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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变相安乐死（来论） 新闻背景：2015年3月18日，法国国民议会以压倒性表决，通过一项变相允许安乐死的法案。该法案允许临终病人停止接受治疗，将赋予医生更大的权利，可以为末期病人注射镇静剂，让病人进入深度睡眠直至死亡。
法国用了10年时间，才从2005年的“被动安乐死”（允许医生为无法治愈的患者撤除维持生命系统）法案，走到今天的“变相安乐死”法案，足见安乐死——在关乎人类最宝贵生命的问题上，是何等的重要。因为生命对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 长期以来，业界学界对“安乐死”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定论。世界上也仅有极少数国家像荷兰、比利时通过法案，给予“安乐死”合法化。鉴于在法理方面“挺安死”和“反安死”势不两立，于是采用“变相”，无疑找出了一条可以调和的中间道路可走。由此可见，通过这项“变相安乐死”法案的重大意义。很有可能在许多国家产生一种示范效应。 其实，“变相安乐死”与“安乐死”之间仅差一步之遥，虽同为在外力的作用下，帮助临终病人死亡，相当于前者有一个延缓过渡期，后者则恰恰相反。笔者以为，采用“变相安乐死”，除了能够消除在法律层面接受的认知障碍外，更有利于被临终病人和家属所接受。尽管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 中国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经过不知多少代的传承，形成了大多国人固有的传统观念。许多人面对临终病人，宁愿看其活受罪，也不愿选择“被动安乐死”（允许医生为无法治愈的患者撤除维持生命系统），更谈不上“变相安乐死”了。当然，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任何法条规定，可以选择“被动”或“变相”。否则，不仅要背上忤逆不孝见死不救的骂名，不经意中恐怕还会触犯法律。 记得，当年我的一个发小的母亲，到了癌症晚期疼痛难忍，哀求她的五个儿子，谁行行好给她点老鼠药吃，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当时痛苦无比。父亲的同事蒋伯伯，晚年大小便失禁瘫床数年苦不堪言，最终选择坠楼了却残生。还有一位更痛苦的老人，她连选择自我了断的机会全无，因为她全身瘫痪不能说话，靠鼻饲维持生命……耳闻目睹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何止个例？ 诚然，当触及“安乐死”的法律红线时，任何人都会付出代价。2008年媒体披露的助妻“安乐死”案，湖北省大冶市患风湿病瘫痪多年的农妇柯珍英，因不堪病痛折磨和给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喝农药身亡。警方调查认定，农药是其丈夫程鹏才购买并递到她枕边的。依照我国刑法，法院一审判决程鹏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追溯更早1986年，我国首个“安乐死”事件发生在陕西汉中市。当时执行医生蒲连升在患者家属跪求下，为其身患绝症痛苦不堪的母亲夏素文实施了“安乐死”。随后，医生蒲连升和家属王明成被逮捕。尽管后来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必定是触犯了法律。17年后蒲连升对媒体采访所说的一番话，很是耐人寻味：……现在别说他们跪下，就是拿10万，100万，我也不可能给他做的。我要奉劝和我一样的大夫，在国家没有立法以前，最好不要干这种事情，免得重蹈覆辙。我呼吁尽快立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正在悄然吞噬着人口红利。生老病死这个绕不过去的自然法则，也让无数临终病人如何有尊严、更体面地走完人生，不仅是医学界更成为法律界讨论的问题。如果不尽快立法，一方面明里暗里“安乐死”仍在悄悄地进行，让法律出现不应有的尴尬；另一方面，囿于法律不予支持，“安乐死”的旁门左道洞开，也会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甚至被别有用心的真正涉嫌犯罪的人加以利用。所以，虽然“安乐死”立法不能一步到位，但至少像法国那样分两步走，不管“被动安乐死”也好，“变相安乐死”也好，这一选项让国人期待。 （原创于2015年7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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