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花木兰引发的争论

        最近，相声演员贾玲“恶搞”花木兰惊起一片争议，先是有花木兰研究机构及部分人士认为贾玲节目贬低巾帼英雄，要求其道歉，紧接有不少知名人士指出，花木兰乃虚构人物，何存道歉一说？
        然而事态发展较快，近日贾玲在博客上“被迫”向观众道歉，称“由于我的无知和疏于学习演绎了花木兰这个作品”，且称已经认识到：“花木兰是受人尊敬的巾帼英雄，显然拿她来演绎成一个喜剧作品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有违公众审美习惯的”，“艺术无涯，传统有界！”，其道歉博文的标题是《辜负大家，对不起！》。
        实际上，贾玲道歉后仍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早该道歉，其道歉还来得晚了；另一派认为不该道歉，因为对虚构人物的创作不该受约束。
        马未都在基本反对“恶搞”花木兰的同时，还指出：“说句公道的话，此喜剧不是一人所为，让一人背负实不公平，有编剧有导演有演出有审查，其中一个环节不通过，此演出也不成立；可惜的是，此事畅通无阻，令人一声叹息”。
        实际上，这次事件能引发热议并非坏事，既可以百家争鸣，也可以让各种观点碰撞，更可以在辨论中对艺术创作有一定深入探讨及剖析。
        先声明一下，我不同意一种观点——问题的关键在花木兰是虚构人物，可以自由创作。我更建议深入了解下艺术史中对类似创作的不同观点，做更多深入思考比简单浮浅的争议更有价值。
        你可能想不到，艺术史上有比“恶搞”花木兰更令人震惊的作品，同时也有比探讨“恶搞”花木兰是否合适更为激烈的争论。
        最令人震惊的“恶搞”作品可能可以算是《尿撒基督》（英语：Piss  Christ），它是美国摄影师安德里斯·色拉诺（Andres  Serrano）于1987年拍摄的作品，照片是通过将一小比例塑料十字架浸入塞拉诺自己的尿中拍摄而成的。
        拿基督来恶搞真可谓胆大包天。此作品一出，引起一片哗然。很多人不能接受，过不了感情观，那种震动可比贾玲的花木兰要大得多得多，而且是世界级的震动。
        但邵亦杨先生曾在《后现代之后》一书中指出，还是有评论家为色拉诺辨护，如里帕尔德指出，《尿撒基督》是件呈金色的美丽图像，人类身体的体液并不可耻，且色诺拉对宗教十分迷恋。她还将色诺拉作品与戈雅的绘画和布努埃尔的电影联系起来，他们都曾用暴力的题材和图像揭示更深层的道德问题。
        不过，邵先生书中指出，里帕尔德在为色诺拉辩护时所持的是极端艺术自律主义者（autonomoist）的立场，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艺术实验的自主性和它在道德上或是美学上的极端独立性，但他们往往会忽略接受者的情感和艺术作品的社会需求。
        邵先生还指出，另一派观点（以诺尔·卡若为代表）认为：艺术从来“不是纯粹的”，作为人类广阔领域中的一部分，它“总是自然并且自由地与人类其他领域的活动相结合”，它所展示的是“宗教、教育、文化艺术、权力和财富分配”等各种原则，因此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必然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与其说这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不如说这是两种不同层面的理解。二者结合起来看，也许会看得更深入、更全面。更合理的理解是，艺术创作既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自由性，但也要适当考虑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换成贾玲“恶搞”花木兰问题，我既同意马未都观点，不能由贾玲一人承担一切毕竟节目创意、制作及审核非其一人所为，也建议要兼顾艺术创作独立性及创作底限间的调和。这样说，贾玲道歉中“艺术无涯，传统有界！”一句话也未必是冠冕堂皇的套话。
        现在，最难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底限？审核标准是什么？这本不是问题，但似乎又是普遍困或的问题，否则既不会出现花木兰巨大争议，也不会出现优衣库视频是否不雅的争议，甚至不会出现《道士下山》是否“丑化”道教的争议。（作者：陈永东，新媒体评论人电子邮件：[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