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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云堂案：此文发表于2013年10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以《石渠宝笈》著录为例 梁 一、乾隆对颜真卿书法的临摹 《石渠宝笈》中著录乾隆临摹颜真卿的作品有二十二件。其中临《刘太冲叙》五件，临《麻姑仙坛记》五件，临《争座位帖》五件，临《朱巨川告身》三件，临《自书告身》、《裴将军诗》各一件，合临《颜真卿自书告杨凝式步虚词》一件，临颜真卿其他书迹一件。 1、对乾隆临习颜真卿作品时间的梳理和考辨 乾隆二十二件临颜作品中，十三件有时间款识，按照时间次序分别为： 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乾隆三十七岁，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临作时间款识为：乾隆丁卯嘉平既望）；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乾隆三十八岁，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临作时间款识为：戊辰新正人日）； 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乾隆三十九岁，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临作时间款识为：己巳长至月）；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乾隆四十二岁，临《颜真卿争座帖》（临作时间款识为：壬申三月）；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乾隆四十五岁，临《颜真卿送刘太冲叙》（临作款识时间为：乙亥上元后三日）；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乾隆四十五岁，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临作款识时间为：乙亥仲春）；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乾隆四十五岁，临《颜真卿书朱巨川告身》（临作时间款识为：乙亥春月）；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乾隆四十八岁，临《颜真卿争座帖》（临作时间款识为：戊寅秋月）；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乾隆五十二岁，临《颜真卿书朱巨川告身》（临作时间款识为：壬午夏日）；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乾隆五十五岁，临《颜真卿送刘太冲叙》（临作款识时间为：乙酉清河月）；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乾隆六十七岁，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临作时间款识为：丁酉初冬）；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乾隆七十六岁，临《颜真卿送刘太冲叙》（临作款识时间为：丙午春）；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乾隆七十六岁，临《颜真卿自书告身》（临作时间款识为：丙午闰秋月中瀚）。 以上是有明确纪年的作品。另外，在乾隆帝临颜真卿书迹款识中，又知其于乾隆十二年（1747）和乾隆十三年（1748）曾两次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 “丁卯冬，曾临一过。兹得宋纸，及目力腕力尚佳，用澄泥研回氐墨小紫颖复摹此本。丁酉初冬，御笔。”[1] 两次临摹作品都是乾隆在另外临作中提到的，可见乾隆对此临作印象颇深。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乾隆十二年（1747）和乾隆十三年（1748）两次临习的《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并没有被《石渠宝笈》所著录。 在乾隆临习颜真卿的作品中，有几件作品的题跋和钤印给了我们重要的信息：乾隆在晚年曾经重新观摩过以前临习的颜真卿的作品，并临习颜真卿书迹。 乾隆在乙亥年（1755）四十五岁的时候曾临习过《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并对颜真卿此帖评价不俗。乾隆认为：“真卿此书谨严中有晋人萧散意，得其谨严易，得其萧散难，深于书者自知之。”[3]看时间款识，在乙亥仲春。此件临作后隔水有董诰奉敕所录的乾隆《忆昔诗》。诗云：“射鹄廿发中十九，抚繭蝇头书自手。射已前园泐以诗（戊辰秋九月，于大西门集近侍诸臣较射，连发二十矢，中十有九。因成四律纪事。泐于集凤轩壁），书则西清貯之久。慢论臂病射弗为，书亦眼昏小字丑。文武臣中昔陪侍（余向年目力精审时，每喜作蝇头细书，今所存卷册甚夥。尔时侍直如张照、汪由敦、梁诗正诸人皆久谢世，今惟嵇璜犹尚及见。至御前侍臣亲见射鹄者，如来保、阿岱、博尔奔察等，亦久物故。现只扎拉丰阿、福隆安经见，皆年少命侍禁廷养育者也），经亲见者今稀有。无我质我弗重能，忆昔浑如滕诳口。”[4] 款识虽未注明时间，但乾隆御制诗注释中所提到的张照在乾隆十年（1745）去世，汪由敦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梁诗正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去世。乾隆说三人已经去世很久，我们也可知乾隆命董诰书御制诗至少是乾隆二十八年以后很长时间的事情。另外，此临作董诰奉敕书后又钤有“太上皇帝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耋之宝”等玺印，可进一步知道，董诰所书在嘉庆元年（1796）之后。也就是说乾隆在临写此作四十多年后，又将这件作品拿出来审视把玩，并敕命董诰书御制诗。显然，乾隆很满意自己的这件临作。申而言之，即使到了晚年，乾隆对颜真卿的书迹也是十分喜欢和珍视的。 从《石渠宝笈》著录的乾隆临颜真卿作品中，还有两件也是乾隆在嘉庆即位后的作品。一件是以高丽笺临写的《颜真卿论座位帖》，虽然没有明确的临写时间，但其所钤盖的诸多玺印中，有一枚是“太上皇帝之宝”。 [5]另外一件是临颜真卿手札作品，所钤盖的玺印中有“太上皇之宝”，[6]因知这两件作品是临于嘉庆元年丙辰（1796）至嘉庆四年己未（1799）间，即乾隆帝八十六岁以后的作品。 综上可知，自乾隆十二年（1747）临写《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到嘉庆元年（1796）之后临写的《颜真卿论座位帖》，五十余年间，乾隆帝一直没有停止对颜真卿书法的学习。 2、对乾隆临习颜真卿作品形制、用纸、书体及钤印情况的分析 从《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乾隆临写的颜真卿二十二件作品中，册九件、轴九件、卷四件。乾隆临颜真卿二十二件作品中，所用纸张盖十一种，分别为：金粟笺、高丽笺、蜡笺、宋笺、宋纸、宣纸、宋蜡笺、金笺、粉笺、宣德笺、侧理纸等。其中，用得最多的是金粟笺，有八件。 一般来说，临书抑或创作时，纸张的使用主要是出于书家的习惯与喜好，乾隆也不例外。即以他常用的金粟笺为例，八件以金粟笺临写的作品中，临《颜真卿争座位帖》两件，临《颜真卿送刘太冲叙》两件，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两件，临《颜真卿自书告身》一件，另临颜真卿书迹一件。上述临帖内容、书体、形制都不尽相同，但都以金粟笺临写。可见，使用何种纸张临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乾隆皇帝的个人喜好。 也有例外，在用侧理纸临写的《颜真卿送刘太冲叙》中，乾隆有这样的题款： 颜书极古今之变，此送刘太冲叙诚空前绝后，兹浙省新造侧理纸，正宜试笔。丙午春，御识。[7] 很显然，在乾隆看来，用浙江新造的侧理纸试笔，很适合体现出颜真卿书法的“极古今之变”的风格。孙过庭的“纸墨相发”和“偶然欲书”的五合观念，在乾隆的这件临作中得到了较为充分体现。 乾隆临颜的二十二件作品，基本以楷、行二体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临习颜真卿同一件法帖，所使用的书体并不完全一致。即以临《颜真卿送刘太冲帖》为例，我们知道，《颜真卿送刘太冲叙》系唐代宗大历七年（772）颜真卿六十四岁时所书写的一件行书作品。米芾于《书史》论此帖曰：“碧笺宜墨，神采艳发，龙蛇生动，睹目惊人。”[8]确乎如乾隆所言，此件作品为颜真卿“极古今之变”而“空前绝后”的作品，乾隆时时临习亦在情理之中。但乾隆五次所临写的《颜真卿送刘太冲叙》的书体却不尽相同，或楷书，或行书，或行楷。其中蜡笺册本为行书，宋蜡笺轴本为行楷书，金粟笺轴本为楷书，侧理纸卷本为行书，金粟笺卷本为行书。如果就忠实原帖而言，乾隆应以行书临之，但我们如何理解乾隆以楷书及行楷书来临习这件作品？ 我们看《颜真卿送刘太冲叙》帖，起首“刘太冲”三字连带自然，纯为行书笔法，嗣后则楷行间杂，如“彭城之华忘者也。自开府垂明于宋室……”等十六字中，“之”、“望”、“也” 、“垂”、“宋室”等字为行书，而“彭城”、“华”、“者”、“自”、“府”、“开”、“明”、“于”等则为楷书或行楷书。是故乾隆以行书抑或以楷书临是帖，应该属于以不同书体对此帖进行体会，而不是完全依照原样的摹写，这其中有创作因素的存在。 从乾隆临颜作品中所钤玺印的数量，我们也可以推测到乾隆对其所临作品的用心程度和满意程度。 乾隆的二十二件临颜作品中，钤玺三十八种六十二次（不含鉴藏玺）。分别为：乾隆宸翰（七）、几睱怡情（四）、乾隆御笔（三）、乾（三）、隆（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二）、八徵耄耋之宝（二）、太上皇帝之宝（二）、几睱临池（二）、太璞（二）、比德（二）、朗润（二）、太上皇之宝、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澂观、会心不远、德充符、卐有同春、陶冶性灵、养心殿宝、所宝惟贤、静挹古香、寓意真可人、犹日孜孜、意在笔先、人情为田、笔花春雨、写心、含英咀华、研露、即事多所欣、三希堂、避暑山庄、古香、得佳趣、大块假我以文章、惟精惟一、深心托豪素、政在民。 在乾隆以宋笺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作品中，款识下钤玺六枚，作品后更钤鉴藏玺印三十四枚，钤印数量之多，足见乾隆对此件作品的重视。另外，作品副页汪由敦、梁诗正、蒋溥、嵇璜、观保、董邦达、裘日休、王际华、钱维城、张若澄等大臣的题跋也证实这一点： 颜平原麻姑仙坛记为唐人小楷之最，而内府秘藏唐榻，又为此刻之最。我皇上勤政余闲，洒翰摹古，既对临一过矣。兹当快雪初晴，明窗濡笔，复摹是本。心精体密，力透神完。即使平原自为之，当无以过。臣等瞻仰奎画，腕运神工，大逾径丈，细极毫芒，罔不超神入圣，集八法之大成，此本诚足与颜书方驾齐轨。石渠宝笈所藏小楷中无上法宝，斯又其一也。”[9] 臣子们将乾隆的墨迹提升到了比肩颜真卿的程度，固出于颂圣而多夸耀粉饰之辞，但不能否认的是，至少乾隆对此件临作是满意的。因为满意，而命臣子们观摩题跋，以祈知音。 在乾隆以金粟笺临习的另一件《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作品中，款识下钤玺印四枚，卷内又分钤玺印六枚。很显然，这又是一件乾隆皇帝比较满意的临作。 二、乾隆对颜真卿作品的题跋 在《石渠宝笈》著录中，乾隆题跋颜真卿作品盖有五件，分别为《颜真卿自书告身》、《颜真卿祭侄文藁》、《颜真卿赠裴将军诗帖》、《颜真卿书朱巨川诰》（绢本，楷书，纵九寸五分，横四尺三寸五分）、《颜真卿书朱巨川诰》（绢本，楷书，纵八寸五分，横五尺二寸）。透过这些题跋，我们了解了作为帝王的乾隆对颜真卿书迹的考鉴水平。同时，透过乾隆对颜真卿忠义的褒扬，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乾隆的寄意所在，即维护自己的统治。 1、乾隆题跋中对颜真卿书迹的考鉴 乾隆不独临习颜真卿的作品，对颜真卿传世作品的真伪也有自己的认识。 乾隆丁卯年（1747），乾隆三十七岁时见到《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拓本，关于拓本的时代问题，乾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是唐拓。[10]至于认定唐拓的依据是什么，乾隆在题跋中并没有说明，我们也很难推测其详细的考订过程，当然也无法认定其考订结果的科学性。 乾隆对《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拓本的考订虽然是只言片语，但对内府中所藏的两件《颜真卿书朱巨川诰真迹》却有着详尽的考订。 乾隆甲午年（1774）年秋，乾隆题《颜真卿书朱巨川诰真迹》（纵九寸五分，横四尺三寸五分）云：“石渠宝笈旧藏颜真卿朱巨川告已刻入三希堂法帖，今复得此卷，疑两本必有一赝，亟驿致旧卷较之，文各不同。此卷为建中元年八月，巨川以朝议郎行起居舍人试知制诰。旧卷为建中三年六月，巨川以朝议郎守中书舍人。旧卷有诰词，而此卷则无。此卷有拟阶申闻数行，而旧卷则无，卷前书例亦异，或唐诰体式本有差别，未可知也。考旧卷后陆完跋云：‘米元章书史载：朱巨川告颜真卿书，其孙灌园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梭易之。王诜笃好颜书，遂以韩马易去。此书今在王诜处。宣和书谱载颜书，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并无宣和印记。独存梁太祖御前之印，前后压缝。有宋高宗乾卦绍兴印耳。然五代时既入御府，宋时不应在灌园处。岂王诜所得乃别本耶？云云。’此卷前后但有宣和小玺，其为宣和书谱所载无疑。惟曾经王诜收藏与否，无题跋可证。审视后隔水压缝二印，各存十之一二，或原跋为妄人割去，作伪惑世，亦事理所必有也。又考陈继儒秘笈载，颜书朱巨川告真迹有二卷，皆绢本。所云前后绍兴小玺，藏项子京家者，此卷是也。其云停云馆刻墨迹，后有邓文原乔篑成二跋，向为陆全卿太宰所宝，跋千余言。今藏予家者，旧卷是也。张丑清河书画舫亦云：巨川告在陈仲醇家，绢本完好，即停云馆所刻者，更足为继儒收藏之据。独其秘笈所识，乃未书于卷后，又殊不可解耳。此二卷自宋以来，皆各自分藏，今乃为延津之合意者。真卿名迹所在，或有丁甲呵护之。然唐人告身多矣，皆不知销沉何所。此二告赖颜书以并存天地间，庸讵非巨川之大幸乎。”[11]在另外一卷《颜真卿书朱巨川诰真迹》（纵八寸五分，横五尺二寸）上，乾隆又有题跋。文曰：“此卷旧藏石渠宝笈，曾刻入三希堂法帖，今复得颜书朱巨川告，疑两者必有一伪，因驿致此卷与较，则两卷本自不相同。新卷为建中元年八月巨川以朝议郎行起居舍人知制诰，此卷为建中三年六月，巨川一朝议郎守中书舍人。是此卷在内府虽为旧卷，而以唐时年月较之，翻为新卷矣。又此卷有诰词，而新卷则无。其拟阶申闻数行，则惟新卷有之。且两卷前书例亦异，或唐诰体式各以品级为差别，亦不可知。复阅此卷后跋语，及考陈继儒秘笈、张丑清河书画舫，知此卷曾刻于停云馆，为太宰陆完所藏，后归陈继儒。新卷似即王诜所藏，后归项元汴。陆之跋，项之印章，皆有可据处。为王诜曾收藏处，则新卷无考，疑题跋为妄人割去。而继儒识语不书此卷后，又理之所不可解者。兹因考订同异，乃知颜书巨川告本有两卷，昔仅分藏，今成合弆，洵为墨林佳话。已详识新卷中，并录缘起于此。甲午仲秋，避暑山庄。御识。”[12] 两件作品的题跋都是在甲午年（1774）秋日，按款识来看，当时乾隆帝应该在避暑山庄。从其题跋内容来看，为考证两件《颜真卿书朱巨川诰真迹》真伪，乾隆帝将唐诰体式之不同、朱巨川的行状、任官等情况、作品的前人题跋钤印情况、陈继儒、张丑关于此件作品的著录情况进行综合考证，最终得出两卷皆为真迹的结论。或有学者问疑曰，此或为乾隆臣子所考证，盖由乾隆抄录而已。即使如此，也是乾隆皇帝怀疑此两件作品的真伪在先，而敕命臣子考证在后。乾隆皇帝参与了作品考证的全过程，其重要性亦可以想见。 2、乾隆在题跋中对颜真卿人格的激赏 古人论书特重人品，历史上书品与人品合一最典型的书家非颜真卿莫属。宋人欧阳修于《六一题跋》中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13]考察清代对颜真卿的接受史，以笔墨模仿颜书精神而成自家风貌为一宗，如傅山、刘墉、钱沣、何绍基、翁同龢诸人，学颜而能化，为一时重镇。考察学者书家对颜真卿的评价，则为研究清代颜真卿书法接受史的另外一宗。清人于鲁公之忠义多有赞语，冯班于《钝吟书要》中说：“鲁公书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米元章以为恶俗，妄也，欺人之谈也。”[14] 乾隆于颜真卿的忠义，也多着笔墨赞之。乾隆在颜真卿《祭侄文稿》跋文中，论颜氏书法之外，更谈颜氏一族之忠烈： 兹乃得其祭侄季明文藁真迹，披阅一再，叹其一家舍身尽节，而为其君者如不知也。又叹其经千年沧桑之变，而故纸宛存，诚有所谓神物呵护者也。[15] 一件书迹，何以历经千年沧桑之变而能保存完好？艺术水平之外，颜真卿之忠义又为一端。颜氏此稿清人徐乾学、王鸿绪、王顼龄先后收藏并题跋。徐乾学有题曰：“鲁公为忠臣钜儒，书体为有唐之冠。挺劲遒逸，能化裁诸家，而居虞褚欧薛之上，后此莫能出其范围者。……后段书体益复激昂忠愤勃发，神气震荡。公千古第一种人物，亦擅千古第一种书体。”王顼龄曾一日内两题此稿，其核心亦在忠义二字。“惟是鲁公忠义光日月，书法冠唐贤，片纸只字足为传世之宝。况祭侄文尤为忠愤所激发，至性所郁结，岂止笔精墨妙可以振铄千古者乎！”“鲁公此书阅历已及千载矣。非鲁公之忠孝友义足以感格天地，书法之雄奇变化至于超神入圣，安能数经兵燹而纸墨完好，神采焕然若是乎！意必有神物护持，故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也。”[16]书以人传，在颜真卿身上实现了完美的契合。徐乾学、王顼龄、乾隆在题跋颜真卿《祭侄文稿》时对颜真卿忠义的褒扬，实际上也是折射出清代对颜真卿的接受，尤其是作为帝王的乾隆，他的态度更有意义和影响。 乾隆这种对颜真卿忠义品格的称赞不独在跋《祭侄文稿》中有所体现，在跋《颜真卿赠裴将军诗帖》中也有体现： 鲁公忠义之气皎如日月，故其书波立云垂，雄姿英发。兹裴将军帖于颜真迹中尤为炫耀彪炳，几睱披览，始知宋四家各得其一端已足称豪后世，况全体包举如此者。每值临池，不禁神往。[17] 跋《颜真卿祭侄文稿》少谈书法多直谈忠义，而跋《裴将军诗》则直指核心：颜氏书能“波立云垂，雄姿英发”，最根本在于“其忠义之气皎如日月”。此说固不为乾隆之发明，但以乾隆的身份，能有这样的评价，则使颜真卿在其时的影响日张，亦为今人研究清代对颜真卿的接受提供了重要的内容。 三、对乾隆学书取法及褒扬颜真卿忠义寄意之思辨 在《石渠宝笈》的著录中，乾隆皇帝临帖甚夥，对魏晋六朝以降各代名家作品多有临摹。从数量上看，乾隆帝临颜真卿的作品不是狠多，但其临习颜真卿书法的用心及对其忠义的褒奖，则给我们以更深入的思索。 1、乾隆临颜帖与乾隆书法取法 清晚以来，书家学人论乾隆书法，多持乾隆取法赵吴兴之论。康有为对清代书风变化的描述也可以反映出取法变化的情况：“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18]康有为勾勒了乾隆朝以赵孟頫为尚的情况，但没有明确指出乾隆是否直接取法赵孟頫。马宗霍则明确指出了乾隆对赵孟頫的学习：“其书圆润秀发，盖仿松雪，惟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19]与清末、民国时期学者观点相似，当代书家及学者也认为乾隆学习的是赵孟頫的书法。刘恒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谈到：“弘曆也极喜爱挥毫弄翰。与玄烨不同的是，他的喜好对象是元代的赵孟頫的书法。他本人的字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缺少变化也韵味，并无明显的成就。但弘曆十分喜欢显示其风雅，所到之处，必吟诗记述并御笔亲书，刻石立碑。再经沉下吹捧赞颂，故其擅书之名流传普遍。”[20]在这些学者的观念中，乾隆学习赵孟頫书法，并且水平不是很高。 从书法面貌上看，乾隆确乎更近于赵孟頫，但是不是因为书法面貌相似，就能断言乾隆只是学习赵孟頫呢？答案是否定的。 仅就以《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二十二件乾隆临写颜真卿作品来看，从乾隆十二年（1747）到嘉庆元年（1796）之后，乾隆五十余年间，并没有中断对颜真卿书法的学习。我们看目前所存的乾隆临颜作品，与颜氏原作相比神气有所失，然点画结体严密精谨，亦可窥乾隆临书时的心态。（附图） 我们说乾隆学习颜真卿的书法只是他书法学习的一个断面，事实上，乾隆对古代书家名迹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学习。乾隆在《御笔墨妙轩法帖》有自识曰：“朕听政之暇翰墨自娱，内府所藏书家真迹无虑数十百种，展阅之余，手自摹写，品评题识至于再三。”[21]乾隆对内府所藏的百十种法书名作多有临习，并且进行品评题跋。乾隆七年，乾隆有诗《学字》曰：“长夏清且闲，朝回憩池馆。惹风拂桃笙，鹅溪挥玉管。淡淡墨池云，叠叠来禽版。羲献去已遥，颜柳真迹罕。追摹消永昼，徘徊作清伴。学敬语堪味，笔正规尤善。”[22]从诗中可知，乾隆于羲献父子、颜、柳等书家的书迹都有学习。刻于乾隆二十六年的《敬胜斋法帖》则进一步说明乾隆对古代书家的学习情况。《敬胜斋法帖》刻于乾隆二十六年，四十册，收集乾隆书写的数百件作品，其中前十册是经书及古人的诗文，后二十册则是乾隆临写的历代诸家名迹，从锺繇、二王、颜、柳，到蔡、苏、黄、米、赵孟頫、董其昌等无不临写。 综上可知，乾隆并不仅仅局限于学习赵孟頫的书法，他的学习对象包括颜真卿、赵孟頫，也包括其他古代书家。 另外，我们也不能因为乾隆的书法面貌接近赵孟頫而认为乾隆最喜欢赵孟頫的书法。 乾隆有《书法中最喜黄庭坚笔意因而有作》诗云：“羲之称书圣，诸体无不有。齐梁作者无，李唐推颜柳。惜哉世已远，赝者十之九。宋元差可寻，翰墨出亲手。机暇戒宴安，时或游艺薮。就中名迹夥，唯爱鲁直叟。倜傥无安排，潇洒绝尘垢。譬如百尺松，孤高少群偶。信笔一规摹，运腕忘妍丑。所师在神劲，讵论形肖否。伊余有深意，笔谏曾谨守。好尚苟不端，丧德良已厚。所爱汲黯戆，裁诗铭座右。”[23]从诗题便可知乾隆对黄庭坚书法的喜欢。而从诗的内容我们知道，乾隆对黄庭坚书法的神劲最为推重。当然黄庭坚的书法之外，乾隆于二王等晋人书迹亦十分用心。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在其日常居住的养心殿前殿西间辟出小室，把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集中于此处，名之曰“三希堂”。显然，此三件作品也是乾隆极心爱之物。尤其是《快雪时晴帖》，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乾隆前后题跋达七十三处，每年都要题写一两次，最多的一年跋了六次。 乾隆的《书法中最喜黄庭坚笔意因而有作》和对《快雪时晴帖》的大量题跋，让我们知道：赵孟頫之外，王羲之、黄庭坚似乎更让乾隆喜欢。当然，颜真卿、苏轼、米芾、董其昌等前贤墨迹也让乾隆时时赏读，多次临摹。 2、乾隆赞颜真卿忠义的寄意所在 乾隆在丙午孟秋跋《颜真卿祭侄文藁》时说：“抚卷三叹，知忠烈之可以永存，而声华之朱必恒保。更思时有忠烈之臣，则其世必多丧乱之事，是可畏之甚也。且此数卷独非宣和书谱中所有之真迹乎？其辗转流落民间又将六百餘岁矣。然则弆此卷于禁中，胥足以为殷鉴之警，是不可不记。”[24]乾隆在此虽然谈颜真卿的忠义，但他在此并未就忠义和书法联系起来评论，而是谈到了“殷鉴之警”，谈到了治国理事之大事。在乾隆看来，颜真卿之忠烈固可名传千古，但作为一个皇帝，其实他不愿意看到这些忠烈之臣，因为忠臣往往是在“世必多丧乱之事”之时出现的，而这是“可畏之甚”者。但同时他又希望这些臣子都是忠臣，只有这样其统治方能稳固。 清初，一些明室遗民有着反清复明的情结和行为。一些文人亦因以文字讥讽清人统治而生祸。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消弭汉人学者的反清意识，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乾隆朝兴大小文字狱百起之多，将文字狱的政策推向了一个极端状态。考察文字狱形成的原因，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文字狱都是因为文人们抨击辱骂清朝统治而获罪，“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25]当然，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我们能够客观地分析文字狱之得失，然在清初，在统治者看来，他们兴起文字狱是正常而且正确的。因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是统治者们进行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乾隆作为皇帝，不论他多喜欢书画，他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的统治。 了解了以上背景，我们再看乾隆题跋《颜真卿祭侄文藁》，他对颜真卿这个被人景仰人物予以肯定有着自己的目的，他需要并要求臣子们要向颜真卿那样忠于社稷，忠于朝廷，忠于自己。 除了要臣子尽忠，乾隆帝题跋《颜真卿祭侄文藁》，还传递了另外一个信息：即自己的明君形象。 “贼臣不救孤城陷，卵覆巢倾受酷残。率彼国多忠烈士，知他民鲜鑿耕安。祈天永命奈何忽，制治保邦所以难。独恨当时作君者，深宫歌舞自寻欢。”[26]乾隆的诗并不一定很高妙，但他想说的内容却通个这首诗都充分的表达出来，除了再次对颜真卿的忠君进行褒扬，乾隆更有自警，“独恨当时作君者，深宫歌舞自寻欢”，既然恨彼时君主的寻欢作乐碌碌无为，他就要做一个关心社稷，近臣爱民的明君。当然，这些最终都是为了他“制治保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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