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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昌莲 近日，喜剧演员贾玲被指在某综艺节目中“恶搞花木兰”，有报道称贾玲“将巾帼英雄花木兰塑造成贪吃、不孝、胸无大志、贪生怕死的傻大妞形象”，引发争议。其实近年来，“恶搞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诗圣”杜甫成为了“插图模特第一人”，包大人也因“黑”被“恶搞”，而屈原更一度成为猪饲料的品牌。（7月14日中国新闻网） 不可否认，无论是将花木兰演绎成“傻大妞”，还是将杜甫打造为“插图模特第一人”，亦或是将屈原“逆拟人化”成为某品牌猪饲料，均是一种恶搞行为。从表面上看，恶搞古人，让他们再次爆红网络，也是在当今信息时代，人们纪念、解读和膜拜这些历史名人最好的方式之一。然而，一些恶搞者以歪曲、丑化古人形象为乐事，其背后的动机及潜在的消极因素，值得探究。 坦率地说，对于愈演愈烈的恶搞现象，笔者自始至终是感到厌恶的。尽管支持者为其大唱赞歌，认为“恶搞是人民冷嘲热讽的解构姿态，恶搞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恶搞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殊不知，“恶”是表示不好的，凶狠的，对人和事的厌恶态度；任何一个字与其组成词语，立马就会变得更“恶”，如“恶劣”、“罪恶”等等。所以，就是给恶搞贴上再多的溢美之词，其也改变不了“恶”的本性。 事实上，恶搞再怎么“善意”，再怎么“幽默”，再怎么“艺术”，都是以篡改、丑化个体形象为前提的，尽管可以逗众人一乐，甚至可以将被恶搞者“搞红”，但其最终是以侵犯人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私权为代价的。可见，恶搞活着的人，势必会影响到其现实生活及今后的人生；而恶搞逝去的人，也势必会让其灵魂在九泉之下得不到安生；至于恶搞花木兰、杜甫、包公、屈原等，无疑是对古人的不尊，更是对中国古老文明的一种亵渎。 更重要的是，恶搞古人，源于当今社会物欲观念尘嚣直上，更源于文化信仰的迷失。不可否认，在当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文精神的缺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不够，造成人们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感悟减弱；精神的物质化和文化的沙漠化，不但影响历史文化的传播和接受，也反过来影响了现代人，及当代文化艺术本身。 因此，在物质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受到伤害的不仅是传统文化，还有现代文明。我们常能看到狂欢和恶搞，看到利益化和娱乐化；再也看不到悲剧精神，只能看到娱乐至上。可以说，恶搞古人，最终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费品，但由此表现出来的泛物质化的思潮，以及功利化的浮躁心态，严重削弱了人们对文化价值的向往和追求，值得当今社会反思。纪念古人，更应关注其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更应体念其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追求的精神，而不是去进行低俗的恶搞。否则，让一个被曲解的历史名人传世，将会误导子孙后代，也将会把自己变成历史的罪人。（汪昌莲） [责任编辑:刘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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