的回音。别现代既是后现代之后的历时形态，又是前现代、后现代、现代共处的共时形态，但它的思想取向面向未来。别现代的精要在于不是跟着后现代去做后现代布置好的作业，相反，是预设在后现代之后以回首俯视的方式，展开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主义建构。别现代这种主义究其形态特征而言，是立足于中华本土的跨越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跨越主义和未来关怀。别现代所以要在西方后现代理论盛行之时被提出，是基于中国与西方在发展层级上的代差而导致的主义上的诸多错位，以及随之而来的盲目、困惑和尴尬。别现代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别现代立足于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同时又关注全球问题。就思想建构而言，别现代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别现代不同于西方描述中国革命的所谓“另类现代性”，而是一种具有系统识别功能和理论张力的主义。它具有明显的理论前瞻性、时代跨越性、综合创造性和民族性的特点。 

　　2004年以来，在多次国际国内的文化、美学、文艺学会议上，笔者提出“别现代”，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在我看来，别现代不是翻译外语时的汉语应对，而是受到来自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启迪之后的创造。别现代起因于汉语中古代没有“另”字，“另”字的意思皆由“别”来表达。如“教外别传”“别开生面”“别裁”“别体”“别传”等。同时，别现代也是一次灵感的碰撞与对接，与德里达式解构主义的“延异”(differance)不谋而合。如告别现代、告别后现代；不要现代、不要后现代；另一种现代性、另一种后现代性；另一种现代主义、另一种后现代主义；以上都不是，等等，不一而足，具有比德里达延异更为复杂也更难把握的歧义、变异、模糊。汉语的创造性特点于此可见一斑。但别现代的思想内涵恰恰与后现代解构主义相反，是建构主义，从而不仅在构词上，而且在思想的表达上和主义的建构上别出心裁、别开生面、别出一路。这种貌似文字游戏的别现代实则是我国学术界长期酝酿突破的结果，是主义的诉求的回音。

　　能够提出别现代，并非一时的灵感和巧智，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迫切的社会现实吁求和理论创造的需要。

　　第一，名称是识别标志之首，欲行文化创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就不可不重视新概念的创造。与“名者，实之宾”相反，名在现代学术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功能。王国维在1905年发表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指出，“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1]这里的“造新名”就是学术上的发明和对这一发明的冠名。王国维的“造新名”说，是一种高度的学术自觉和对学术发展、民族文化存续的洞见。西方话语霸权，主要来自于名词霸权。发明了名词者具有优先使用权和统治权，而随从者只有依附和唱和的资格。因此，寻求新名，是叙述和表达的双重需要，是学术创新、理论创新、思想创新、主义创新的第一要义。如果没有好的名称，再好的思想也会被淹没，再好的理论也终将离散。因此，王国维所云造新名，确实是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文化存续的需要，是中国学术谋求发展的需要，也是新学自立的需要，于此世界文化大变革时期，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尝试之。就中华泱泱大国而论，成为名词大国，不仅在情理之中，而且在迫切需要之时，亦在能够为之之列。原因就在于目前中国生生不已的创造力和对名词概念的需求。今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经济全球化与中俄文化现代化比较论坛”上，杨金海博士提出要把中国新时期以来创造的新名词梳理一遍，评估一下，看看我们取得了哪些有创造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