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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毕节四个儿童自杀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人们的愤怒和悲伤都已消散，而孩子们面对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如今回想这一事件，剩下的似乎只有死亡本身。 在当今社会话语体系中，农村往往是沉默的，媒体对农村的讨论，很难对农村产生影响。那只是叙述本身，满足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欲望。只有死亡，特别是极端的死亡事件，才能非常突兀闯进由都市所定义的话语体系中。这或许告诉我们，只有理解农村的死亡，理解生命中最大的沉默，才会理解农村。 在农村生活的母亲说，她一个人，是不敢去田里干活的。北面，隔一户，是C大伯的新坟。南面，隔一户，埋的是东院媳妇阿蓉。地头的机井里，还有学进和两个孩子。机井的直径有一米，井边野花灿烂，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C大伯，村里最喜欢和我聊天的长者。每次回老家，他都要过来和我谈话，有一些辩论的意思，比如，是毛时代好还是改革开放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贪污的官员？最近的一次是几年前，他的立场是，国家取消农业税真是伟大，历朝历代都没做到吧。我告诉他，大多数国家早就不收啦，他将信将疑。C大伯的死，起因是帮儿子交了60元水费，当他找儿子要时，却没要回。从那一天开始，他吃饭就没有了胃口。最后到医院检查，结论是食道癌。回来后，他说：我知道为什么不吃饭了，没有消化能力了啊。没过几天就死了。 阿蓉是几年前死的，留下一儿一女。她因为一点小事和丈夫争吵，发展到对骂，婆婆过来骂了她。散场后，她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说：以后你们要听话，不要惹爸爸生气，妈妈喝了农药，马上就死了。孩子还太小，学话有些费力，等到长辈们发现，阿蓉已经没救了。 至于学进，又早死了几年。学进是家中长子，父母生了他之后，又生了五个女儿。在农村，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事，通常情况下，生几个闺女，都是为了等最后那个儿子。因此，闺女的取名什么的，就非常随便。什么招弟、三妞、四妞，往下排就是了。大家不明白，明明有了儿子，为什么还要这么多女儿？学进也不明白。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让他发疯的原因。有一天，他带着两个邻居家的小孩，来到我家机井边，把两个孩子扔了下去。这一幕被人目击，但反应过来，却已太迟，学进自己也已经跳入井中。大家找来救援工具，用双手撑住井壁的学进，成为最大的阻碍。最后，三个人都死了。 学进的疯狂，在现在足以成为媒体追逐的一个新闻，但它并没有惊动媒体，也没惊动法律，最后是靠农村的自然秩序解决的。两家邻居打上门来，学进的父亲只好带着几个女儿远走他乡。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的死亡，在农村已发生太多。人们似乎死得越来越随意，甚至农妇们在生气时，往往会说一句：我已经准备好了。她们说的是农药，可以随时喝下去。 我小时候，印象中死亡不是这样子的，那时的老人，在为自己即将到来的、看得见的死亡，在做着精心的准备。我最喜欢看木匠打造棺材，通常是夏天，午后，木匠赤裸上身，很瘦，用刨子把一块块木板刮得平滑锃亮。木料当然要讲究，最好是桑木，这被称为“桑木活儿”。桑木木纹紧凑，木料结实，当然也更重。这对那些抬棺送葬的人来说，就是吃力的活儿了。 死后，能够在“桑木活儿”里，是一个老人最大的梦想。因此，东家往往非常用心地监工，不停喊木匠停下来休息，喝茶吸烟，反正不着急，人还活着呢。木板弄好，组装，上漆。漆当然是黑色的，要均匀。做好这一切，就把棺材放在防雨的地方，满满晾干。一个老人，亲自监工给自己做棺材，直到自己满意，这种从容让人着迷。棺材做好，随时死都可以，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很美好？ 另一件让我着迷的事，是看奶奶们为自己做寿衣。一个女人，最美当然是穿嫁衣，但是，嫁衣往往自己不能做主。和嫁衣相比，寿衣是朴素的，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奶奶们做起寿衣来，非常认真，又带有一丝神秘，说话都压低了声音，生怕惊动了什么。如果你问她们做的是什么，往往会引发一阵尴尬的笑声。等做好了寿衣，自己还要试穿，修改，以求完全合身。然后，就是放到柜子里，等那一天的到来。 没有人能把自己挪到棺材里，也没有人在死前的一刻穿好寿衣。死后的工作，由子女来完成。给死者穿寿衣的时候，往往是灵魂刚刚离开，而身体还是暖和的。等身体变凉，僵硬，穿寿衣就是麻烦的事了。这样的死亡，虽然也让亲人悲伤哭泣，但却也有一种喜悦和满足。亲人死了，是以他所喜欢的方式，而告别的方式，似乎也早已安排停当。 这样死去，最有资格进祖坟。祖坟的位置，早已定好，一切仍按照人活着时候的秩序进行安排。按照尊卑，祖父母，父母，然后是自己。夫妻中先死的一个，会在那里等待另一个的到来，最后合葬，成一个坟头。这样的死亡，并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生的一种延续。好好活着，好好死，那边还有亲人和爱。人们普遍相信，人只有好好活着，经过漫长的道路，在另一个世界，才能获得更好的安排。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的死亡观。生和死，当然是一个界限，但这个界限并不绝对，葬礼，守灵，上坟，这些仪式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过渡阶段。
祖坟以及牌位，是一种乡村秩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活着的人们。那些夭折的、自杀的，是没有资格进祖坟的，成为孤魂野鬼，或许会飘荡在田野中，因此往往让人害怕。而“死了没人埋”则是对活人最大的惩罚。90年代，村里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体性上访事件，把大家联系成共同体的，就是“谁要不去，谁家老人死后，大家都不去帮忙”，违法的人有，但是却很少有人敢违背这一条。 但是，这似乎是已死亡的名义所造就的最后的辉煌了。在当下的农村，建立在祖坟和死亡基础上的秩序，事实上已遭到摧毁。这一过程，在土改时就已开始。土改之前，土地属于私有，人死后，葬在自己的土地上，经年累月，发展成一片坟地。土改后，土地属于集体，没人疼惜土地，坟地反而得以保留。而80年代以后，土地得以重新分配，自己的祖坟，往往在别人的土地上。虽然农民对土地只有经营权，但是没有人乐意别人家的坟地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生长。矛盾时有发生，想葬在祖先身边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很多人没办法，只好葬在自己的田里，但是，土地的耕种权，往往过一些年就会重新分配，这就再次造成了坟与地的分离。 这样，生与死的联系，就从根本上被斩断了。死亡，越来越不值得期待，也越来越没什么可怕的了。推行火葬后，人最终的居所，只是一个小盒子。顽固的人们，仍然在做棺材，把骨灰盒放在棺材中，把寿衣放在旁边，但是，人们对棺材已经越来越随意了，很少有人再为自己打造棺材，大多数都是后代从棺材铺中购买。最终，人们的死亡观发生了改变，这大概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一个标志。 人与地的分离，坟与地的分离，是中国农村问题的两大症结所在。前者让农民与土地的感情降低，而后者将生与死完全孤立起来。活着和死亡，都变得问题重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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