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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前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党支部书记，毕生务农，并无多少煊赫的经历。可是，父亲所具有的共产党员的品质，却无处不在闪露。父亲有几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让我难忘。
不过后来父亲留在我记忆中的，却只有一面耸动的背，就像土窑拱形的顶。长大后，我也入了党，条件反射似的，一看到党旗上弯弯的镰刀图案，就想起父亲拉犁的背，那一道道渗血的印子，红得和鲜艳的党旗一样亮。 再一件事，发生在1959年秋天，当时我上高中。那是个星期日，我由县城赶回农村老家，母亲没好气地就让我到南街老崔家去打饭，说是村里实行了食堂化。我拎着饭盆到了老崔家，只见社员们排着长队，打上饭的人故意端给我看：“瞧见了吧，净是汤，吃上这个怎下地动弹呀。”有的人就附和说：“你就不能给你当书记的爸说说，把这食堂给解散了？”父亲当时是停河铺管理区党委书记，管着15个行政村。我把群众的反映讲给了父亲。父亲说：“不光是咱们村，村村都一样。我已经想好了，就是担点风险,也要把全乡的食堂解散了。”我听了忙说，爸，这可是件大事呀，不可轻举妄动。父亲说：“事情再大，也没有乡亲们的命大呀。我一个补贴干部，也就一个月28块钱工资，我就想回家种胡萝卜哩。”等到下周末我再回到村里，食堂已经解散了。各家仍回到各家吃饭。但父亲的乡党委书记也被撤掉了。父亲丢了官，被安排担任城关镇五星人民公社植保站站长，每天带着一位有名的老书法家，在各村写植保标语。半年后，父亲因“右倾”被彻底罢官，仍然回家种地。不久，全县所有的公共食堂都宣布解散，父亲也得以平反。组织上还让他官复原职，父亲从此再没心思到外面工作，终于回村当农民并兼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父亲此举给我的震动很大。我万万没想到，平时罕言寡语、好说个逗笑话的父亲，在关键时刻竟然能豁出命来，为老百姓撑腰请命，全然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父亲这样的党性原则，过去我只在书本上看到过。他的这种品格，就和他早些年在土窑里耸起的脊梁一个样，极像党旗上的金镰刀。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文革”后期。虽然父亲刚年过五旬，但已经明显地老了。少岁扛活，伤损了他的身体，劣质烟又导制他患了肺气肿病。这时他要是仍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开开会，讲讲话，也不是不可以。可父亲坚持把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让给一位年轻人。他的说法是年轻人有冲劲，早点上台，有他招呼着也出不了多大问题。父亲退下后，一到春天，他硬是要亲自为生产队摇耧下种。他说他种了一辈子地，有经验，年轻人种下的地捉苗不匀，会影响收成。后来，他发现队里的20多头牲口膘情不好，毛色也差，又主动要求当上了队里的饲养员，全然不顾他是个半口气。饲养院离家远，白天要铡草垫圈，一天三顿喂养更不敢马虎。到头来，牲口的膘情日见好转，父亲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每天小半夜，他才能喂饱牲口，手里提盏小马灯，一闪一晃地往家里走。回到家，他总是先坐在灶门前的小木墩子上咳喘上半天，把一口气出顺了，才能上炕歇息。我心疼父亲，曾多次劝他说，人老了，年轻时都把力出尽了，那草屑灰尘最伤肺，你还是把饲养员让给年轻人干吧。可父亲不，他说他歇歇喘喘还能动，不能叫毛手毛脚的后生们毁了队里的半份家产。 父亲喂了几年牲口，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后来他连在夏天也出不动气，这才不得不辞掉了饲养员的职务。从此，他整天闷声不响地坐在窑门口的小木墩子上晒太阳，两肩一窜一窜地出不动气，实在不行了，就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瓶气喘喷剂，往嘴里喷打上两下。 看着父亲艰难的喘息，我只恨当初没有坚持阻拦父亲，不然他的体质肯定比现在要好许多。可他是党员，他的身体里有根叫做责任的脊梁骨撑着，他只能够这么做。 父亲活着把一切都交给了群众，他的肉身早已化为泥土，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灵魂之火，却永远不会熄灭，父亲的精神正在鲜红的党旗上熠熠生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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